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长叹一声：结果很不好。我们分配到那个单位，因为他没有正式毕业证书，人家根本不把他当作技术人员使用，只让他干重体力的活儿，进行劳动改造，而且动不动就进行批斗，让他交代反动罪行，他感到实在无法忍受下去，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古人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我说：你别瞎想了，慢慢熬着吧，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他什么也没说，谁知第二天就不见他的影儿了，从此杳无消息……
于是，我不由得回忆起当年单位保卫处官员找我时的那个谈话。
“他出走后，所有的罪过都落到我的身上了；不断进行的翻烧饼似的政治运动，一些阶级觉悟较高的人，便对我进行无情的摧残；无产阶级****的铁拳，总是高悬在我的上空，随时砸在我的身上；当时，我感到面前一片黑暗，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也曾经想过：了此一生，随他而去！但是，我正怀着他的孩子，这是他的骨血，我必须活下来……熬过漫漫长夜，我终于活下来了，终于看见了曙光，回归到正常的人生之路。”
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历程”，好多人都经历过。
我又重新端详了她那清癯却十分坚毅的面庞，从而冒出在心里蕴藏多年的一句话：
“你真了不起，当年，我们大家都佩服你。”我由衷地说，同时又作了补充，“现在应该更加钦敬你！”
“有什么值得佩服的，我不过是狂风暴雨中的一棵小草而已。”
“不！‘疾风知劲草’，你是一株坚强的劲草！如果当年知识分子们都能像你那样坚强，不患软骨病，不那样盲从，极‘左’路线绝不会那样的猖獗，我们的国家绝不会被其糟蹋到那样濒于崩溃的地步！”我愤激地说，这也是郁积在我心里多年的话语，今天面对这位坚强的女性，我一吐为快。
“但愿那样的时代永远不要再来了！”她深思地说，“听说你当作家了，又写出来许多作品，所以我特来看看你这位老同学，想给你提点建议：应该好好记录一下以往那些带血的教训，将那页惨痛的历史永远翻转过去，别老唱那种不关人民痛痒的颂歌。”
“谢谢你的提醒！”我由衷地回答。我懂得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对作家的期盼。
我们促膝谈心几个小时，在时间的长河里漫游，忘记了时针的旋转；望着她清癯的面孔和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我感觉自己的心灵在净化，同时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2013年春节后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高空垂落的悲剧——纪念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
很长时间以来，我害怕看见高大的烟囱，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它，总是急匆匆地走过，连头都不回。其原因很简单，它和我青年时代一位朋友的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每想到他，我的心头便隐隐作痛，心潮起伏，难以平复。
这个朋友名叫刘西戎，乃四川成都人士，出身望族，据传为三国时代蜀主刘备的后裔，祖父是大清的举人，父亲曾官居国民党政权的要职，历代先人和父母又都是读书人，称得上书香门第。刘西戎因袭家风，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记，在校读书时，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为师友所称羡。50年代中期，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四川大学机械系，后被分配到北京的国家一机部所属的机械科学研究院做技术员。这在当年来说，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了。当年能够从遥远的四川来到京城工作，不是一般大学毕业生都可以达到的生活厚遇；而老刘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不能不说是生活的幸运儿。他也未辜负这个厚遇，到了工作岗位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表现得很为出色，不久便被评为一级技术员，离工程师仅有一步之差。那个年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对知识分子的严格要求与特殊关爱吧？）大学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升级很难，多少年也不长一级；工程师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能升为一级技术员，已是凤毛麟角了。
老刘这个人虽然业务精湛，但是，在性格上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孤高自许，离群索居，一切都我行我素。因此，许多同事包括领导都对他有点“看法”，不愿和他接近；他也便像通常人们所说的“人缘不好”，而他又不注意改正，所以在单位他就成了孤家寡人。1957年，“反右”运动时，有心人就曾打过他的“主意”，想让他往“百分之五”那边靠，给他戴上那顶“可爱的桂冠”，可是，仔细一查，在“鸣放”时他一言未发，大字报一张未写，和那些“活跃人物”没任何来往，实在是抓不着他的“辫子”，他也就因此侥幸过关，躲过那一劫；以后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他自然是一面地地道道的“白旗”了，应该坚决“拔”掉的，只是当时他正在负责一个科研项目，一时又无人代替，于是，又被他侥幸“滑”过去了。就像他的一些同事所形容的属于“漏网之鱼”了。
可是，正如俗话所说：事不过三。到了60年代初，由于某些人头脑发热，在全国范围内搞什么“******”、“人民公社”运动，不仅劳民伤财，还搞得全国经济失调，工农业大幅减产，以致酿成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华大地饿殍遍地，民不聊生。为解燃眉之急，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于是，大城市、大机关的人员大量精简、下放，以缓解城市压力。精简、下放什么人呢？这时，刘西戎平日的那些“弱点”和“缺点”现在终于适时地暴露出来，导致为领导和同事所实在难容，因而便成了本单位第一批下放对象，在临别首都时，他也居然披红戴花，光彩了一回。
不过，他的较强的业务能力这次又“救”了他一把。有关方面居然考虑了他这个特点，没有把他放到农村去修理地球，而是下放到远离北京的遥远的北大荒一所新建的工厂、即后来鼎鼎大名的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具体下放到产品设计处，仍然让他从事技术工作，让他发挥“一技之长”。当时，我正好刚刚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不久，也分配在这个厂的设计处做技术员，于是我们便成了同事。
