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是能倒着活一遍，怎么样？譬如女人的一生，先当唠叨的外婆，再倒回去当劳碌的母亲，再倒回去当幸福的新娘，再倒回去开始梦幻的初恋，最后快乐到极致地倒回了进去——进入温暖的母体，吃喝拉撒睡全由母体赞助，径自在温馨的羊水里作消遥游，再不用担心学校摊派、猪肉涨价；不用担心思想没有理顺到上司的睫毛里就不被聘任；不用担心中国特色的“官倒”这个词儿翻译起来，如何用英文单词优化组合才能叫洋人顿悟；不用担心年过半百评上了副教授拿到了120元的工资，又双喜临门儿子考上了大学每月要消费100元，子子父父齐呼理解万岁。
关于倒着行走和倒立对健康的好处，已被吐人公认。关于倒着活一遍的乐趣，我在前边已率先论证，只是尚未请专家开鉴定会。会，是要开的。开了会，专家们对论文作个鉴定，我申报高级职称时就有了成果。至于人到底能不能倒着活，也就是说，我这项成果到底能不能应用，能不能投产，投入产出比怎么样，能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能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个一般不会有人过问。总有一些人专门搞另一些人的鉴定，而另一些人专门在工厂做技术工作。这两个环节之间，脱节的地方多了。早有洋人说我们不该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个未必准确的词：“科技”。其实我们汉语之玄妙，洋人如何得知？我们自有一部模糊语言学。论语曰：有德者不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一言便道出我们模糊语言学的诸多精妙处之一，就是，说的和做的可各行其是，如同有的工厂政企分开后各自为政一般。所以，我们嘴上说的是科技，做起来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如此超然圆通，只有兼得老庄、孔孟的身传，又怀特异气功之国人，方能悟道。比我们晚开化千百年的洋人，岂能领略于万一？我们泱泱大国，不要动辄就说人家日本经济怎么发达，说日本搞个成果总要看能不能应用，有没有效益。我们不在乎，我们不管它。
伤脑筋的是怎么请到元老型的专家。至于他们的学识今天是不是只能得元老杯安慰奖，我们不计较。能请到达一级的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人物参加鉴定会，我的成果便如元老人物一样地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众凡人焉得不群起而捧之乎？
至于我的关于倒着活的论文能不能通过鉴定，我是自信的。多少发明，创见不都是倒着思维、倒着来的结果？要不，先把关于如何倒着写文章先写成论文，再开专家鉴定会，然后才投产——我才用这个方法来写作？凡事等一等，看一看再说。24届奥运会足球场上，我国健儿在球门前，在本应起脚射门、射进成功之门的关键时刻，又以传统等等看看之美德把球传来传去我等你你等我，直等到对方队员来把球从自己的脚下传走。
写到这儿，得知有关方面重申，科技成果无须全部进行鉴定，既可发挥社会公认的作用，又可减少各类鉴定会。好，这是改革的成果。我可以放心试制我的倒着写的故事了。
第一篇
获奖是件叫人懊丧的事。
1984年评上的国家级发明奖，1987年还没有拿到证书。现在打电话去问，大概不算心急吧？电话筒那端说证书早就发了。不，我们到现在也没拿到。那我们查查，哦，是没发下，管这事儿的人去了讲师团了。
我常常担心中国的很多词儿、事儿怎么翻译？譬如上面这一句。先要讲清何谓讲师团。但是未等我讲清，洋人就问为什么有人去了讲师团，国家级获奖证书就发不下来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去讲师团，没有人力来发这一份证书？是不是去讲师团的这位先生或女士不同意发达份证书，即使国家评上奖也可以卡住？是不是贵国发证书隆重非常，缺一名工作人员就不能发？是不是贵国的国家证书如人民币一般大量印发，所以少发一份也没人搞得清？
