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有二体：编年始于左氏，纪传始于太史公。考一时之得失，则编年为优；论一人之始终，则纪传为备。要之二者皆不可阙。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我国家至元间初撰祖宗实录，于时诸臣多在。及元贞初，诏修世祖实录，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录送史馆，更欲纪述一代之事，寓修诸臣列传。然以进史日期太迫，诸臣事实不完，迁延至今，竟不果作。向修《经世大典》，臣事之见于简册者十居二三。矧令翰林职专笔削，若复旷日引年，不复纪载，将见勋旧盛烈泯汲无闻，为史官者无所逃其责矣。此列传之所当修也。
一、昔司马迁为太史令，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宣布于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焉。夫史固欲其核实，事尤贵于网罗。今史馆修书，不过行之有司，俾之采录。或功臣子孙衰替而无人供报，或有司惮烦而不尽施行，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当取具国初以来至于某年中间功臣当立传者若干人，各具姓名，或即其子孙宗族，或即其亲旧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当具报，不许有司因而烦扰。又诸公遗文，各处或已刊行，开具模印。未刊板者，令有司即其家抄录，校雠无讹，申达史馆。严立程限，违者，罪及提调官吏。庶几事无所遗，汗青有日矣！
一、官品固有高低，人材则无贵贱。且作史者，本欲纪载贤能，以为后世之法，初岂别其贵贱而辄以为等差。故赵周既贵，姓名止见于当时；黄宪虽微，善行永传于后世。近自金源以来，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得登于史，是使忠烈隐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文书，何以劝善乎？其法之谬，以至如此！今二品以上，虽有官爵，别无事，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贤，政绩可纪；或隐逸之善，著述可传；或人子之事亲，若王祥之孝感；或义士之赴难，若南霁云之杀身，并宜登载于编，以为将来之劝。
一、史之为书，善恶并载，盖善者所以为劝，恶者所以为戒也。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后世史臣亦云：「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今修史条例，止见采取嘉言善行，则奸臣贼子之事，将不复登于书欤？彼奸臣者，固不恤其书与否也，今从而泯灭之，是使奸计暴行，得快于一时，无所垂戒于后世，彼又何惮而不为恶乎？且如阿合马、桑哥、帖失、倒剌沙之流，皆当明着其欺罔之罪，弒逆之谋，庶几奸邪之徒有所警畏。然诸家所具事迹，多出于孝子慈孙之言，门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实，又当参以刑曹之过簿，吏部之行止。如此，则善恶备而无虚美恶之讥矣！（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河南胁从诖误
自昔国家信赏必罚，敷扬治化，惟务安辑于九有；宣布号令，是欲彰信于兆民。夫治化清谧，****宴然受惠；号令反复，则事纷然不宁。故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民抚之则安，此古人之格言，实有国之明鉴。钦惟皇元，奄有中夏，列圣相继，于今百年，盖以忠厚得民心，以安静养民力，中外无间，号称治平。
近因至元五年，盗起河南之境，造谋起意，不过范孟等十余辈，胁从诖误，连及赵文铎等七百人。赖上天垂佑民社，而渠魁旋即诛夷。惟余诖误之徒，迄今议拟未绝。比者承诏奉使京畿，询民疾苦，疏涤冤滞，省部时政一二，耳目之所见闻，若复循然不言，是负朝廷委托。夫事或涉疑人误犯者，则情有可矜；法已至明，人故犯之，则罪在不宥。然时有变通，人有寡，而为治者，亦未尝不致察焉。昔者中统之初，李叛乱，震惊河朔，残扰山东。伏读当时诏赦节文有曰：「岂期逆，几陷全齐。遂愚尔，咸蹈祸机。顾其势之使然，岂吾民之得已。今者天讨既平，人心尚惑，奚暇偏枯之恤，庶令反侧之安。除将逆贼李父子，并同谋者，并正典刑讫外，知情胁从诖误，及逃移他所、流亡外界之人，赦书到日，并皆原免。」盖当是时，中原初定，江南未附，国家仁厚宽大，海涵养育，所以收人心安反侧者如此。迩者，河南范孟之徒，伪造中书之奏目，矫为行省之文符，路下之州，州行之县，诈称朝廷之使者，未尝明言其叛谋。一言之出，其事急于星火，数日之内，何暇辨其伪真？是以圣天子上体世祖之宽仁，下轸民庶之昏愚，至元六年三月十八日，因颁诏令于天下，特出专条以赦之。河南之民，欢呼鼓舞，帖然安定，始获更生之赐。经今已是数年，议拟犹或未。窃虑远近民有未安；诚恐中间事有未定。《书》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号令之出，不可壅逆而不行也。《礼》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
