膝盖
人皆有膝盖，生来就有，是调节大腿和小腿弯曲度的。人若失去膝盖，腿就废了。正因为此，以“严酷”著称的“秦法”中就有“刖刑”这一条，就是削去膝盖骨。此法被其他国家效引，孙膑就曾遭此酷刑。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用膝盖跪拜是一种基本礼节。人们不以为耻，习以为常。从民间百姓到王宫大臣，皆是如此。逢年过节见长者，要跪；吊唁，要跪；祭拜祖宗，要跪；进庙上香，要跪；和尚尼姑诵经，要跪；祈求神灵，要跪；百姓见官，小官见大官，大官见皇帝，统统都要跪。跪中以三拜九叩为最，是大礼。难怪，西方有位哲人曾讽刺“中华民族是个善跪的民族”。直到“五四”运动，跪这种礼仪才慢慢被握手抱拳所取代。
有人统计，仅就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出的叛徒之多超过世界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一个国家。有学者认为，从民族陋习和劣根性上找原因，大概与“跪”有关。因为所跪之对象，要么是人，有权、有势或压你几头的长者；要么是神，无所不能的图腾。这就让人产生畏惧、惶恐心理，因为害怕，膝盖骨就变软，久而久之，跪就成了一种习惯！
什么是叛徒？泛指有背叛行为的人，特指背叛祖国和革命的人。在具体比对中，差别就很大。汪精卫自立伪政府，称“曲线救国”；吴三桂临阵倒戈，称“冲冠一怒为红颜”。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膝下有“黄金”的男儿可以跪着求活，只因随便一个理由。而像江姐这样膝下无“黄金”的小女子，则只需“浩气留人间”，哪怕“身体”消失成为灰烬！
纵观中国历史，有膝盖、有气节者大有人在，比如岳飞、袁崇焕、谭嗣同、杨靖宇，但都命不长，死得悲惨。没膝盖的叛徒则活得有滋有味，尤其是在电视剧和电影画面里。一日，有人问刚上学的儿子：“长大你当英雄还是当叛徒？”儿子想都没想，立马答：“当叛徒。”问：“为什么？”儿子说：“英雄要挨打受刑受折磨死掉，叛徒每天大鱼大肉，还有美酒美女。”
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没骨气、没膝盖的人遍地都是。如果在单位谁紧跟领导、贴紧领导谁就马上可以得到加薪、晋级晋职、公派出国留学考察等诸多实惠，谁还会在乎“膝盖”弯一下？或许还会瞪大眼睛拼命地找这种“弯”的机会。毕竟古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顺者昌，逆者亡”，做“顺民”哪个“朝廷”都欢迎，哪个领导都喜欢。
《曾广贤文》中告诫人们“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眉，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人心叵测”“祸从口出”等成语，都在示警后人，要慎言、慎交、慎行，小心被膝盖骨软的人出卖！
如果让你选择，你选站还是坐？站着人挺拔、高大，但久了膝盖难受；坐着人矮，腰弯，但膝盖和人都舒服。
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躺着。虽然躺时全身着地，看世界颠倒乾坤，但它却是膝盖的终极裁判。
粮食
粮食对人来讲，须臾不可缺少。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18岁参军之前，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农业学大寨，农民集体出工下地干活，“大春”“小春”分粮食，是按户人数和出工天数来分的。我妈是全县唯一的女队长，年年生产队粮食产量都“跨农纲”，是整个渠县乃至四川省树的一面红旗。我当时没明白的是，每年除交给国家的公粮外，全家吃的主要还是红苕、包谷、土豆等，大米和小麦打成米磨成之面食少之又少。我清楚地记得，在我读小学、初中、高中的10年里吃米饭很少吃饱过，每年都是红苕稀饭、包谷稀饭、土豆稀饭，米饭碗里见不到几粒，每顿吃得翻白眼，这也是我现在从不吃红苕、包谷、土豆的根源所在。
读高中时，兴许大家都在“吃长饭”，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是当时的李渡中学管后勤的副校长唐本末，每次用二两粮票就奸污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到案发他交代和女学生承认的就有26个之多；二是有次和父亲一起到宝城在区府食堂吃早餐，三两一个的馒头吃了18个，白米稀饭吃了8碗，泡萝卜吃了6碟，惊得我父亲目瞪口呆。直到当兵后，每顿才真正吃饱了肚子。
