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颖娜
东方航空公司空客330包机的舱门缓缓关闭。钱军拿起手机编发了起飞前最后一条短信：“请放心，我会把队员们一个不落地平安带回祖国！”此后的两个月里，这条短信在每一名检测队员家属的手机上被一次次翻阅、一次次抚摸、一次次沾满思念和牵挂的泪水。可此时此刻，钱军却只有一个简单而强烈的念头：还能为队员们做些什么？
这是2014年9月16日，由钱军任队长的中国移动实验室检测队27名队员，从首都机场启程，奔赴万里之遥的西非塞拉利昂，抗击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埃博拉出血热疫情。
飞机滑行、腾空、爬升，掠过首都鳞次栉比的高楼，稳稳地穿过云层攀上高空。有200多个座位的机舱显得有些空旷，队员们分散在座位上，偶尔有交谈声像是从遥远的丛林深处传来。一种大战来临之前的寂静在空气中蔓延。
难得坐进商务舱宽大的座椅中，钱军却感到浑身难受，全身的骨头像被抽空了一样，疲惫感被体温烧灼着，潮水般一波接一波地袭来，他已经连续高烧3天了。他想睡一会儿，可一闭上眼睛，半个多月来紧张筹备的场面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快速闪回。
京西某处一个僻静的场地，由3个车载方舱组成的移动式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就地展开。几个狭小的设备间，王承宇不停地钻进钻出。“电力系统正常！通风空调系统正常！给排水系统正常！通讯网络正常！”他一厘米一厘米地检视着这个庞然大物。
2003年“非典”过后，为提高烈性病原体现场快速检测能力，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支持下，我国自主研发了这套“移动式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移动p3车。自2009年服役以来，移动p3车已数十次执行风险病原体应急检测任务。每当有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它总是能快速机动，奔赴现场完成病毒检测任务，在最短时间内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累计行程已达数万公里，可以说是一匹名副其实的“千里马”。但这次不同，它不仅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完全陌生的地域开展工作，还要就地连续运转至少6个月，这是从未有过的挑战。土生土长的东方骏马如何在原始的非洲丛林驰骋？英勇善战的千里良驹能否经得起负重前行的考验？
一-“使用什么成分的消毒液，现有浓度能不能保证杀灭病毒？”“直接用手打开采血管，还是使用镊子，哪种方法更保险？”“手套戴几层才能保障安全，两层行不行？三层呢？”在讨论实验操作规程的会议上，来自不同疾控、科研机构的权威专家们仔细探讨着检测流程上的每一个细节。提问、置疑、反对、争吵……鲁会军被问得面红耳赤、如坐针毡，有好几次想起身溜出会议室，被钱军按在了座位上。这是他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曾经与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等多种烈性病原体一一过招，从未失手，此时却像答不出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何止是他！对中国公共卫生专家而言，埃博拉是从没有见过面的敌人，我们对它所知甚少，更何况它还在不断变异。只有提前预想到各种情况，才能最大限度保证自身的安全。这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牌局，我们手中有没有制胜的底牌？
―千里之外，特别定制的3台高功率发电机组正在按照苛刻的尺寸要求加紧装配。基地门口，喷涂着各种各样艳丽广告的厢式货车接踵而至，让收货的助理员应接不暇。基地的仓库里，田成刚手握厚厚一沓清单，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物资一一清点、逐项登记：大到文件柜、办公桌、空调机，小到钉书钉、指甲钳、墨镜，还有各种型号、各种规格、各种制式的电线、开关、水管、阀门、螺丝钉、老虎钳。另一间仓库里，十几名工作人员正按照他的要求将大米面粉、油盐酱醋、饼干、罐头、方便面、压缩饼干等等生活物资一一装箱密封，并喷涂上醒目的红色标记。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后勤正在调动他所有的经验为检测队置办一应所需，生怕有所遗漏。随队医生柏长青携带着20多箱、价值120多万元的医疗器材和药品也已经到位。
9月初，钱军曾作为先遣队员到塞拉利昂实地考察，当时塞方建议的检测队驻地之一位于总统科罗马的家乡一一马可尼。那完全是一片未开垦的丛林，不通水电、没有道路，脚下的黑土地还残留着烧荒时留下的焦煳痕迹，四周一人多高的荒草随风摇曳，好像随时会吞没这片小小的营地。这是在远离祖国的非洲大陆，前无保障、后无依托，“哪怕是仪器上脱落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都可能导致检测工作完全停滞。”“被蚊子叮咬可能感染恶性疟疾，用生水漱口可能染上伤寒。”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在疟疾、伤寒、霍乱、拉沙热等传染病的疫源地，能不能做好跨洲际、远距离的自我保障，能不能实现各级领导反复强调的“零感染、零疫病、零事故”的目标？
