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灵去了，英名永在——怀念改革家宫本言同志
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宫力突然来电话告诉我：他的父亲宫本言于10月6日早晨因病逝世了。他说：考虑到您和父亲的亲密关系，第一个向您通报。
噩耗传来，我不胜悲痛。那个生龙活虎般的万人大厂厂长，叱咤风云的哈尔滨市长，名扬神州的改革家，我的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的领导、老师和朋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在热泪盈眶的哀伤中，我不禁回忆起我和他相识相交的历程，想起那些刻骨难忘的时光。
80年代初，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来到北京修改我的长篇小说《大学时代》。
说来话长。我在1957年春夏之交，完成了这部作品，当时因为风云突变，被出版社退稿。“****”开始后，书稿被造反派从家里抄走，“关”了十年，粉碎“******”之后才又还给我，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稿子保存得完好无缺。时隔二十余年，气候又变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景峰先生听说我手头有这样一部稿子，执意要看。看后非常感兴趣，认为像《大学时代》这样正面描写大学生生活的稿子不多，出版社有意出版这部作品。但是，由于当年我写该稿的时候，条件太差，连正经的稿纸都没有，好多用的是废旧图纸的背面，现在应该誊清一下，顺便也润色润色，于是，就把我招呼到北京来了。经过一段努力，我完成了任务，交了卷，随后被终审通过。
稿子改完了，我也该“打道回府”了。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当代》大型文学杂志的副主编朱盛昌同志找到了我。因为我是出版社的“常客”，我们彼此已经很熟悉了。老朱手持一张《工人日报》对我说：这上边登了一篇通讯，是写富拉尔基一个大工厂近来的变化，其中重点写了工厂的新厂长敢想敢干的事迹，很有点意思。你是富拉尔基来的，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笑着对他说：这就是我们工厂发生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说我和宫本言认识得并不是很早，他上任富拉尔基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厂长时方才见面。
当时，“四害”刚除，普天同庆。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一重”）的职工也和全国一样，浸沉在胜利的欢乐中。
但是，由于“****”带来的恶果太多太重，各项工作迟迟难以恢复，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群众纷纷寻找新出路。我当时正在这个工厂做技术员，也有些心动，工作已经二十余年了，各个方面都不大理想，特别是人际关系不很顺达，入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前途一片渺茫。当年，我们这个号称“藏龙卧虎”的大厂，很快成为外单位“挖墙脚”的主要对象，技术骨干们纷纷“孔雀东南飞”。
中央有关部门决定调任号称“宫大胆”的宫本言来“一重”当厂长。
当时，宫本言在机械工业战线已经有些名气，正担任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厂长，素以敢想敢干著称。他本来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工人，工作后刻苦自学成为业务骨干，“****”前就被选拔为副厂长，运动初期被打成“走资派”。他和造反派死顶硬撞对着干。因为出身好，历史清白，作风清廉，造反派也奈何他不得，运动后期便把他“解放”了，让他主抓生产。
重新工作后，他不仅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干出了几件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第一，他让那些被罢了官的当权派纷纷恢复了工作，放在生产关键部门，让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官们回到原来岗位干活去；第二，当年，技术人员多年不评职称，宫本言却一下子提升十几位技术骨干为工程师，其中还有几个出身“黑五类”的；第三，他居然在生产工人中搞起按劳分配——实行“定包奖”，捡起了被早已批臭的“物质刺激”。
现在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寻常小事，可是，在“****”期间，这可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当时有人听到这些竟吓得伸出的舌头都收不回来了，他们对宫本言说：老宫，你吃了龙肉长了天胆了，竟敢跟上边对着干！可宫本言却说：让我出来工作，想把生产搞上去，我就得这么着，否则，我也没法干！
