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他被关押、吊打9天后，他如同从炼狱重返地面。既已死过一回，生死也就置之度外了。他觉得地狱虽有18层，他是下过19层了。现在哪怕回到18层，就很好了。坏人就坏人，身上吊的、跪的、被打的、被勒的伤痕复伤痕，再加几道心灵的伤痕，不过如是了。他的身体这里那里在痛，对这点痛的信号他都不接受了。他的心灵平静轻松到近乎麻木。从此他反而可以摈除尘念静静画画了。他生下来就是要画画，如同人生下来就要吃奶。不是为了什么，好像什么都不为。这种经过磨难的超脱，摈弃了乖巧圆滑小智小技。苦难是一种积蓄，一种不断给他的艺术生命补充养分的积蓄。尊崇人类的苦难吧！
他想法找来旧的美术书刊，裁开、剪断。每天到厂里劳动时藏几张在身上，万一被人查出只说地上捡的。上厕所时能读一点是一点，被人撞上只说这是手纸。“****”开始时花鸟画也是首当其冲被批判的。因为花鸟画很难直接为政治服务。你画一只鸟如何能表明这是无产阶级的？你画一朵花，又如何能论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山水画好办多了。山山水水之间加一条高压线或是加一个女地质队员，这就是社会主义新面貌丁。而花鸟画，似只能使人玩物丧志。然而我国从宋、元、明、清以来，花鸟画都独立成科，都有大家。传统传统，只有能传下去的才能去统。花鸟画日后如何领一路风骚？杨玉琪从小画水彩，此时觉得水彩画终究欠深沉，不如从此改行学花鸟画，他说不能讲这全是为了振兴中国的花鸟画，这或许也是一种逆反心理。这世界不会永远是“****”，不会永远斩花除鸟。而水彩画中用色、用光、用水的技巧正好可以在花鸟画里洋为中用。他画水彩画常常在厚厚的纸上冲水，冲色。他画花鸟画则把薄薄的宣纸先喷潮，刷潮，画得湿乎乎、毛茸茸，雨濛濛、雪膨膨。美呵，那花鸟万物之神韵，那天地之精神日月之光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杨玉琪被关的那9天里，有一晚是造反大队长看守他。大队长悄悄对他说，给画几张画吧。他一惊。问画什么？大队长说画四条屏。所谓四条屏，就是春夏秋冬四条画幅。杨玉琪以为大队长总是最革命的人，想不到也喜爱画。他是深深地感动了。他回家后，悄悄找他画画的人很多。泰州人做家具，老式床上应有一面镜子，如果画张画贴上，可省去买镜子的钱。五斗柜上也应有面镜子，同样可用一幅画取而代之。三门柜上更常用一幅画来代替镜子。当然得用铅画纸来画国画，否则如何能做家具？杨玉琪心想上面批是批，下面还是需要画。譬如画几条鱼，题款年年有余。画月季花和鱼，题款月月有余。画牡丹花和鱼，题款富贵有余。虽然这是一种民俗文化，然而不正告诉他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他从那种添加高压线的山水画受到启发。凡画花鸟风景，一律添加上革命诗，尤其是领袖的诗词。譬如画菊，写上“战地黄花分外香”；画柳，“春风扬柳万千条”；画梅，“俏也不争春”。有了这层保护色，就尽管画去了。
从石缝中挤压，生长，成活的人才，必是极具生命力的坚韧不拔者了。
自己坐在同学中间像只大河马。
1984年当杨玉琪终于进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进修时，他看看同班的同学，大都二三十岁。只有一位50岁的。还有一位年纪大的，就是他，38岁。他38岁上学，而14岁的时候却当了老师。那时娘说他是老大，既然没有资格进高中，那就去教小学。14岁的他长得像个还没发酵的死面疙瘩，又干又小。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大都比他高大。他一进教室，学生哄堂大笑，说这哪是老师？他自己也觉可笑，自己怎么就变成杨老师了？也许从这他装大人装惯了。他一生再没人管他叫过小杨。学生疯笑，他得硬绷着。偏又注意到两个学生在桌下玩铁皮盒。那种盒里有洋虫，或是蚕。14岁的半大小子杨玉琪从来就没钱买玩的。洋虫也要花钱买。这种装在铁皮盒里的洋虫真是太好玩了。他盯着这两个学生，盼着他们拿到桌上来玩，那么杨老师就有权没收这不应该在课堂上出现的铁皮盒。学生刚一亮出铁盒，杨老师立即呼风唤雨般地把此物收入手中。杨老师还真厉害！杨老师中午回到家还来不及坐下就掏出铁皮盒来玩。娘骂他个狗血喷头。他再不敢没收学生的玩具了。他生来就不该玩的。他更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家是老大，出门是老杨。他把代课所得的钱如数交给娘。娘说你都用来买画纸，颜色吧。
