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谓：迎长日者，建卯而画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释「周之始郊，日以至」，则谓鲁之始郊日以至，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长日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则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为春矣。正月正岁，犹曰以子为首，若以冬为春则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鲁礼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为鲁，以附夫臆凿之论，则大有所不可。周为周王，鲁为鲁公，合周鲁为一礼，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叶梦得氏曰：「以郊为迎长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其好诬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谷之祭。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而止。鲁郊殆周祈谷之郊，故左氏谓启蛰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之制与？曰：以至日而祭，则至日非常以辛也。鲁之郊雩皆辛，是用辛，鲁之礼也。然则周郊非辛与？曰：周官祀大神则卜日。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不吉，始用他日，是有疑于卜也。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则不容卜，言月至则有卜，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是定以为不卜日也。《曲礼》曰：「大飨不问卜。」吕大临谓天时阴阳之至，日月素定，故不问卜；若他飨，则问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与？《召诰》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非辛也；至异日而社，非卜也。《五经异义》、《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故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历代之月时不一，独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谷于南郊，能取二说而裁正之，号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议
北郊之名，不见于五经，谓北郊见于《周官》，郑玄之论也，《周官》无北郊之本文。因郑玄谶纬之说，而与《周官》并行者，王莽、刘歆实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议，而不知立北郊之说者，始于匡衡，成于王莽，舍其大而议其细，相承谬误，今千七百余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为奏乐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辨详矣。郑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泽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郑氏之不能释者有二：曰以血祭，以狸沈。以辜则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至于《大司乐》之地示，则又曰祭于北郊。郑氏既以方丘、北郊为二，而后人之尊郑者，未尝不以方丘、北郊合而为一。神州谶纬，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北郊之无所经见，皆泥其说而无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于匡衡，非王莽自为之说。谨按《汉志》，高帝因北畤而备五帝；至武帝时，后土犹未立；建始之际，方正南北郊。匡衡、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援据《礼经》，皆自为损益。若所引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之说，今《戴记》无北郊之文。陈祥道《礼书》知其说之无所据，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说。