他这样干的效果还真灵，在那极端混乱的年代，齐齐哈尔机床一厂的生产居然搞上去了，在全国也是个奇迹，“宫大胆”从此声名远扬。过了不久，“批邓、反击****翻案风”的运动一来，又把他给打下去了，说他是******的忠实信徒。直到粉碎“******”他才被重新起用。不多久，这个工厂完全变了样……
所以上级决定派他到“老、大、难”的“一重”来当厂长。
初到工厂，他先沉到最基层搞调研，一沉就是“七七四十九”天没露面，职工们都感到很奇怪。当他摸清情况后，便雷厉风行地大干起来，彻底换了一套工作方法。一年后，工厂大大地变了样。
他待人也不同于其他领导。对“孔雀东南飞”，他说：敞开大门，让大家飞吧！绝不为难谁。可是，对有些人的去留，他又在私下里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留下，共同治理工厂。他让一位和我比较知近的同事给我传话：作家人才难得，我们这样的大工厂还养不起一个作家？请他留下来吧，有他写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乍听这话，觉得很新鲜，想不到一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能说出这样的话。
老朱听完我的话，说：好啊！这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的题材，你来写一下怎么样？我说：我从来没写过报告文学，可不敢接受这个任务。老朱说：你长篇小说都写了好几部了（其实仅仅两部），报告文学怎么不能写？何况又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没问题！他辞恳意切，把我打动了，于是，我对他说：那我就试试吧！他说，别试了，咱们就敲定了！
我离开工厂仅仅两个来月，回去后，感觉眼前一亮：厂内厂外，焕然一新。当一些朋友前来看望我、谈起工厂的现状时，无不眉开眼笑，对新厂长宫本言赞不绝口。有人说他，思想解放，敢作敢为；有人说他，尊重技术、尊重人才；有人说他，深入群众，深入下层；有人说他，求真务实，不说空话；有人说他关心职工生活，心里想着群众——总之，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好厂长，因此，工厂大有希望了。人们和我讲起这些情况时，都能举出生动的事例。一下子，我的灵感来了，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创作关于宫本言的报告文学。
素材似乎不用着意去搜集，随手拈来，俯拾即是。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刘明学同志。他在工厂党委宣传部工作，比我年轻很多，却和我很谈得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也爱好文学，对我比较敬重；另一方面是他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敏感，性格耿直，是非分明，因此宫本言同志对他比较信任，在下去调研时经常带他同行。他听说我要写宫本言的报告文学，非常赞成，主动向我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同时，他还带着我和宫本言见面并交谈，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正式和宫本言接触。
我是在工厂的招待所一间客房和宫本言见面的。因为工厂职工宿舍比较紧张，新厂长的家眷没有接来，他只好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初次见面，我们谁也不觉得生疏，竟像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似的，一下子便敞开了彼此的心扉，发出了心声。他的年龄比我大，级别比我高，好像没有构成我们推心置腹的障碍。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工厂近年巨变的报告文学时，他立即投了赞成票，并且说：这个变化值得一写，让人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工厂，对工作有好处。不过，你要写广大职工的精神风貌，不要只表扬某个人！我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我会掌握这个分寸的。最后，似在无意间，他又谈起我想“换一个地方干一干”的问题，他有深意地说：留在这里继续干吧！是英雄自有用武之地，“一重”的天地很大，需要你这样的人。他的话朴实、恳切。我笑着说：非常愿意追随着你干，好好摇旗呐喊。他说：不！应该是冲锋陷阵。话虽不多，我却感到很有分量。