初来工厂时，他住在单身宿舍，每天“三点一线”，从不逾越一步，即：出了宿舍门，便进食堂门，然后进办公室门，周而复始。此时，因人地生疏，他更加郁郁寡欢了。干什么总是独来独往，除了因业务关系与同事有些接触外，很少和别人说上一句话，而且不管是大小会他总是守口如瓶，不发一言，不论主持会议的人怎样启发动员，他均以淡淡一笑作为回答。那时，全民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人人都要进行“天天读”，我们科的领导在这方面更加积极，更有创造性，他独出心裁地要求我们每天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集体朗读毛主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对这种革命化的创意，我们当然都得服从。每天按时进门入座，把红宝书规规矩矩地放在面前，科长一声号令，我们便齐声朗读起来。但是，在朗读过程中，其他人都高声朗朗，唯恐别人听不见；然而刘西戎却只是默默念叨，谁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个别“学毛著”的虔诚者曾经多次提醒他，他仍然是笑而不言，依然故我。为此领导感到很恼火，多次想要发作，但转而又想到，其人在业务上处处高人一筹，好多技术难题，到他那儿都会迎刃而解，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好手，连处领导都不得不器重他，科长只好隐忍了。
一开始，老刘对我也是非常冷淡的。我们两个虽在一个业务科组，但很少有所交流。我那时年轻气盛，自尊心很强，对他的孤高自傲一点也不赞赏，当然也不去主动接触他，彼此均视作路人。
没想到，过不多久，他忽然竟主动找我搭讪了。原来他不知是自己观察还是听别人讲的，知道我虽然毕业于工业大学，却还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业余文学作者，家里有不少文艺书籍。而他也很喜爱文学，且嗜书如命，因此便觉得与我有了些许共同语言。有一天，我们科里的其他同志不知做什么去了，室内只有我和老刘两个人。他突然问我：府上有没有《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他想借去看看。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这部作品，说它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崇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有毒气息。我手头虽然有一部，怎敢随便借给他人？这样，岂不落个“散放资产阶级毒素”的罪名？但我又是个不善于撒谎的人，当即便支支吾吾地说，是有一部，被一位朋友借去看了。他却执着地说：等还回来再借给我看看。我随意地点点头。
但此事我没怎么放在心上，过后也就忘了。谁知过不多久，他竟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找到我的家里来了。对他这样的稀客，我当然优礼有加，热情招待。谁知他进门之后连坐都没坐，开门见山便说：我是向您借那部书来了，这样的书你拿到办公室不方便，所以我便冒昧地到府上来借。请您放心，我只一个人看，看完就还，决不传给他人；纵有别人看见，我也不说是从您这儿借的。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是平日所少见的。看他如此心诚意恳，考虑得又如此周全，我不好意思拒绝了，于是便把书借给了他。
他果然没有食言，很快地他就把书还给我了，不过，紧接着又借去两本，都是外国古典名著。从此，我们两个人的交往便多了起来。茶余饭后，总要唠上几句，主要内容都是对他读过的那些作品的议论。从这些简单的谈话中我感觉到，他的知识面很广，文学造诣很深，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过，说老实话，这些见解都是不合时宜的。对此我当然讳莫如深，谁也没有告诉。谁知过不多久，领导却找我谈话了，隐隐约约地告诉我：你要注意，刘西戎这个人，思想比较复杂，对现实有不满情绪，要少和他接近，避免受其影响。领导还告诉我，刘出身于一个知识官僚家庭，历代为官，他的父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身居要职，不过在解放前夕，先后去世了，刘西戎是靠父母的朋友养大成人的，因此，他的阶级烙印极深，社会关系极其复杂。那时正是最高领导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伟大号召的时期，我自己的身上也不“干净”，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表现都不见容于当世，这样的规劝我怎能不听、又怎敢不听？只好与之渐渐疏远些；但是，我尽量做得不露痕迹，免得伤害他的自尊心。可是，老刘又是个极其敏感的人，不久他便感觉出来了，不过，他却非常能够谅解我的苦衷，对我的故作疏远状毫不介意，常用友善的目光以为沟通。这样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窃以为与这样的人相交还是值得的，故亦对他也在偶尔的一颦一笑中持友善态度。
不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们工厂是第一批运动单位。由于我们设计处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成分比较复杂，又是工厂运动的重点。派驻的工作队是兵强马壮、阶级觉悟极高、善于突出政治的人员。就在进入“清思想”阶段，我们两个都是重点“帮助”的对象。尤其是刘西戎，更是“重中之重”。可是，他不像我平时大大咧咧的，嘴巴缺少个把门的，又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有好多小辫子可抓；而老刘呢，在办公室内很少说话，在宿舍里，除了看书，就是埋头记日记，此后便戴上耳机听音乐，你根本抓不住他的什么辫子。因此，“社教”工作队和积极分子们对他几乎无从“帮”起；可是，他们并不死心，觉得他这样的人必然有问题，决不能轻易放过，为对运动负责，他们在努力找茬儿。
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终于找到一点缝隙。
有一天，“社教”工作队的小队长突然找我谈话，他多余的话一句也没说，劈头就让我证实一个刘西戎的“问题”：说我和刘曾与另一个女同志在一起聊天，当谈到有关业务工作时，刘西戎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个人在哪儿都会这样认真地工作，即使国民党当权也是这样，现在共产党当权，我也是这样。工作队长让我回忆一下，他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在场的那个女同志已经揭发了；但是她一个人的话不能定案，必须有旁证才行；而只有我当时是在场的。我这个人记性不好，阶级警惕性也不高，和任何人谈话转头就忘，老刘的这番话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尽管工作队长向我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示以大义，晓以利害，我绞尽脑汁，还是回想不起来。最后工作队长只好把那位女同志找来和我当面对质。经她再三的启发和回忆，终于使我唤起一点模糊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