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尽，二者相对，如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谓之郊地，其何所据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为郊，沿袭建始之弊，自汉而降，无有知其非者。祀地之为社，详见于后土之议。尊地之说莫先于罢方丘废北郊，以全古礼之正。或者谓玄璜礼北方，孟冬迎气北郊，古不得而废。愚谓郑氏之言人帝五精帝，于地无预。王肃之攻郑玄，其说虽行于泰始，惜其说犹以郊丘为一。故宗郑者多而王说复废。驯致今日，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以承三代之正，罢北郊之谬，其不在兹乎？（录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四部丛刊本》，下同）
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状
【（臣）】 猥以非才，备员史馆几二十年。近复进直翰林，仍兼史职，苟度岁月，实为罔功。
伏睹先朝圣训，屡命史臣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若齐、梁、陈、隋、周五代正史，李延寿《南北史》，房玄龄等《晋书》，或称御撰，或着史臣，此皆唐太宗右文稽古，数百年分裂事志，悉得全备。至宋仿依唐世，爰设官局，以成《唐书》，是则先朝屡命有合太宗文明之盛。
卑职生长南方，辽、金旧事，鲜所知闻。中原诸老，家有其书，必能搜罗会粹，以成信史。窃伏自念先高叔祖少傅正献公燮，当嘉定间，以礼部侍郎秘书监专修《宋史》，具有成书；曾祖太师枢密越公韶为秘书著作郎，迁秘书丞，同预史事；曾叔祖少傅正肃公甫、吏部尚书商，俱以尚书修撰实录。言剪薄弱息，获际圣朝，以继先躅。宋世九朝虽有正史，一时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昔司马迁、班固皆以父子相传，遂能成书；刘知几、刘餗、刘赞咸以家世旧闻撰成《史通》、《史例》。辄不自揆，庸用条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纪载，悉皆遗缺，亦当着具书目以备采择者。
一、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偁所著《建隆遗事》，足见深意。前实录无太宗叩马一段，后实录增入，显是迎合。
一、杜太后金滕之事。赵普因退居洛阳，太宗嫉之。后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吴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普以死。今《宋史》普列传无一语及之，李焘作《通鉴长编》亦不敢载。私家作普别传，始言普将死，见廷美坐于侧，与普忿争。其集号《巽岩集》，所宜搜访。
一、天圣三朝正史。纪载多有谬误，盖修史官夏竦所为，吕夷简受成而已，其列传遂以寇准、丁谓同传，所宜改正，若此非一。
一、洪迈作神、哲、徽、钦四朝史，于时高宗在德寿宫，多所避忌，立传亦有芜类，所宜刊削，当直书徽宗亡国之罪。
一、徽宗违盟契丹，童贯复燕城，正史回避，所合改正。
一、徽、钦围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载，所有杂书、野史，可备编纂，今具于后：
《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传信录》
《孤臣泣血录》《靖康草史》
《靖康奉使》《靖康遗录》
《裔夷谋夏录》《陷燕记》
《南归录》《靖康录》
《犯阙录》《伪楚录》
《松漠纪闻》《伪齐录》
《起戎录》《痛愤录》
《建炎复辟记》《己酉航海记》
《建炎扈从录》《中兴遗史》
一、元符至元佑事，赵鼎虽于绍兴改正，亦有隐讳，今可考证增入者，今具于后：
《邵氏辨诬》《元佑党籍传》
《尊尧集》《丁未录》
《符佑本末》
一、宋世九朝，莫详《长编》而可资证援参考，复别有书，今院中《长编》不备，诸书并缺，今具于后：
《续通鉴长编》《长编纪事本末》
《国纪》《九朝通略》
《编年备要》《建隆编》
《隆平集》《元符诏旨》
《治统类》《两朝国史纪志》
《东都事略》《仁皇训典》
《国朝会要》《续会要》
一、太史公作世表、年表，至秦楚之际复为月表，致意极深。晋代播迁，魏宗****，所宜为表，以分年统。时兵火湮厄，南北三史，无所凭依，卒不能就至。欧阳修任史官之责，独能于宰相方镇年月谱系。盖宰相之任匪轻，推年可以考得失，方镇之害最重，因年可以推盛衰，宋朝兴亡繇是可考。目今旧书尚有，而史院无存，今具于后：
《百官公卿表》《宰辅拜表罢录》
《百族谱》《麟台旧事》
《宰辅编年》
一、礼乐，历代帝王不相沿袭，自聂崇义作《三礼图》，多有舛误。乐自王朴、李照、胡瑗、范镇，魏汉津、房庶皆有异同。史志所载，止于一时，而诸家所陈，罔有纪载。其乐志止详于乐髓《新经礼书》，若《元丰集议》，未之有载，其书尚在，可备讨论，今具于后：
《开宝通礼》《开宝通礼义纂》
《分门礼选》《礼阁新编》