随后，我们便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从工厂的兴衰历史，谈到他来后的所见所闻；从工厂当前的状况，谈到它未来的发展趋势；从工厂的人浮于事，谈到关键人才的紧缺。虽是闲聊海谈，我却从中看到一幅庞杂的多侧面的现实图景和一幅令人鼓舞的工厂发展蓝图。于是，我深深地感到，这个人绝非一般的只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鼓足了干劲的工农干部可比，而是头脑清晰、胸有沟壑、眼光深邃，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因此，我立刻找到了要写的这篇报告文学的“魂”。
在此后的一些日子，我们又有了几次深入的长谈，又陪着他在基层单位转了转，听了一些人的汇报，处理了几个积淀很久的问题，于是，整个作品的轮廓便形成了。
进入创作阶段之后，进展顺利，速度很快，半个月的时间，一篇四万余字的报告文学便完成了。征询了一些同事的意见，也让宫本言本人过了过目——我只是要求他核实一些细节和重大的事例，随即便寄给《当代》编辑部。
编辑部对此稿处理很快，不到两个星期，他们便来信通知：稿子决定采用，同时要我速去北京商讨稿件的修改事宜。需要说明的是，当年不论给哪个杂志投稿，几乎都需要作者去编辑部和编者一同研究修改，作进一步的提高。老作家秦兆阳同志（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和《当代》杂志的主编）有句名言：好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所以，每当我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便可以碰到许多前来修改作品的文友，例如：古华、莫应丰、朱春雨、冯骥才、木青、张锲、沈凯等作家，都是在出版社认识的，我们各自住在朝内大街166号那所不起眼的小楼上，修改自己的新作。现在，他们之中有的成为著名的大作家了，甚至做了大官，大家相聚在一起的欢乐时光，都变成永久的记忆。
我此次重来出版社，似乎受到较高的礼遇，竟安排我独住一间房子。见面后，《当代》的副主编朱盛昌同志便告诉我：作品准备发在1980年的第二期，放在头条位置。我听了自然是很高兴。因为《当代》杂志创刊不久，便因为发表了一批名作、佳作，而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作品能够发在它的头条，是件很荣幸的事。但是，当次日我和这篇作品的责任编辑见面后，我却有点失望了。原因是那位老先生出于一番好意对作品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原来的四万余字，改成了两万来字，删去一大半，特别是其中许多我认为是重要的感人的细节，都被简单地一笔带过；而且题目由我精心构想的“励精图治”，改成“闯将”这样一般化的字眼。当时，我心里有点别扭。但是，我仅仅是个从边远地区来的业余作者，还不具备什么“权威”，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却不好在情绪上表现出来。面对已经编辑加工的一摞原稿，我静静地凝望了整整两天。又过了一天，我索性不看了，自怨自艾地叹道：算了，随它去吧！
谁知就在我买好返程的火车票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记得那是1980年3月31日早晨。我刚刚吃完早饭回来，正在这时，《当代》的常务副主编孟伟哉突然来到我的房间。老孟和我是很熟悉的，彼此也不怎么客套。他见了我什么闲话都没有说，只简单地告诉我：我们的老主编秦兆阳同志，想亲自找你谈谈稿子，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到他的家里去。
听说秦兆阳同志亲自约见我并谈意见，我当然喜出望外了，当即随着老孟来到了居住在南长街一个小胡同里的秦兆阳同志的家。
秦兆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简单地寒暄之后，谈话便切入正题：关于我写的这篇报告文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他一章一节地进行剖析，耐心而又细致地指出必须修改和补充的地方。看得出他是认真阅读并且深入思索过的。我听了之后，心里异常兴奋和高兴，因为他的这些想法和我是完全一致的，需要修改和补充的地方正是责编删去的段落。我向他委婉地表述了我的意见，他听后立即表态说：那就请你立即恢复过来。但是，我也表达了我的顾虑：清样已经排出，版面有限，再补充和修改，怎样处理？秦兆阳同志当即表示：不受版面的限制，根据作品本身的需要而定。坐在一旁的孟伟哉同志连忙说道：老程，完全按兆阳同志的意见办，不必多虑！
意见谈得差不多，我就起身告辞了。秦兆阳同志亲自把我送出大门，并多有鼓励，而且还再三交代：作品的名字仍然叫《励精图治》，这个题目想得好，我们现在就是励精图治的时代嘛！宫本言正是励精图治的干将。这都是我的心里话，当然完全接受。因此，我回到宿舍后立即动笔修改补充，好在这些内容我已经烂熟于心，不需要多加考虑，很快地便交了稿。老孟看后，觉得很满意，笑着对我说：任务完成得很好，你可以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