又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钦奉诏书内一款：「反贼棒胡、朱光卿、韩法师等，明正典刑外，其余未获诖误之徒，并免其罪。」盖有国家者，本欲百姓治安而已，故或罹水旱之，则加赈恤之恩，视之惟恐其如伤也；或遭过误之罪，则行宽宥之典，抚之惟恐不至也。且以李之叛，其知情胁从诖误者，并皆原免；棒胡之反，未获胁从诖误之徒，亦免其罪；今范孟等，盗杀宰臣，亦已伏诛，而胁从诖误之人既已赦之，又复罪之，是反汗也，是示以不信也。夫以堂堂朝廷之尊，而号令反复若此，既有损于国体，又轻失其人心，岂惟致疑于多方，复恐贻讥于后世。宜从都省早为明白闻奏，将河南胁从诖误之徒，钦依已行诏书，并许赦原，以断天下之疑，以绝四方之惑，使海内之民，信朝廷之号令，而无反侧之心，沐国家之德泽，而安承平之治，不胜幸甚！（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论不可数赦
自昔国家，务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数行，必致纪纲之多紊。是以先王既兴礼乐以教民，严法制以惩恶。盖礼乐兴则教化洽，法制严则奸贪惧，未尝数赦以病民也。唐太宗贞观二年谓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轨之辈。古语有云：『君子不幸，小人之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凶者，贼良人。朕有天下以来，尝须慎赦。盖数赦，则愚人尝冀侥幸，唯欲犯法，不复能改过矣。」诚哉，太宗之斯言也！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初，未尝肆赦。临御既久，圣德深仁，丕冒天下，是以刑政肃清，礼乐修举，奸贪知惧，善良获伸。故中统至元之治，比隆前古。钦惟圣天子承顺天心，子爱百姓，发号施令，必先至仁，践祚伊始，已降宽恩。然自近岁以来，赦宥太数，诚恐奸人贪吏各怀侥幸，大为奸利，非国之福也。夫以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肆赦者八。近自天历改元至元统初岁，六年之中，肆赦者九。盖敷恩宣泽，虽出于朝廷之美意，然长奸惠恶，诚为政者所当慎也。伏愿自今以始，近法世祖皇帝之所行，远鉴唐太宗之所言，使中外臣民，洗心革虑，守法奉公，知非常之恩，不可复觊。不胜幸甚！（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乞增广国学生员
国家典章，兴隆庠序，敦崇劝勉，责在宪台。夫成均实风化之原，而人材乃邦家之本，是宜增广员额，乐育贤能。
昔者，世祖皇帝既定中原，肇新百度，知为治必资于贤者，而养贤必本于学官。至元七年，初命中书左丞许衡为国子祭酒，以教公卿大夫之子弟，是时学徒未有定额。其后政教既修，学者寖广。迨至仁宗皇帝，增多至四百员。然而近岁以来，员额已满，至使冑子无从进学，殊非祖宗开设学校、广育群材之美意也。盖自昔国家未有不由作兴英贤而能为治者也。故汉室中兴，圜桥门者亿万计；李唐受命，游成均者三千员；人材之多，近古未有。洪惟国家海宇之广，庠序之盛，又岂汉唐所可比拟？独于学徒员额犹少。方今朝廷治化更新，嘉惠儒术，至于学校长育人才，尤为先务。宜从都省闻奏，量拟增添生员一百名，内蒙古、色目五十员，汉人五十员。应入学者，并如旧制，钱谷所费，岁支几何？人材所关，实为至重。如此，则贤能益盛，俗化益隆；其于治道，实为有补。（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请详定朝仪班序
朝觐会同，国家大礼，班制仪式，不可不肃。夫九品分官，所以着尊卑之序；四方述职，所以同远近之风。盖位序尊严，则观望隆重，朝廷典宪，莫大于斯。迩年以来，朝仪虽设，版位品秩率越班行，均为衣紫。从五与正五杂居，共曰服绯。七品与六品齐列，下至八品九品，盖亦莫不皆然。夫既踰越班制，遂致行立不端，因忘肃敬之心，殊失朝仪之礼。今后朝贺行礼，听读诏赦，先尽省部院台正从二品衙门，次及诸司院局，各验职事散官序立。正从班次，济济相让，与与而行，如有跻躐品秩、差乱位序者，同失仪论，以惩不恪。庶几贵贱有章，仪式不紊，上尊朝廷之典礼，下耸中外之观瞻。（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论台察纠劾辨明之弊
尝谓纠劾贪邪，在乎公天下之好恶；辨明诬枉，所以着一人之是非。好恶既公，则恶党消而奸弊息；是非既着，则善类伸而治化兴。