现在，38岁的货真价实的老杨坐在课堂上，如同14岁的杨老师走上讲台一样地不知所措。南师大的老师问那50岁的学生：老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杨玉琪觉得，从长相看他和那老同志也不相上下。他真不知老师接下来是不是也会称他老同志。他心里一阵悲凉。1963年他考上海戏剧学院时，他看到舞台美术的大学生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大学生真大。如今觉得大学生这么小，自己坐在他们中间像只大河马。
南师大进门那块大草坪上，学生们或是把书盖在脸上仰泳似的躺着遐想，或是把书打开放在草地上俯卧撑似的撑着读书，或是背靠背坐着一起复习功课，或是脸对脸争论什么。草坪周围艳红的美人焦衬着他们，如同一个美丽的镜框衬着一幅青春画。杨玉琪知道自己不属于这幅青春画。他在校两年从未走进这个草坪，总是绕着草坪走，如同打擦边球。
梧桐树为他搭起了辉煌的景
不过他不是擦边球。他正是在南师大认识了他自己。
有一次他在过道里走，正好看见老师在一幅挂着的大写意葫芦画前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在评价。杨玉琪站住了。这幅画的作者不就是他吗？他有这么好吗？他自己究竟没得数。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许正是南师大老师的肯定，使他开始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
他最难忘的恩师谭勇教授是徐悲鸿的学生。谭勇老师强调要在形象准确的基础上传神，以形写神，中西结合。杨玉琪师其心，师其魂。难怪廖静文一见杨玉琪的画就称赞这是徐悲鸿先生的第三代传人。除了谭勇，还有教授王达弗、卢是、罗剑钊、杨建候、黄纯尧，还有徐培晨讲师……杨玉琪至今想起南师大，心里就奔涌着一股热呼呼的感情。他在课堂上亲眼看到71岁的谭勇和80多岁的杨建候对着廖静文叫一声师母深深地一躬。一个育成就的人，他的人品比他的艺品更能震撼人心。
杨玉琪在南师大进修时曾在一个老年大学美术班兼课，赚点生活费。后来老年大学成立研究班，要聘请曾经教过杨玉琪的一位老师给他当助教。研究班先征求那位老师的意见，说考虑到你们曾是师生，想听听你的意见。老师说哪个画得好哪个上，也愿当杨玉琪的助手。但是杨玉琪认为即使只教过自己一天也终生为师，他不能想象怎么可以让自己的老师当自己的助手。从此他辞去了老年大学的这份工作。
老年大学的学员多是离退休老干部。有位老干部曾经觉得自己如同金华火腿上的麻绳。买火腿时连绳称，绳的分量算进火腿的分量。一旦把麻绳从火腿上解下来而不再用来挂别的什么，往往被弃之一边了。但是在老年大学他们又是活脱脱的人了，人的本性又回到他们身上，唤醒了他们对美的追求，唤醒多少美好的感情。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同志后来见到二十几岁的正丽君，正儿八经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师母，羞得丽君玉琢的脸红得像颗大玛瑙。美术班里有一位大头大脸的大个子学生，原是战功赫赫的副军级干部。每天早晨来扫地、抹桌，给大伙换洗笔水、刷调色盘。以前他在部队，这一切，用得着他动手么？可是现在他乐呵呵地端来一脸盆水，对大家说：嘿嘿嘿，水来了。还有一个平素寡言的老干部，这天杨玉琪刚讲课，这位老干部就要求杨老师可不可以给他画两笔，他有事得早点走。杨老师每堂课轮流给这几个那几个学生画两笔。这次给他画当然可以。后来杨玉琪才知道，这位老同志那天要赶去参加他儿子的追悼会。他儿子是个很好的研究生，得肝癌死了……而他还记着不要落下这天的美术课！人的追求美的本性终究要释放出来的。这是一种生命的释放。杨玉琪感到他心中满满的情感涌涌的要从他的笔端写出来。他每天半夜从南师大骑车回他借宿的江东门农民家。高大的梧桐树在路灯映射下，像芭蕾舞台布景似的，那么气派、辉煌。杨玉琪驰向一条街又一条街，梧桐树为他塔起一个辉煌的景又一个辉煌的景。
他多想接过这些画连同这个姑娘，住在撑开的大伞下。