NO，NO，NO。我说。什么也不因为什么。这是平常的正常的经常的习以为常的事，谁也没有责任。譬如说吧，在一些机关里，再过半个月就是国庆节了。节前了，节后再说吧。节后自然心还收不回来。然后，有关人士的哥哥的妻子生孩子了，然后又是节前了，元旦了。有关人士自己要结婚去了。如今常规结婚方式是旅游。然后，结婚的回来了，没结婚的吃喜糖，大家都结婚。如此喜上一些日子，又到节前了——春节要到了。更长的节前和更长的节后。
对不起！洋人打断我了，请我解释这“节前”和“节后”是千什么的？我说这是准节日、亚节日、次节日、模糊节日，似节日不是节日、比节日更节日。因为节日其实很短，而酝酿节日、准备节日所具有的临界点美感，消化节日、回味节日、交流节日所具有的美的升华，都已远远超出节日本身的美学价值了。
这门模糊节日学只是模糊社会学的一个小小的章节。所以，有什么必要去探寻为什么那张国家级发明奖的证书迟迟没有发下呢？时间就是金钱，难得模糊。而且，曹凤国打了电话之后很快就拿到这份三年前评上的证书了嘛。问题还是在曹凤国自己——自己的事，自己不去催行吗？我们办个什么事，不都得自己去跑，去催。
以曹凤国为首的四人发明群体，我看也是差劲。他们领判证书的一年前，1986年，拿到了这笔国家发明二等奖的奖金，怎么一个人也不高兴？人家欢呼请客。他们一个个呼之不出。当然，同样1984年评上奖的，人家早就拿到奖金了。但你们总归也是拿到了嘛。实际值不等了是不是？同样一笔钱，钱不值钱了是不一是？当然，你们的电脑般的头脑只用来算你们的试验项目，不会算这个的。可是你们没有一点请客意识，像我这种市井俗人，也只能这么猜度诸位。你们再想想，你们几个拿到钱了，人家呢？不是更多更多的人从来没有拿到这种奖金么？你们换个位置为别人想想呢？别人看着你们拿钱是什么心情？设身处地，吾民族方能得以你好我好大家好形势大好。
曹凤国要知道我这么说话，又该说他们这个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特殊材料加工研究部的同事们，如何如何地好了，说我小瞧人。我才不想和他争呢。他平时可以拿出好几百元买冰箱放在单位里实行共有制，拿了奖金反倒声明一分钱都不请客！他这人总是倒着来，跟他有什么好说的？我刚才也不是说他的同事。我也还认识他们。我只是说人同此心。哪个人拿了奖金不面对一片“请客”的欢呼声。在欢呼声中，你手里的奖金便摧化成花束，你像梦游者一般向欢呼的人们撒着花瓣。你一边撒，一边说，这是妻子要的羊毛衫，这是女儿要的录音机。外国人拿钱买时间，中国人拿钱买笑脸。东西方文化在此分叉。
笑，是我国模糊社会学的一种极致文化——模糊笑容学。症结在于掌握该不该笑，掌握什么火候、烹调成什么味道的笑。1985年春，曹凤国他们获得国家二级发明奖的这项“聚晶金刚石工具电火花加工技术”，在日内瓦第13届世界新发明展览会上荣获银奖。本来我国上报参加该展览会的20个项目中，并没有这一项。临去日内瓦前两周，那20项中刷了若干项，不够数了，要找几项补上。这本来也是正常平常事。但出国名单已经定下，只能请出国人员代替曹凤国去日内瓦讲述这个项目的效应。此次展览，我们载誉归来。首长要去机场欢迎为国争光的得奖人员。唯曹凤国本人并未出国，下飞机的人里没有他怎么办？不过这类事，在模糊社会学高度发达的我们，是小意思了。叫曹凤国去机场混在回国人员队伍里，假装出国归来即可。曹凤国得笑。欢快而谦和，自豪兼自得，充满使命感和走向未来的现代感。这是此情此景下的笑的程序。然而曹凤国不知是忘了带上模糊笑容学的软件，还是按错了键盘，他脸上显现的笑既不具现代感更不具自豪感。哦，得奖回国的人员早已排好队步入，本来没有把曹凤国算在内，这又不能像排队买菜似的插队。一人离队干站着又觉得别扭，觉得尴尬。这种别扭尴尬意识本身就愧对首长。某人和某人如此一说，得奖回国列队便腾出一个曹凤国的位置。人们拥上前去给获奖者一人献上一束鲜花。这个出国代表团在飞机上就发电传到国内，说好了下飞机的获奖人数，也就是花束的数字。现在多了一个曹凤国，就少了一束花。有人把自己的花让给曹凤国。曹风国不能要，又不能不要，记者已经围上来拍照了，能说就是不要这束花，就是不要人家献的花吗？你一个人不接受献花，叫前后接受献花的人怎么办？你是真的不要人家让给你的花，可人家也不是假的让给你，人家也是真心的。就在你接过花的刹那，咔嚓！咔嚓！咔嚓！
大家说照下了曹凤国。我看到照下的不是曹凤国，不是曹凤国的真形。
曹凤国本来并不想把他那项目送往日内瓦。不去。不去不行。这事上面定了。怎么不行？就是不行。可是，自己不能随项目出去讲述，连准备项目材料的时间都不够。如果仓促送到国外参展，评不上奖——洋人不给评奖，那，这个项目不是更证明是不行吗？官司更打不清了。
从1984年6月评上国家奖就开始打官司。有一家大单位说该发明奖应属他们，他们发明在曹凤国之前。
