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材粗壮却动作敏捷，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刹那间我已在车上了。车上十来个人，男男女女穿得都晃眼的漂亮。定下神来，女士们形象也甚好，我象是掉进仙人洞里了。再一想，才意识到，他终于还是把我拉进了他的朋友中间。
看门的老大爷提进一铁壶水来坐在灶上，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发票。“你得先交了住宿费。一夜两块钱。”他说。老头儿这会儿来要钱，多半是看我行为蹊跷，别再半夜上了吊什么也落不着。
我没有上吊的命，也没有上吊的胆量，再说还没有值得我上吊的动力。
那天上车后，老戴挤到后面去了，他坐下的时候曾激起别人一通怪叫。人们又继续着他们原来的话题。
“春晓，你看看老发有没有发财的命……”
“我不要钱，只要春晓就行……”
“去？谁让你要！”我身旁坐的女孩就叫春晓。一个娃娃脸，一副近视镜，正揪着后排伸过来的一只手细细地看手相。“哟，老发能出大名耶！”
“我出大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春晓搞到手！”人们大笑。
“去你的！等你出名我头发都得白了！”春晓说。
“大家快看，她变心了！”老发用哀伤的声调说。
春晓把他的手往后一甩，转头冲我笑笑说：“多讨厌。”
我伸出手：“给我看看？”
她又冲我一笑，带着友好的意愿。然后捏住我右手五指，使手心形成一个凹陷，痛痛快快地说起来：“你是长寿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事业心，但没有出国留学或工作的可能；有一定的钱，生活小康，不发大财；爱情上，……让说吗？”
看她的神气，知道有不好启齿的话，可我又极想听，便请她悄悄说。于是，她使用底气十足的“悄悄话”说道：“爱情上屡遭挫折，会结婚但要离，第二次才会美满……”
“什——么？！”身后一声大喝，我和春晓的手立即被另一只大手一齐抓住拽向后排，是位叫大抗的人。“哪儿写着呢？春晓，你不要拆人家老戴的台好不好？”
“什么？春晓说我什么了？”老戴也在后面夸张地做出痛苦的声音。
“他说你会结婚但要离。”
“噢，这不说对了吗？”
“不，说这位女士会和你结婚但要……”
“真的？！会结婚就行，离不离就由不得她了！”老戴居然说。
大家笑。我全身发烧。他们开玩笑也太无顾忌了。春晓和我的手直到被攥麻了才给送回来。一会儿春晓才真正悄悄地问我：“他有个孩子，你知道吗？”
“知道，”我真想趁机解释我和老戴没什么特殊关系，但又怕显得神经过敏，算了，随它去吧。
春晓又说：“反正我是绝对不能忍受别人孩子的。”
我只好笑笑：“我没体会。”
体会！如今，我浑身都是体会。我象一个灌得满满的水瓶，整个身体都被一点一滴细微而疼痛的体会充满着，抽丝般的回忆，每触动任何一缕都象伤筋动骨一样。
那次郊游后，我意外地获得几张我自己的彩照。这是他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拍下的。其中有一张是我在一群谈笑的人中沉静地出神，他说：“杨，我最喜欢你这个样子，只有内心纯洁、问心无愧的人才会有这种神情。”
他坐在我的书柜前，悠然地靠着桌子，又说：“我后天去郊区拍农村的元霄灯会，你去吗？”不行，我得上班，我遗憾地望着他。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当摄影师，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往外跑。他又说：“人这辈子，如果找不到一个自己称心的工作就已经很可悲了，然后再不得不分分秒秒拴在上边而放弃一切快乐就更加惨了。”他同情地望着我，好象我是个非洲饥民一样。
因为手头那份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宣传材料还没写完，所以我没有勇气面对我们那位洞悉一切的上司韩科长去撒谎请假。从此，他销声匿迹了。一个多月以后，他往我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
“杨，最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吃喝拉撒——“挺好的，”我说。韩科长敏感地停下笔，但没有抬头。
“过几天我去看看你，……”老戴迟疑地停住。
“嗯，行。”我畏于对面那不动的笔，口气一定很冷谈，放下电话，我不禁松了一口气。韩科长的笔重新动起来。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他才来，选了个晚饭后的时间，他背着他的大照像包，进我的八平米小屋象钻猫耳洞一样迅速，给他沏茶，没话说，我就乱问一句：“上次灯节……”
“喂，照片给你看看。”他拿出一撂。
拥挤的街道上，手里举着各式花灯的人群，一位十分漂亮的少女手扶着一个金鱼灯回头笑；脸上布满皱纹的老汉正惊异地仰头望着一个巨大的龙船灯；又是那位少女在笑；高跷队在表演；跑旱船的农村妇女；舞龙，耍狮，似乎听得见那咚咚的锣鼓声；一片花灯前，那位少女在暮色里做蓦然回首状，剪影窈窕……
我没问那个少女是谁，看完就还给了他。他收起来，喝口茶，突然问：“你有三十三岁了吧？”
