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计划败露——除了笑，我还能为佐藤做些什么呢——两个嬉皮士向我们走来——酒吧老板迎了出来——跨越国界——口误——我从车窗里隐隐看见——飞机往前开，心绪往后倒。
行动计划败露
我又开始策划一个行动。
我看看表：九点。若是在我北京家里，一到晚上九点，沉沉的夜幕早巳把我和世界隔开了。我只能困守在家里，也只想蜷缩在家里。但日本松山市的夜九点，像一个穿着夜礼服的珠光宝气的美人，叫你不能不想多看她两眼。而且，愈是临近回国的日子，我的好奇癖和观察癖愈是发作了。不过，我不能再拖累同车的三位先生。等我们回到下塌的松山全日空饭店，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事务局次长佐藤纯子先生（日本对女士也可尊称先生）和事务局长辅佐横川健先生看着我乖乖地走进饭店，他们就可以安心地休息了。当然，我不能不和一起回来的邓刚打个招呼，告诉他我一个人再到旁边的街上走一走。我们这个五人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张光年和副团长从雄熙，从学问到声誉到年龄，都是我等不可望其项背的。到他们这样的年龄自然不能像我这样疯跑。第三号种子邓刚是我们团里的年轻人。
“我不同意你出去！”邓刚大吼。
“现在我是第三副团长！”他又加上一句。大概是觉得情况紧迫，只好自封为“第三副团长”来加强他讲话的权威性。
“第三副团长”的吼声一下把我的行动计划败露了。除了笑，我还能为佐藤做些什么呢？
佐藤先生和横川先生立刻帮我从炮击般的吼声中解救出来：时间还早，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
我觉得我被两股相向而行的感情冲击着——我终于战胜了“凶猛”的“第三副团长”，我出游的计划“得逞”了，这自然叫我高兴。不过，我看着佐藤和横川，又实在非常地不安！我们是前天傍晚坐船经濑户内海到达松山的。船在六七级的风浪中颠簸，这种颠簸对于我来说，是大海的摇篮，于是我睡着了；对于佐藤先生，则是大海的戏弄，事后我才知道她难受得无法支撵，连连唱了二十几支歌（而且是中国歌），才顶住了风浪的袭击。下船时凤雨交加，一顶伞哪里挡得住满天雨？佐藤纯子又晕船、又受了凉。可是昨天清晨一见面她就问：你们睡好了吗？上午、下午、晚上照样陪著我们活动。今天又是一天了。“像累吗？”我一边走一边问她，这句话是真诚的，但又是毫无意义的。邓刚立刻“揭穿”我：“你一边问人家累不累，一边又往前走，非要把人累死！”
我歉疚地笑笑。除了笑，我还能为佐藤做些什么呢？两个嬉皮士向我们走来。
横川健同时在接待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昨晚赶到松山，他在松山市长为我们设的餐食会上做译。他那一口中文使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中国人！今天拂晓四点，他就分别来接我和邓刚的门铃，唤醒我们去渔场。然后是参观菜场、美术馆、农村，直到刚才陪我们去池内先生家，直至现在我又要出去。其实我真觉得晚上街道上全是霓虹灯，我一个人走走根本不会有事。可是事后邓刚告诉我，这晚他和横川走在前边，我和佐藤走在后面，中间拉开了一点距离。两个嬉皮士模样的人从他们身边擦过向我们走来。邓刚看见横川先生紧张她、但又不着痕迹地一下转过身来看着我们，生怕嬉皮士招惹我们。“我一看他那样，”邓刚说，“我也作好了准备——一旦你们出事我拔腿就跑。”这是邓刚式的语言。我于是明白佐藤先生、横川先生为什么一定要陪着我。我正在兴头上，完全没有注意到嬉皮士，而佐藤和横川为了保护我的这份兴致，为了使我尽兴，真是尽心、经心啊！
酒吧老板迎了出来。
那晚我们走过一家酒吧，我很想进去看看，但我身上没有料（日本管钱叫料，需要花钱的事叫“有料”，不花钱的叫“无料”），所以只能希望打开门看一下。酒吧老板迎了出来，自然以为我们是顾客啰。佐藤对老板说我们是中国人。老板立刻把我们让了进去，进来四大杯加了冰块前酒。当然这是“无料酒”了。一个团体正在酒吧里举行聚会。他们腾出座位拉着我们坐下，而且拽着我的背包直说：你不要走，你不能走！一个日本姑娘亲切地走到我的跟前？“我最希望去的国家就是中国！”
我想起下午在松山农村时，一位可爱的农妇兴致勃勃地问我：“昨晚你看了电视里日本和中国的女子排球赛了吗？”我问她：“中国女排赢了日本女排，你高兴吧？”“高兴！高兴！”她连连点头来加重语气，漾出一脸笑纹。
我们从松山农村回到市区后，就去松山南海广播电视台的池内央先生家做客。池内先生一听说邓刚是大连人，立刻拿出两盘录像带放给邓刚看。一盘是1932年的大连，一盘是今日大连。因为，他是生在大连的。在池内家的两小时，池内先生不知道拿出多少道的冷饮、点心、酒菜来款待我们。明明是穿裙子、单衣的季节，他还怕我们凉，特意开了暖气，融融暖气和一道道的冰淇淋，使我们在两小时里饱尝了日本人民的盛情。
跨越国界