钦惟世皇肇立台宪，登明选公，欲四海人才之来集；扬清激浊，务一时公论之持平。比者风纪之司，论列涉于轻易，或因察识之未审，故致辨论之多端。自昔国家皆有国是，国是既定，则邪正判而公道行；国是不明，则事非杂而人心惑。宋宰相王曾语谏官韩琦曰：「近见章疏，所陈甚佳，高若讷多是择利，范希文未免近名。要须纯意为国家事，斯其谏论之良法欤！」夫天生人才， 【（固）】 【[足]】 【【（固）】【[足]】 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改。】 周一世之用，作而成之，则才常有余；沮而弃之，则才恒不足矣！然公族贵冑，必生于阀阅之家；而谋士轶才，或出于山林之下。故伊尹聘于有莘，傅说起于版筑，孰曰出身之卑贱，岂论家世之寒微？此古者数路用人，未尝滞于一也。
夫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宣者必申于中台；或降或黜，无例者必定拟于刑部。是慎重于守法，不敢轻 【（易）】 【【（易）】 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删。】 于用刑。今动辄曰省院台勿用，则当用者宣政、资政之选乎？是降为杂职矣。又曰有选衙门勿用，无选者孰敢用乎？是不复得叙矣。且职官犯赃，犹有一贯至三百贯之分；至论其罪，则有殿降 【[叙]】 【【[叙]】 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补。】 不叙之别。岂有一遭论列，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辄坐杂职任用之科，终身不叙之罪，岂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者至于流远，家属尚留于京师；被劾者未至当刑，起遣即归于乡里。盖缘无事可寻，琼森于掇拾，洁白素着，特为之污染，致使高尚之人闻而退藏，有志之士亦为敛避。当路兴乏全材之叹，后世有国无人之讥，其于世道甚为关系！
夫孰贤孰否，在君子固自信而不疑；去泰去甚，当言者宜核实以详审。今始者一人纠言其罪，次者一人辨明其非，三人共列于一堂，何以酬酢 【[乎]】 【【[乎]】 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五十二补。】 庶政，纵使不行报复，岂能消弥雠嫌？夫史官定千古之褒贬，台谏判一时之是非。褒贬公则后世之人信，是非明则天下之人劝。今或好恶沦于所偏，邪正因以失实，轻则讦人之阴私，甚则诬人之父祖。是以清浊混淆，善恶错乱；朝是而暮非，春劾而夏辨；奏请有烦于圣听，辨论实挠于台端。事至于斯，当究其理。
大抵为治莫先于择人，择人贵在于守法。盖诸人呈言并无罪责者，所以通上下之情；台谏论事务得其实者，所以重耳目之寄。若不申其赏罚，何以端其本原？举人不当，今有连坐之科；论事不实，古有抵罪之禁。今后论言人者，必须赦后为坐，果犯赃罪，并从台宪追问，其余罪名，仍须法司拟定。如此，则事不至于反复，法必底于允平；奏请不烦于圣听，毁誉弗紊于朝章；刑政肃而国体尊，是非明而人心服。公论幸甚，天下幸甚！（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乞续编通制
法者，天下之公，所以辅乎治也；律者，历代之典，所以行乎法也。故自昔国家为治者，必立一代之法；立法者，必制一定之例。盖礼乐教化，固为治之本，而法制禁令，实辅治之具。故设律学以教人，置律科以试吏。其所以辅乎治者，岂不详且密欤？
我国家自太祖皇帝戡定中夏，法尚宽简；世祖皇帝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圣相承，日图政治。虽律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岁月既久，条例滋多。英宗皇帝始命中书定为《通制》，颁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佑至今，又几二十年矣。夫人情有万状，岂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时官曹，材识有高下之异，以致诸人罪状，拟议有轻重之殊。是以烦条碎目，与日俱增。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遍举。若不类编颁示中外，诚恐远方之民，或不识而误犯；奸贪之吏，独习知而舞文。事至于斯，深为未便。宜从都省，早为奏闻，精选文臣学通经术、明于治体、练达民政者，圆坐听读，定拟去取，续为《通制》，刻板颁行。中间或有与先行《通制》参差抵牾，本末不应，悉当会同，讲若画一。要在详书情犯，显言法意，通融不滞于一偏，明白可行于久远。庶几列圣之制度，合为一代之宪章。民知所避，吏有所守，刑政肃清，治化熙洽矣。（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