幸福哪怕时不时地在周围闪现，也是一种安慰。然而他不是苦行僧，也不想做苦行僧。人们常夸耀那种光想自己搞事业而不顾家的男子汉气派。不，这是不负责任的。一个男子汉起码得能够维持家庭的生活吧？如果我热衷于文学研究、文学创作，让妻子去卖血，还算个什么男子汉？对文学的初衷自然不会变。不过文学是人学。不能光从书本里研究人。人的行为更多地是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表现的。尤其根本的是，得吃饭，然后才能干事业。必须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现状。得变通一下，改变改变自己的文不经商的观念了。搞个体经济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要不，实难养家，愧对夫人，愧对夫人！
摆书摊！
1988年5月，长河背了一身债，买了一辆残疾人用的摩托车，跑遍了北京的出版社。三个月跑了三千多里。他不会忘记每一个帮助过他的善良的人们，少儿出版社的副社长庄之明，国际广播出版社副总编吴绪彬，都让他代销书，给他提供方便。
书，一批一批运来了。但是，原来说好一起办书摊的人，突然撤兵了，说是他不想干个体，要找个正式的工作，也好找对象。
难得荣英看重的是长河这个人，长河的人品、人格，而不是人本身之外的附加物，譬如个体还是国营。
荣英说：我帮你摆书摊！但是她天天要去教书的。她来帮忙，时间有限，收入无几。一天朋友们帮助长河在大学摆书摊。长河推销的多是关于新思潮的、学术性强的书，在大学里卖得快。长河难得一点高兴。到底大学生还是层次高一些。当个大学生多好。他本来应该是大学生，应该在这样的校园里读书的。而且也有能力在这里教某一学科的书。但是他偏偏落得在这里卖书！
观念还是没转过来，还是心底里看不起卖书，看不起经商——虽然自己明明是想摆书摊都摆不成！合作者的言而无信，把他晾了。家里那一大堆卖不出去的书，摞得高高的，如同一块块砖砌起的碑，纪念这段夭折的卖书生涯。
或许，长河因为身体的残疾，认识生活比认识书本晚得多。胆识过人而对不利因素估计不足，极其真诚又过于轻信。1988年初有人要办一个厂，聘请他当经营部主任。对方许诺得很好：长河进入了一个执照、户头、项目、贷款、投资、协议书、合同书、可行性报告、《在哈佛商学院学不到的经营之道》、《商业活动论》、《现代广告学》、（有效的管理者》等等令他兴奋不已的世界。后来——不，没有什么后来了。对方说原材料没搞到，不办这个厂子了。长河本来什么都设想了一规划、筹建、发展，就是没想到过会不办。
接着又有人请他经营企业，如此这般以后，又“拜拜”了。
好容易又和几个人一起筹办工厂，场地也有了。签协议书之前，大家碰个头。其中有一个人是长河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当年就Z是他背着长河去考研究生，去检查身体，他一哈腰背起长河上楼、下楼，外科、内科的跑，长河觉得自己像趴在他的背上越过了一个一个障碍向着研究生的目标迈进。现在民间有个词“有托”，这是指那些办事有靠山、有后台的人。长河的“托”，就是像这样的患难之交了。现在共同办事业，自当励精图治。
这天碰头时，这位老友先讲话。他说这个厂办起来以后，能给大家什么利？现在大家强调的是利，应该先谈分配原则。
也许，他讲的是新观念，是应该先谈分配原则。然而工厂还未见端倪，能给大家什么利，还要先靠大家创造出来。这位朋友不干了。另一位同伴相继退出。这个酝酿中的工厂眼看就出生了，竟在临产的时候流产了。
痛苦啊！
这些人中有一个叫郑启祥的，是长河楼上的邻居，六级木工。长河摆书摊的第一天，还抹不开脸来吆喝。郑启祥像唱独角戏似的帮他招徕顾客——来啊，看看这边的书啊！这通吆喝堪称专业水平。这专业在他也是第一次。但他不觉得丢脸。长河需要有人帮助，他应该帮助他卖书，所以心里不虚，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只是把嗓子搞出了障碍——后来哑了三天。他看着长河的一次次奋斗和一次次失败，看到长河跑得把拐杖的胶皮底磨穿了，又把拐杖磨短了一点七公分——他是六级木工，观察长河，先观察他的木制拐杖。拐杖是上好的水曲柳制的。然而握手处硬给长河握出了三个凹陷下去的手指印！应该帮助长河这样的人把事业搞起来。等长河的事业办起来后再参加进来，那就不是我了。得和他一起创业，和他一起吃苦受累担风险，不，我应该而且能够比他多吃一些苦！
郑启祥若即若离地观察了长河两年。长河第三次和人一起办厂时，他参加了进来，一个想法已经在他心底开始成熟了。及至伙伴们一个个撤兵，乃至长河视为庄严的伟大事业，又像儿戏般地结束了，这对郑启祥不啻是一种强刺激——长河太难了，他郑启祥该F决心了。
郑启祥，高高的鼻？上，是一对大眼睛加一副大眼镜。1976年“四五”事件那天，他还在天安门广场写诗念诗，然后把花圈往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搬。明明看见一群人向纪念碑包抄过来，只是心里悲愤已极，除了悲愤竟没有别的感觉了。及至他弯腰又搬起二只倒在地上的花圈时，一记闷棍把他击倒在花圈堆里。醒来时不见花圈，不见诗篇，只有监狱阴森的墙壁。启祥背上至今有一道棒打的烙印，如同牛虻脸上的刀痕，这是真正男子汉的标记。生活如何经济化，人际如何商品化，这种刀痕棒印总是人性、人格至美的展现。
郑启祥这样的人决定和长河一起奋斗，使长河孤寂的心温暖广。长河经历了几次合作办厂的失败，又满怀信心地和郑启祥一起去河南某县谈判。郑启祥背着他上火车。上了车才发现长河的小腿流了一大摊血——人太拥挤，小腿挤压在车门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他们到餐车找到车长，请求给长河补一张硬卧。您看——郑启祥微微弯着有棒印的脊梁——他怎么站得住？
站不住？站不住干吗出来？
长河和郑启祥只好在餐车和软卧之间的过道上席地而坐。外国人从软卧车厢出出进进的。列车值班员问他俩：谁让你们在这儿呆着的？！
谁愿意在这儿呆了？不说在这儿窝着受的这份罪，看那些外国人出出进进的，真怕在外国人面前丢咱们中国人的脸呀！老郑！
记着！一定要记住我们此时此地的处境！
下火车后上了长途车，雨天路陷，车右侧的后轮陷进了一米深的大坑。长河正好坐在最后一排的最右一个座上。一车乘客往长河这方倾斜。“你们这帮笨蛋！”长河大叫，“赶怏往那头挪！要不车就翻了！”乘客们这才反应过来。玄呀！车一翻，正掉进河里！好歹车又开动了，只见前边围着一帮人，原来是一辆汽车撞在一棵树上，把站在树下避雨的人给顶在树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