粮食对军队来说，是头等大事。俗话说：“车马未动，粮草先行。”历史上许多战役或战争都是因粮草不济或被劫被毁而告失败。作为一个军人，我很能理解秦将白起，他在决定坑杀赵军40万大军的时候内心肯定十分矛盾：面对俘虏的40万赵军，如放回去无异于放虎归山；如编在军中，一则怕养虎为患，二则是吃什么？哪来那么多粮食？40万人一人一天吃两斤粮食，每天则需80万斤粮食！那时生产力低下，粮食非常稀缺。不得已，白起才下令放回不满16岁的500多士兵，其余全部坑杀。朱元璋扯起反元大旗时，旗下有一叫朱升的谋士给朱元璋提出了9个字的建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直到现在“广积粮”的意义也没有过时。
粮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是第一要务。国家在各地都有粮库，也叫战略储备库。有了储备，一旦发生战争，军队在几年时间内都有粮供应；国内局部地区发生灾害，也能保证灾民有饭吃。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一点得到了强化，像汶川等大地震发生后，联合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国内各行各业、全国人民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确保了灾区人民正常的生活。
中国本来是个产粮大国，可这些年几乎年年都要从美国、加拿大等国进口大量粮食。何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大片土地被征用、开发，大批的楼房拔地而起，大量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各种各样的开发区（许多镇上都有）接踵而至，巧立名目的楼堂馆所更是目不暇接，还有什么高尔夫、滑雪场等像魔爪般吞噬了大批良田。二是土地荒芜严重。随着大批农民进城，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不要说坡地、山地、贫瘠地，就是上好的良田，开始几年也是租给别人种，现在好多都无人租了，只能荒起。三是由于种粮不赚钱，大批良田改成了各种果园，如葡萄园、苹果园、梨子园、猕猴桃园；还有就是养殖基地，饲养牛、羊、猪、鸡、鸭、鹅、兔、鱼等等；还有的大量种植药材。因为这样县、镇都有补贴，贷款也很优惠，能比种粮赚钱得多。
作为“三荒”之首的“粮荒”，今年初有次聚会谈及，被一好友秦天才大加驳斥。他说，杞人忧天，井底之蛙。他说他们公司从美国引进了一个农业振兴项目，如中国农业全部推广，粮食可翻2至3番。又听好友巴一兴奋告知，今年他老家安徽阜阳农民种的小麦产量翻了一番，农民高兴得不得了，得益于政府推荐的高科技种子。联想到有人给红苕施膨胀剂，红苕长到10多斤；有人给鸡吃催长素，鸡长出9个翅膀；有人给鸭吃了添加剂，18天鸭就长到2斤重，我不禁心直打鼓，腿直打颤！这些是“高科技”吗？人吃了行吗？据某市组织调查，该市近年青年男女初婚孕育力大大下降，有近6成怀不上小孩！这是否与我们吃的有关？这是否与“转基因”有关？
粮食关乎国计民生，因为“民以食为天”。有粮才有吃，有吃才能活，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对于粮荒一味依赖进口肯定不是办法，也非长久之计。哪天人家不卖给你，奈何？关键是要控制进城壮劳力人数和确保土地不荒芜，“粮食产量”才能达到规定数量，通过法律或政策调整均可。
不重视粮食问题，中国是有过深刻教训的。上世纪50年代末搞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各地为讨上面欢心，胡吹海侃，一会儿河南说粮食亩产3万斤，一会儿四川说粮食亩产10万斤，还有更狠的山东说粮食亩产达20万斤。每天放“卫星”。《人民日报》天天登捷报，把个******乐得睡不着觉，伸开手指一算，乖乖，产这么多粮食，中国人100年内也吃不完啦。粮食解决了，就向工业进军，全民大炼钢铁，赶英超美。农村搞“集体食堂”，放开肚皮吃，中国已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由于无人种田种地，都上山炼钢铁了，第二年又不能吃“肥皂泡”，导致全国“******”。那三年“困难时期”，中国至少饿死3000万人，其中光四川就饿死1000万人以上。
我曾在楼上屋顶撒谷子引诱麻雀入网捕之，然而终没抓住，因这小东西现在变机灵了。你张开网，它只吃网外面的谷子，就是不进网内吃。现在麻雀吃谷子还极绅士，它会用嘴剥掉谷子壳壳，只吃米，留下一地空壳。也难怪，社会在进步，麻雀也“与时俱进”了！这也正好说明“变”的必然与绝对。然而，万变是不离其“宗”的，麻雀再变终不能成为“宠鸟”，它是喂不熟的。同理，稻子结稻穗再多，终不能超其草本根茎的承载力，米、面永远都会是餐桌上的“主食”！
