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人民日报》董阳在全媒体时代，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现在一些网络写手日产几万字，写出来的书一样大受追捧，名利双收。相比之下，那种沉下心来推敲式、分娩式的写作怎样生存？如果说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坚守，那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将会发生变化，但所谓变化，必定是难以预料的。如果你过去是捧着一本书，现在你却是通过网络或电子阅读器阅读，那么，变化就必将发生，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内容，特定的媒介一定会影响到媒介所传达的内容。但究竟怎样影响，这并不是完全由技术决定的，也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就像你手里有把刀，用来切菜还是用来杀人，那取决于你的选择，技术只是规定了你的选择范围，比如你不可能用它绣花。
既然是选择，就一定涉及价值的判断和取舍。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最后还没写完，但这部书经历了种种“变化”，至今活着，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现在这样一个作家就不能生存？所以，问题不在能不能，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否还相信这是好的。我想，我们在面向未来做出选择时，当然要大胆、灵敏、富于想象力，我个人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充满期待，我坚信，这样一种媒介和传播方式，给文学提供了新的宽阔的可能性。但是同时，我们恐怕还得相信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比如我们是不是要相信，一年三百多天，日写几万字，能写出好作品、写出我们期待的伟大作品？是不是相信，在艺术创作中，我们可以不顾人类体力和智力的起码限度创造大规模的奇迹？还是说，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个，我们愿意接受这种东西？
这些都涉及价值判断，我们此时做出什么判断，决定着我们将在全媒体时代会有怎样的未来。据了解，这一届鲁奖的参选作品，书写乡村的作品很多，把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作品则很少。乡村题材为何这样受青睐？为何都市题材少有作家涉足？这是否反映了当代作家在文学思维、写作视域、表现能力等方面存在着某种缺陷？我没有计算参选作品中乡村和城市题材的比例，但实际上，在期刊和书籍出版中，城市题材的作品近些年有了急剧的增加。即以我编辑的《人民文学》杂志来说，这两年乡村题材并不是很多，城市题材绝不是很少。当然，现代生活日益复杂，已经很难清晰地在题材上划分城市与乡村，你写一个农民工，那么这是城市题材还是乡村题材呢？总之，实际情况不是“少有作家涉足”，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涉足。当然，这不是说乡村题材就不应该重视，不管什么题材，是好作品都应该重视，而且，就整个社会的视野来说，对乡村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也远不是写够了，写好了。我们最近发了一篇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是一个名叫梁鸿的年轻学者回到家乡，深入调查后写成的，反响出乎我们的意料，很多读者包括作家，都打来电话，说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了，看到了现在农村的真实状况。
但在评论中、在对作品的评价和判断上，你所说的情况是存在的，我们的评论家，可能还有一些编辑，多少是比较偏爱乡村题材的作品。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中国文学从古至今有深厚的乡土传统，我们的审美趣味、评价标准乃至话语系统都是从这个传统里来的，评论家们对乡村题材比较有把握、比较有话说，但对于书写新的都市的复杂经验的作品，他们就比较犹豫，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是没看见，而是看见了但没有多少现成的话说。所以这里有一个话语系统、评价标准的更新升级问题。整体上看，相比于作家，部分评论家、部分编辑的文学思维可能问题更大一些。前几届鲁奖评选，就有人注意到了作家创作对传统题材与传统文化的回归趋势，这种趋势在本届鲁奖中有无延续？它是否预示着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势？文学对本土资源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自觉运用，这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即已开始的趋势，21世纪以来，更是蔚为大观。现在，你在一些网络文学作品中，在一些很年轻的作家的写作中，常常可以一眼看出传统文化的影响。我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长期趋势，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性”问题：在全球化世界中，我们如何作为一个中国人思考和写作，我们的根基和背景在哪里？我们的特性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表意系统？现在正在写作的几代中国作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有具体的分析，不是你有一些传统文化元素或情调就是好了，吸收借鉴传统是为了有力地表现我们现在的经验和境遇，是为了创造、创新。如果没有创造、创新，那不过是剽抄古人，欺负古人没有著作权。任何真正的艺术创造，总有一个和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艺术家们越是真切地感受传统的伟大和强大，越是有超越传统的冲动，这就是“影响的焦虑”，没有这种焦虑，你就是个不肯断奶的乖孩子，那有什么出息？当然，有时候做乖孩子是会受到更多的赞赏和肯定，这是文化上的懒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方针不应忘记，古为今用，不是今为古用，不是今人成了古人的注脚，有出息的后代总要自立门户，开出新天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