每天，钱军不停地接打电话，参加各种协调会议，像一枚快速旋转的陀螺，想停都停不下来。可就在距离预定出发时间仅剩3天的时候，一个猝不及防的电话给了他重重一击：“做好移动式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无法运抵西非，利用当地现有条件开展埃博拉病毒检测的准备。”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钱军当天就发起高烧。
作为国内生物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他比谁都清楚，没有移动p3车意味着什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规定，生物安全实验室被分为4级，从第1级到第4级依次对应着从低到高的生物安全防护要求。埃博拉病毒致死率高，被列为一类风险病原体，按规定病毒灭活工作要在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内进行。没有了p3车，检测队员们就失去了最坚固、最稳妥的防护屏障，就好比以血肉之躯冲进枪林弹雨。而埃博拉病毒病死亡率最高达90，至今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一旦感染必定凶多吉少。
但他理解国家的难处。应该说，决定向塞拉利昂派出移动实验室检测队本身就是一个艰苦的抉择过程。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当年正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长期以来，虽然自身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中国一直在尽力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为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经过40余年的辛苦耕耘，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年贸易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这次，非洲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疫情一全球最为致命的埃博拉再次暴发，严重程度超过了前38年的总和一我们怎能袖手旁观？事实上，截至2014年9月，中国已累计向西非国家提供了价值2.34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救治物资、粮食和现汇。
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对其他国家造成风险，需要做出“非常规”反应。一向忽视非洲的美国，此次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高调宣传要帮助西非控制住埃博拉疫情，并派出了数百人的队伍抵达西非疫情最严重的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其检测实验室8月12日开业。亦步亦趋的加拿大检测实验室也于同日运行。作为非洲大国，南非的检测实验室也紧锣密鼓地于半个月后投人使用。8月14日，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专门致信李克强总理，希望中国早日派出救援队伍履行国际义务。
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人口稠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埃博拉，我国专家也从未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更没有经过验证的诊断试剂、药物和疫苗。此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医务人员感染事件屡有发生。一旦我们派出医疗和检测队伍，会不会发生队员感染的情况？一旦感染，运不运回国内抢救？即使决定运回国内，怎么运，有没有国家愿意提供经停机场？一旦感染者运回，会不会就此把恶魔般的埃博拉带进国门？一旦防控不当，埃博拉会不会像当年5人尺5—样在中国暴发流行？……在国际义务面前，中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不仅提供经济和物质援助，还将派遣公共卫生专家和医护人员，与非洲人民一起抗击埃博拉。
但这无疑是一道考验外交智慧和综合实力的“国际考题”，眼前就有一个现实存在的难题：移动式生物安全3级实验室过于庞大，其中2个车载方舱，每一个的长度都超过12米，高度超过4米，宽度将近3米，我国目前还没有一架运输机能够容纳得下。最可行的办法是租用俄罗斯大型运输机安-124。但这不是普通的运输任务，而是前往各国避之唯恐不及的埃博拉疫区，中途还要经停第三国。这一切需要时间协调。