这种官司，中外都有。很多国家实行了专利申报在先制，以申报号为准。我国当时还没有实行专利法。没有法，就什么事都会有。曹凤国的项目是开过鉴定会的。对方没有开过，而且不开有不开的道理：为了申报专利。对方写材料申诉，曹凤国自然得写回复信，偏又极不情愿。有些人写这种回复材料，比他们写的发明项目的材料还厚。有些人在打官司上耗掉的精力，比搞发明还多。现在曹凤国进行的不过是常规战。一场官司牵涉几个月精力，就急不可耐了？就觉得不能集中精力****想千的事了？发明权限有争议，从来就不能发奖——发给哪一家好？曹凤国劝慰同伴，劝慰自己，重要的不是奖，而是成功。成功是用生产实践检验的，然而心里还是难受。有时真难受。
从1984年评上奖后一直争议，一直不休，没有不了，也投有了之。关于发明权限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的问题。关于发明者是否需要兼具打官司的功能的问题，关于怎样去做人和怎么成为人是两回事的问题。如此事关重大，自然不能轻率定论。偏偏一年后，1985年4月得了个日内瓦银奖。国人争论不出结果，洋人拍了板。官司撤回。1985年11月，上边下文维持了曹凤国他们的发明权。
如果没有这次日内瓦的洋人拍洋板呢？
曹凤国难免还要把精力消耗到科学和技术之外，消耗在不科学非技术的问题上。我国知识分子精力的无效益消耗，是否需要作量化研究，并把如何回收无数益精力列为国家重点投资项目？我们如何顾得上？我们新潮上的弄潮儿正醉心于用惊世骇俗之霹雳语宣称，我们遵循历史衍生和文化沿革，透视了现实意蕴和意识构建，根据双重参照系，弘扬全体意识，进行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研究，达到了价值的超越和个体的自由。
我们文明古国，语言之丰富，之变幻莫测，令人享用不尽。语言本身就是美。那么，人本身在哪里呢？
在这里。在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特殊材料加工研究部。虽然只是两排红砖平房，一个小院，曹凤国一到这里，他的生命信息就一下汇聚起来。曹凤国这三个字，便不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生命主体。1983年左右，他和同伴们已经用十几种方案试验人工生产的聚晶金刚石工具的加工技术。方案如何变，思路没有变：热效应加工么，得加大电压，加强脉冲。试验一年半了。这天突然加工速度大大提高。怎么提高这么快？这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么？快，快查线路，找原因。查了一天线路，一切如旧。再查一天，哦，线路虽然照旧，但有一根线路装配的时候程序错了。只这一根线的接错，增加了力。原先只以为是用热熔化金刚石粉，这次竟是用力破碎金刚石为晶体状，变热效应为力效应。没有突破的思路，就没有科学理论的突破。这一来，比国内最高水平还要提高5-30倍。用这种技术做的刀具提高寿命80倍。十几个省市的六七十个单位用了这个加工技术，一年可以给国家节约金刚石粉数以万克拉计。有人说曹凤国他们不就是接错了一根线么。就是！牛顿不就是看见一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么。嘁！
如果不接错线呢？可能还蔓延误半年、一年。但这“错误”是汗水浇灌出来的，谁能走到达艰苦的一步，这个突破性认识就属于斯人。
多走这么艰苦的一步。
关于艰苦，中学生大学生高叫活得沉重。这些沉重的学生的父母忙着理解学生的沉重，便忘了自己原是更沉重的。女人们大叫做女人难。其实女人有妇联，有女记者协会、女企业家协会，有妇女报、妇女刊，有那么多服装公司、服装摊档专为妇女要花钱服务。女人属于保护对象，各种神经质，发泄癖，挟制欲可以得到弘扬。女性中，更年期女人尤其说活得苦。以前的妇女不知更年期为何物，更年期时忙着干活带孙子呢。现在更年期症状越说越可怕，好像是女人的世界末日。全社会都要体谅，照顾更年期女性。更年期女性认为自己的一切歇斯底里都是生理的，正常的、必不可少的、不如此就枉过了人生最可恣意的年华。根据物质不灭定律的推论，更年期****的减退将转化为别的欲。
我各处采访时，便有月经正常的女性向我哭诉如何受到更年期女性的欺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