死亡
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有生必有死。植物如此，动物如此，人类更是如此。
人的生命最短暂的，莫过于“流产”“胎死腹中”；其次则是难产中的“窒息而死”，羊水早破“呛死”；再次要数“襁褓夭折”“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等等。
迄今为止，据说世界上最长寿之人应该是中国的李云清，他活了256岁才死。他的一生娶了24位妻子，有180位后人，他是一位著名中医。他在150岁和200岁时，当地清政府为他专门举行了寿礼庆典。他长寿的秘诀是：长期素食；保持内心平静开朗；将枸杞当茶饮。
我对死的害怕，大概是在7岁。那天是个星期天，外婆带我去生产队东院祭奠一个死去的亲戚。死者仰躺在堂屋内，脚前点了一盏油灯，他身穿青色的寿衣，脸上盖了张黄纸，两旁亲人在跪哭。忽一阵风将死者脸上黄纸吹走，露出死者蜡黄僵硬的脸，我吓得心猛一颤。回来的路上，我问外婆：“人都会死吗？”外婆说：“除了神仙，只要是人都会死。”当晚想到自己今后也会死，不禁十分害怕，后来竟哭了起来。外婆把我揽在怀中，轻拍着我后背，喃喃说：“外孙啊，你还是棵小树苗，想想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还要长好多年，至少几十年上百年啊，那需要很久的时间哟。况且，人死并不可怕，好人死了啊，会上天堂哟。”
真正对死的恐惧，是1981年元旦的第二天。我与妻子新婚旅游，从重庆白市驿飞机场坐苏制安-24飞机上成都，当飞机飞上天空的一刻，马上就想到飞机万一掉下去定会摔得粉身碎骨，顿时大汗淋漓，双手死死抓住座椅。飞行的43分钟无异于漫长的43年，完全是在恐惧中度过。
之后不久，我调回重庆后勤工程学院，每年有寒暑假，特别是漫长的暑假，年年外出招生，飞遍了全国各大城市，坐飞机就成了家常便饭。我的体会是登机后就不要去多想，听天由命，否则完全是自寻烦恼！有次例外，大概是2005年夏天某日，当时身在北京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徐海荣急着参加第二天市局党委会，当时已是北京时间21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乘晚上10时35分回重庆的飞机，大概凌晨1点到；二是乘第二天早晨6时的飞机，大概8点多点儿到。这两个班次的飞机我都坐过，前者是苏图154飞机，临近淘汰且夜晚过秦岭颠得厉害，后者是波音737，刚购买不久，安全舒适，于是我建议坐后者，只要不出意外，赶上9点召开的会议没问题。徐是个很严谨认真的人，为保险他选择了前者。当晚飞机翻秦岭，逢上强气流，飞机摇晃颠簸十分厉害，吱吱乱响，仿佛立刻要散架一般，整个飞机内妇女小孩哭成一锅粥。这样持续了足足20分钟。海荣局长双目紧闭，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出机舱第一句话是：“今后我们再也不要坐这个航班了！”我自己当时竟全无怯意，后来慢慢演化成为一种快感、一种希冀：人终有一死，而能在万米高空砰然爆炸，不正是“升天登极乐”吗？不仅少去后人许多麻烦，而且临了还能为他们赚一笔钱！所畏何惧？何乐不为？
俗话说：“生死有命”。其实人的生是无法选择的，而死则是可以选择的，而这选择则是千奇百怪甚至荒诞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自杀的人数有78.6万人，比例为每年10万人中有10.7人，而中国每年自杀的人数在25万人左右，自杀未遂则高达200万人。全世界每年因车祸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人，每年他杀死亡人数小于自杀死亡人数。全世界每天自然死亡人数为16万人。全世界因为战争死亡人数：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近千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为5120万。全世界每年疾病发病80%是因为水污染，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2500万儿童因为水污染而死亡。
有一种死亡叫做“从容就义”。节气高尚，正义凛然，令人敬仰，如谭嗣同、刘胡兰、董存瑞、苏宁等，他们的死重于泰山。
有一种死亡叫“罪有应得”。背叛祖国，出卖同志，出卖灵魂，罪无可恕。如袁世凯、蒲志高、王连举等，他们的死轻于鸿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