但国家承诺不是儿戏！
临危受命的钱军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面前只有“华山一条路”：想尽一切办法履行使命、完成任务！
应该马上转换思路，至少要筹集到一个固定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所需的全部装备随队运抵西非。钱军迅速手写了一份装备清单：生物安全柜、穿墙传递窗、立式高压锅、超低温冰箱、不间断电源、淋浴房……反复思考后，他又加上了负压帐篷、手套箱式安全柜。
只剩下3天时间，幸好有国家卫计委、外交部、商务部等22部门参与的国家联防联控机制作为强大后盾，各种资源纷纷向检测队敞开。全新的、半新的，运行的、储备的，只要是急需的仪器设备，全部无条件调集到这里。一个电话，崭新的生物安全柜从几百公里之外连夜装车开赴北京。某科研机构进口的防护装备从国外提前发货，到达首都机场时离检测队的货运包机起飞时间仅剩7个小时，该单位领导亲自带队奔赴机场，一边办理通关手续，一边当场启封试用，同时用摄像机记录全过程。7个小时后，还没走出机场，这套防护装备连同现场录制的教学视频，一同运上飞赴塞拉利昂的东航包机。
关键时刻，队员们也给予钱军巨大的力量：“就算没有p3车，我们也会一往无前，誓死不辱使命！”
9月15日晚，在为全体队员壮行的晚宴上，大家高举酒杯，齐声呼喊：“首战用我，用我必胜！”雄壮的口号声震得天花板嗡嗡作响。
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当地时间9月17日凌晨1点30分，检测队乘坐的包机降落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隆吉机场。钱军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3个小时之前吃的退烧药应该起作用了，千万不能因为体温过高被拒绝入境啊！中国驻塞大使馆政务参赞樊晓东已经等候多时。健康申报、测量体温、随行物资下载装车，早晨8点钟检测队才抵达200多公里以外的驻地。
检测队的工作地点确定为位于首都弗里敦的塞中友好医院，驻地则是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宾馆。这里显然比原始丛林具备更好的硬件条件，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弗里敦所在的西部地区疫情发展迅速，每日新增病例数正在逐渐赶超疫情最为严重的东部城市凯内马和马拉洪。依据多年参与处置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经验，钱军判断，人口密集、流动量大的首都和西部地区将成为疫情防控任务最重的地方，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检测工作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不久前，塞中友好医院曾接诊过埃博拉病人，此时这里已是人去楼空，从零乱的病房和散落在各处的医疗用品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有多么慌乱。负责接待的是留守的医院院长卡努和护士长玛莎。队员们后来才得知，因护理过埃博拉病人，玛莎护士长前一天还处在医学隔离中。
医院不是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建筑布局无法满足生物安全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造。由于天气原因和塞方令人失望的工作效率，此时检测队50多吨的物资还滞留在机场。队员们缺乏最基本的防护装备，连口罩、手套都严重不足。
但管不了那么多了，副队长孙宇、指挥组长刘文森、检测组长鲁会军当即开始实地测量。为实现人流与物流完全分开，最大限度降低感染风险，窗户必须密封、房间和走廊要进行隔断、墙体需要开凿、电路也得重新改造。钱军带领队员们连夜手绘了一张施工图，交给承担改建任务的当地一家中资企业施工队。
一边是争分夺秒的物资转运，一边是紧张的实验室改造施工。
塞拉利昂的雨季真让人琢磨不透，刚才还是艳阳高照，晒得人皮肤灼痛，转眼就是一场倾盆大雨，浇得人睁不开眼睛。转运物资的卡车18个小时才能往返一趟，好不容易到了，挡板一打开，哗啦，先卸下来半车水。队员们全部成了搬运工，衫衣、帽子一会儿湿、一会儿干，出现一道道白碱，一上午5瓶矿泉水灌下去，一点想上厕所的感觉都没有，有的队员皮肤晒伤，被汗水蜇得生疼。
实验室改造施工还未完成，塞国新任卫生部长弗法纳就不请自来，亲自到塞中友好医院考察。他踩着满地碎石，依次穿过墙上刚刚开凿出的门洞，一边听钱军队长详细介绍实验室改造设想，一边不住地竖起大拇指：“ok！ok！”但他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检测？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也向我方提出了加人检测实验室网络的邀请。事实上，世卫组织对援非国际实验室有严格的准人要求，必须通过实验室检测比对，考试合格后才允许上岗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