又一天我们从街上夜游回到新大谷饭店后，我才知道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样子总要看着我们回来才能放心地回家。我跑到她那儿说了一串感激的话。是因为不知怎么表达心中的感激，还是因为在感动和激动的冲撞下派生了语言的灵感，我这一串话竟夹杂着刚学来的两句日语、大学时代的英语、小学时学过的几句俄语乃至我青少年时代一直讲的上海话。说完了我自己觉得太可笑。亏得佐藤样子只感受着我的真情，顾不上注意我说了些什么。中日人民跨越国界的友情派生了我这种跨越国界的“世界语”。我们一起笑了起来，笑着迎接中日友谊新时代的到来。
正因为过去有那么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人民就更加希望那样的时代永远不再出现，中国和日本已经结成七十三对友好城市。七十三对友好城市，佐藤、横川、池内……啊，友谊的网络，感情的网络！
口误
一盘水果擅自来到我的房间。
可不吗，我们是第一次走进东京的新大谷饭店，我是第一次走到我的457房间，可是怎么的，我的窗台上怎么放着一大盘水果？香蕉、桔子、草莓，搭配得像静物写生一样美，美得使人产生一种不仅用眼睛来欣赏而且要用嘴来欣赏的欲望。可是，这盘水果是哪来的？
我终于发现水果里有一张名片，原来是中岛健藏先生的夫人中岛京子送的。
啊，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暧感。
晚饭时光年同志问起我们房里是不是都有一盘水果？我们一齐坦白：有。而且已经吞食若干。光年同志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与中岛健藏先生的友情，所以想保留他那盘的观赏期，他显然没有惊动水果。“我刚才在家里沏了壶茶。”他说。
在家里？当然他是口误，他是指他那房间。如果他没有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就不会产生这种口误吧。
我从车窗里隐隐看见……
日本企业家是精明的，日本精工表是精确的，日本随处可见的小商店是精巧的，日本人民表达友谊的方式是精致的。我们去拜访奈良药师寺的安田夫人时，看见她在客厅里已经插上了中、日国旗。晚上她请我们上饭馆吃饭，那饭桌上也已经插好了中、日国旗！我们离开东京到箱根小涌园饭店时，只见饭店大门口挂着“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横幅。第二天离开箱根对，只见饭店门口又打出一面挺大的五星红旗。几个服务员一人举一面小的五星红旗站在大门口。我们的小轿车开出了很远，我从车窗里还隐隐地看见他们举着我们的国旗。
后来，当我在松山的南海电视台又看到会客室的桌上插着中、日国旗时，已经习惯于日本人这种表达感情的精致了。不，我还是惊讶了。因为在这两面国旗上面的墙上，挂著一幅画着黄河的画。日本朋友说，这是为了欢迎张光年先生的到来，欢迎这位《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的到来特意挂上的。
飞机往前开心绪往后倒
在日本，我时时觉得好似回到了家里——祖祖，甚至产生一种幻觉——本来就没有离开家里。在松山市的三天，更加深了我的恍若没有出国的感觉。12日下午在松山市政府：市长中村时雄致欢迎词，横川健先生翻译。中村市长说到一半，突然望着我冒出一句中国话：“陈先生，我看你很像日本人啊。很对不起。”我们团。的同胞们笑了起来。我想，日本人、中国人本来就长得一样，我们在箱根穿上和服，便成了五十日本人。日本人要是穿上旗袍，就成了中国人。横川先生用中文说：中村时雄先生普通话讲得非常好。中村先生说：“因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中村市长难忘他在北京学习的岁月，尤其难忘中国朋友对他的深情厚意。不知是不是因为中村市长的关系，整个松山的市风都透着对中国的特别的感情。我到菜场时，看到和蔬菜批发公司正在讨价还价的人群，从下往上一排一排地站着，像大合唱队似的。突然人群中走下一个人来跟我紧紧握手。因为他看出我是中国人。我在街上走时，有一个店主从货架后远远地对我喊：“你好！”然后是简单而热烈的寒暄，因为我是中国人……
松山市的中学生代表团去年到北京参加了中日青年的联欢。团长是市政府的四号人物明比文治先生。市政府招待会上，我正好坐在他的旁边。我一边和他讲话，一边看着电视机正在播放的去年明比团长一行在中国的活动。这又是日方精致的表达友谊的方式，使宴会气氛更活跃，也使中日友谊更具立体感。以至我在松山坐上飞机前往东京时，人虽然已在空中，已经远离松山，但我的思绪、我的感情正在和这架飞机的航程进行时空交叉——飞机往前开，我的心绪往后倒，倒回到松山那个菜场、那个街道、那个市政府、那个放大连录像的温暖的屋子……
中日两国源远流长、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有一次日本朋友问我这次出国的感觉。我说我的感觉是：好像没有出国。松山一位日本朋友让我题字（我那可怜的、可怕的毛笔字哟！），我在松山密密的情意中，竟写了一句硬绷绷的话：“愿日本和中国共同迎接世界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