《太常新礼》《庆历祀仪》
《太常因革礼》《郊庙奉祀礼文》
《政和五体》《大飨明堂礼》
《卤簿记》 【本院止有宣和。】 《濮议》
《东向议》
一、兵刑、徭役、漕运、度支，随俗施政，莫敢偏废。赵元昊用兵，保甲、义勇、保马等制，群臣各有议论，王安石以顾役行于河北，司马温公以差役行于东南，各有不便。王安石青苗贷息，大坏极弊，繇是驯致靖康之祸，所宜博采奏议及食货等书，以备作志。
《经济集》《群臣奏议》
《三司考》《会计录》
《救荒录》《刑统》
一、宋翰林视唐尤加清重，有杂书可补志书者：
《金坡遗事》《翰林杂记》
《续翰林志》
一、地志，宋有成书：
《太平寰宇记》《皇佑方域图志》
《皇佑地理新书》《元丰九域志》
一、纂修史传，必当先以实录小传附入，九朝史传仍附行状、墓志、神道碑，以备去取。
《琬琰集》《诸家文集》
《涑水纪闻》《邵氏闻见录》
《春明退朝录》《梦溪笔谈》
《龙川略志》《归田录》
《续归田录》《可谈》
《谈丛》《师友杂志》
《童蒙训》《晁氏客语》
《清丰懿范》《韩忠献遗事》
《忠献家传》《中国春秋》
《欧公本末》《苏魏公谭训》
《师友谈记》《王巩闻见录》
《桐阴旧话》《王沂公笔录》
《张乖言行录》《胡安定言行录》
《王沂公别录》《旧闻证误》
《唐介事实》《范太史遗事》
《邹道卿语录》《丰清敏遗事》
《文昌杂录》《杨文公谈苑》
《麈史》《能改斋漫录》
《石林燕语》《嘉佑杂志》
《东斋纪事》《谈圃》
《渑水燕谈》《避暑录》
《王巩杂录》《秀水闲居录》
《扫编》《挥麈录》 【后录、三录。】
《典故辨疑》《吕氏家塾广记》
一、诸降王当别立传。三朝史所载简略，宜用伪史参照作世家，仿欧阳修《五代史》例。
《十国纪年》《九国志》
《吴越备史》《南唐书》
《江南录》《南唐近事》
《蜀梼杌》《闽王事》
《江南野史》
一、宋代疆理，北不尽燕城，南不尽交趾，西不尽灵夏，东不尽高丽，宜仿《晋书》载记，各纪其事，当访寻四境关涉诸书。
《高丽图经》《至道云南录》
《赵元昊西夏事实》《交趾记》
《丙午录》《辽金誓书》
《国书本末》《使辽录》
《西夏事宜》
一、李筠、李重进本非叛臣，实汉、周之忠臣，《宋史》作《叛臣传》所宜改正；韩通亦周忠臣，欧阳修作《五代史》不立韩瞠眼传，议者非之。又如诸方僭窃皆宜立传，《宋史》悉讳，今宜会粹立传。
李顺方腊王则 【《甘陵伐叛记》】
赵谂 【有《事实》。】 侬智高 【有《平蛮事迹》。】
一、欧阳修作《唐书历志》悉取一行十议造历之法，见于志书。宋世五朝志，《应天历》、《干元历》、《仪天历》、《崇天历》、《明天历》，亦号详备，独熙宁《奉元历》、经元佑《观元历》、崇宁《占天历》、大观《纪元历》，洪迈作志不能尽纪，所宜访求。历草见于志中，大抵历不差不改，得其造历更改，则后有考，民间通历学者亦有其书，所宜搜访。
一、神宗元丰以前，官制似唐，亦有增损；元丰以后，官阶勋爵分为二途，史志虽详，难便检阅。
《官制新典》《官制旧典》
《官制通考》
一、艺文志，自元丰后，该载未尽，宜以今世所行书籍备载。旧制进呈者入书目，亦当以馆阁书目为主，分类补入。
自惟志学之岁，宋科举已废，遂得专意宋史，亦尝分汇杂书、文集及本传、语录，以次分别。不幸城西火，旧书尽毁，然而家世旧闻，耳受目睹，犹能记忆。或者谓国亡史不宜修，南方鄙儒，讵敢置论，年齿衰迈，分宜归老田里，旷官縻职，实为罔功，而区区素蕴，亦蕲别白，以称朝廷奖拔之厚。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落，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谨呈翰林国史院。谨状。（录自《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
国学议
成周国学之制，略于《大司乐》，其遗礼可法者见于《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详莫得而闻焉。汉武表章六经，兴太学，至后汉为尤甚。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详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旧，而国学之制日堕。至于绍兴，国学盖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夫所谓三舍法者，崇宁、宣和之弊也，至秦桧而复增之，月书季考又甚。夫唐明经帖括之弊，唐杨绾尝曰：「进士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但记帖括投牒自举，非仄席待贤之意。」宋之末造类不出此。
今科举既废，而国朝国学定制深有典乐教冑子之古意，傥得如唐制，五经各立博士，俾之专治一经，互为问难，以尽其意。至于当世之要务，则略如宋胡瑗立湖学之法，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亦朝夕讲习，庶足以见经济之实。
往者朱熹议贡举法，亦欲以经说会粹，如《诗》则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书》则孔氏、苏氏、吴氏、叶氏之类。先儒用心实欲见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