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之初，朝廷改革已见萌蘖。其时康有为复设保国会于京师，未几即被御史劾散。今学部侍郎严修方，为贵州学政，奏请开经济特科，以求得人应变，朝议从之。公遂保举知名之士三十余人，康之弟子梁启超与焉。其后康复疏言国危，工部堂官不为达。给事中高燮曾乃上章荐之。故相翁同龢，复面保康才可大用。徐致靖复力保之。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人都，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公闻召行抵上海，翁同龢诸公谓不可恃。值湖北有小教案出，遂有廷命，命公还任。
公既窥见朝端水火，新旧之隙侵深，遂变节而有阿附容身之举。
盖以是年四月二十三曰，方有变法之诏，而二十七曰即有朱逾，令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曰复降旨，令在廷臣工及文武大员补缺受赏，必诣皇太后前谢恩，或具折，又以荣禄为北洋总督，皆四月二十七曰事之捖兵权。公盖逆知变法无成，而大祸将作，故遂不得不急求自保矣。及政变后旧党之焰，如鼎镬之逼人，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或杀或逐，天昏地暗。或谓公因自保，故实与其事。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大肆衍播，以为改制度，而公则为《劝学篇》以遏之。又有湘人王廉之徒，立论排牴公羊，仇新政，议者谓出公意旨。由是党人益仇公，几欲将其向曰声名，堕之于涂炭，
舆论亦稍稍抨击，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
相推相激，遂有己亥立嗣之变。方是时，惟刘忠诚上章切谏，公则援吴可读以自解，不敢稍立异同。庚子北方大乱，拳祸滔天，浸至五忠被杀，袁、许皆公门弟子，有声于政界者。
闻公此时，惟曰啜泣，曾遗恺军北上勤王，然道梗不达。先是李文忠由粤督应召人都，逡巡于沪上，力持保东南策，刘忠诚亟赞成。公鉴于大势，亦力主其议，遂由江鄂共派陶森甲到沪，与各国领事结东南互保之约，所全实多。顾当时有党人据于沪汉，不乘虚蹈瑕，戮力于北，而转欲于东南完全之地，举兵起事以勤王召号，计疏事泄，遂有唐才常、傅良弼等流血于武昌之案。微闻案发，公对幕友叹息云：“今曰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其意欲出唐等于死罪，鄂抚于荫霖执不可，公亦不敢固争。辛丑和约后，公府物力，亦萧然扫地。然朝议方欲再练新军，以镇畿辅，遂复遣大臣南下搜括，与己亥刚毅南下之情事略等。顾此两次，公皆力拒之，以此湖广财政，终不似苏浙之缺，则公之力也。湖北担任辛丑赔款，其始分取各州县，其后公于土膏捐中求得之。乃令挹原款以兴地方学务，故湖北地方小学，不忧费绌，亦公之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