杨玉琪画展的全部画，都是王丽君在她老家那间7平方米的小屋里裱出来的。门上打着补钉还漏着缝，好比一个人假装闭上眼睛其实睁开一条缝。门旁有一窟窿，或曰窗。潮乎乎的砖地上有一棵大树，是用来撑住屋顶免得倒塌的。住这屋。自然冬凉夏暖如住在一把撑开的大伞下。房间呈手枪形。屋中横陈一张长1.9米的只有自我没有他人的大桌子。“枪把”处本来宽1.9米，但是一头墙上得挂裱好的画，所以只能放一块长1.6米的木板权当床。床板三分之一的地方被杨玉琪的资料蚕蚀。而且一层放不下，床上码着砖，每五六块砖搁一层板子堆资料。床板余下的三分之二版图归王丽君。身高1.65米的她，每晚只能屈着双膝睡，免得双脚掉下床板，免得碰撞了叠罗汉似的砖。这种睡姿属高难动作。她这么睡一年多，觉得很好。因为万一身子稍动脚挂下下床板，正好可以醒过来接着裱画。
本来杨玉琪自己也不会裱画，但是既然决计没有几十，几百的钱去裱一幅一幅的画，只有自己来。自己，包括他和丽君。他找本有关的书来先看会了，然后讲给丽君听应该怎么裱画。杨玉琪说他们这种裱画如同一个瞎子加一个跛子，瞎子背着跛子走路。偏偏丽君这间伞屋一到冬晚就结冰。裱画时一刷糨子就冻住，得用热水袋一点一点把糨子烘化开了再裱。大画比桌子大得多，先刷一半糨子，拖过来，再刷另一半。高2.8米的大画，只有挂在小屋尖顶处才能不拖在砖地上。丽君在桌旁放着只凳子，在桌上放只大板凳，大板凳上再放只小板凳。这样，踩着凳子上桌，再上大板凳，再上小板凳。从桌上下来一碰到凳子，就坐上睡着了。这一睡就到天亮，就得去上班了。此后下桌十分小心，下来就是下来，身子必须听从大脑指挥，再不滑坐在凳子上了。实在困得不行，靠着墙站会儿，脑袋往下一搭拉，脖子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职，立即使劲再撑起脑袋瓜，接着裱画。再不然看看杨玉琪的画，感受感受他的意境，汲收汲收他的力量。
白天上班晚上裱画需要力量，抵挡别人的猜疑和好奇也需要力量。夏天她在门上挂一密密实实的门帘，生怕女友们找她时一下撞进来看见她这一屋子的“私活”。门外只要有人喊声小王，她听得一撩起门帘就把门在身后掩上。真正地示意来者不欢迎进屋。女友诡谲地问这屋里有秘密？问急了丽君说她的男友在里边。
伞屋里是藏着她的男友。这里的每一幅画、每一根木头，都是杨玉琪。是的，包括每一棍木头。那都是她从木材站买来的。两三米长的树也是她绑在自行车上推回来的。少不得车和树和她一起摔下。痛倒不觉得。因为她的痛点在树上。要紧的是树是不是无损？这是要锯了刨了漆了给杨玉琪做画轴的。
总觉得路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俩是“假的”。
王丽君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把裱好的画送往南京。在南京偶被杨玉琪的熟人撞见，每每指着她问杨玉琪；你女儿这么大啦？她平时专门注意中年妇女的衣着，去南京故意戴上一副老式眼镜，再盘上头发，穿上尽可能老式，土气的衣服。譬如烟灰色的两用衫或黑裤。若有人问她多大，她说差不多30岁了。虽然她穿上过于肥大的罩衣，反而更使她像个穿娃娃衫的女孩子。年轻姑娘青春新潮的打扮，这一页被跳过去了。她已经习惯于穿素静，庄重的衣着，随时考虑着她和杨玉琪两人的协调。到1989年她已是孩子妈妈了，再穿花花绿绿不台适了，她说。可是这位孩子妈妈不就才二十七八岁吗？
再说丽君抱着裱好的画卷到了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杨玉琪隐身人般站在车站的暗角里，只能远远地看着她扛着大捆的画下车。多想跨上前去接过这些画连同这个姑娘。可是这趟长途车上全是泰州人。小城没有秘密。创作口头文学的人太多。丽君一路上只希望车快开快开快点到南京，在车上她一眼就能看到隐身的杨玉琪。多么亲切的亲爱的身影，多么亲切的亲爱的一切的一切！但是最富激情的时候却偏要抑制住感情！
丽君毕竟是姑娘，任何女性都愿意上商店看看。杨玉琪带着她走小路穿小巷，总觉得路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俩是“假的”。他们不能结婚，他们就是“假的”。如果有一天他们可以什么都不怕，不怕任何人看见地一起上街走走，那是他们至高至高的愿望了！后来他们的儿子一周岁时，他们想尝尝正宗恋爱的味道，上南京旧地重游。两人骑上自行车逛大商店看老朋友，自由自在！自由太可贵了。杨玉琪骑车骑得屁股皮都擦破了，血粘着裤子，坐都坐不下。但是还可以走。把他俩当年躲躲闪闪地走过的小巷子都温习一次。这次他们怎么走怎么协调，再不觉得路人以为他们是假的了。只是从来不手拉着手。可能是杨玉琪的心理障碍，总觉得自己比丽君大太多。唉，这又何必呢？这个杨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