“嗯，下个月就是了。”
“一直一个人？”
“嗯。”
“大女？”他不客气地笑开了。我也笑了，这是事实。
“你怎么不结婚？”
好象谁想结就能结似的。姑娘活到三十多岁，再腼腆的性格也要被人问成厚脸皮。我早已厚了多日，便自嘲地说道：“没人要呗！”
“我想要你。”他竟然这样说。真真确确的，他就在我眼前。声音很低，语气迟怯。
我暗暗吃惊。不，里里外外都吃惊了，因为我的手出了汗，腰也挺直了，眼瞪着，嘴张着，样子一定很傻很傻。这就是诗人们、作家们、男男女女们描写过的那神圣的一刻吗？他为什么没说“我爱你”？为什么没说他一见衷情，日夜思念？等等等等。
这种时候，我该说什么，不知道。而我实际上在想什么呢？也不知道。间或想了那个看灯的美女，男孩子，贺云霞……
他在等着我回答。突然我说：“我不漂亮。”怎么说这个？不知道。总也是个事实吧。
“我不在乎。”他说。
我心里隐隐地有些失望。他总也该看出一点我不难看的地方吧。再说他也说不上好看，干嘛不问问我在乎不在乎？过后他嘿嘿笑着说，其实他觉得我还算好看，可是怕我骄傲自满拿架子才故意不说。但在当时，我索性说下去：“我性格急躁。”开始自我拆台了。
“没关系，我可以克制自己。”他说。
“我没经验。”
“我带你。”他嘴角渐渐现出笑容。
“我不会做家务。”
“咱们一起做……”他咧开嘴笑，好象一眼看透了我，“你还想说什么？”
“那，你看上……我哪点好？”我有些委屈。
他直直地盯着我说：“你心地善良，真诚待人，我喜欢。”
呀，一刹那间我的心溶化了。他用那样发自肺腑的声音对我说话，令人感到另一颗心的急切的渴望和呼唤。
我忘了，又一次忘了他的孩子，还有贺云虞……我记得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那就试试吧！”
老戴站起来，留下一句：“我总算把话说出来了。”然后就走了。后来他对我说，他那天象被浇了一盆凉水一样。什么叫“试试吧”呀！
想到此处，心里一惊。土灶上的水滚滚地开了。我把壶盖掀开，让水蒸汽冒出来，给这冷清的小屋添一点儿动静和一点儿热汽。也许，当初说“试试”就是个不好的预兆。也许，是我的预感在起作用。
一开始，他提议，每星期见一次面，因为两个人都很忙。我想说，我下了班从来不忙，但一想到他挎着大照像包到处奔忙的身影，我就闭住了嘴。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在家等他的消息，他会给我打电话的。妈妈也知道这个秘密，而且她还知道了贺云霞，但不知道孩子，是我没说。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们交谈了几次。老戴富有经验地说，这样的发展速度不快也不慢，正合适。他还说，一下子热起来不容易互相了解，虽然这和我内心里对于恋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约会地点常常选择在那些游人不多的风景区，比如龙潭湖、后海、香山等等。在这种地方，我们一坐就是一天，直到天都黑尽。一次，我俩从后海溜达出来，去鼓楼脚下的马凯餐厅吃晚饭。餐厅里人很多，服务员把我们和安排在一张大桌，同桌正在吃饭的是两位四川来的女同志，其中一个盯了我们好一会儿，突然开口道：“你们俩都是运动员吧，好漂亮的一对哟！”
我俩这天都穿着棉毛短袖Ｔ恤，我一条花裙，他一条运动短裤。我们开始迫不及待地互相打量，急切地想重新单独在一起。他身上的骚动不安看起来更甚于我。惶惶然终于捱到那两位女同志吃完，我竟向她们感激地道了别。
老戴挤坐过来，一下子举起杯子，做出鬼鬼祟祟的样子问道：“杨，我好不好？”
我想笑，又忍住，刚说一声“好”，他就猛地按住我，把酒灌进我嘴里。我大咳。他又做出强盗的凶相逼问我：“嫁我不嫁？”
我终于笑起来，而且没个完。也许那天是太兴奋了，反正我们之间的温度一下子升了上去。
和老戴在一起真是快乐时光。当然，没有痛苦我也不会离开他。
一个星期天，他和我约好去看他的儿子信信。那个我早见过面的孩子，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我。信信和老戴的父母住在一起，在北京西郊的一座高层住宅楼里。
“杨，骑车去，行吗？”
“行。”
“怕累吗？”
“和你一起还怕累？”
前一天我在电话里充英雄，也就只好豁出来了。这天一早，老戴就在我家楼下把我的自行车打足了气，还擦得亮亮的。我心儿欢畅，身体轻盈，又是在清晨和老戴一起穿越北京城，情不自禁就哼起歌来，“五月美妙五月好，五月令人心欢畅……”
“什么歌？”
“苏联电影《蜻蜓姑娘》插……”
“听我唱一个。‘一个春天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一位民警中尉拦住一位姑娘，啊－—，姑娘她……’”
我终于忍不住了，不能不笑了，他把所有的音都唱飞了！啊，老戴！偏偏你还那么爱唱！看我笑，他更来劲了，从多瑙河唱到阿拉巴马，从西波涅唱到喀秋莎，直到他得意忘形唱起一段改了词的样板戏，“磨刀人，他抓紧时机掩护我，我打开饭盒拉了一泡稀……”
“嗬！老戴！什么呀！”幸亏被我坚决制止了，路上行人才没听出个所以然来。
他嘻嘻一笑，说：“装了一脑瓜子词儿，就是无法表达了！”
一会儿，他凑近我，装做憨厚的样子，用山东口音问我：“俺给你丢人了？……那俺就不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