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要去哪儿？”屋子里那盏昏暗的油灯映照出女儿脸上的焦虑，她那双小手正紧紧地拽着我的衣角。
“听着斯韦托奇娅，妈妈要离开你和爸爸一段时间，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听爸爸的话。”我用双手抚摸着女儿的脸颊，尽力安抚她。
离开女儿的小房间来到楼下，亲爱的伊瓦尔--我的丈夫正站在门口。
“你又要走了么？瓦莉娅。”伊瓦尔上来抱住我，盯着我的眸子。
“是啊，又要离开你和小斯韦托奇娅了。”我也深情地注视着他，却又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就是生活……”
“也许吧，但生活不该是这样的。”
“生活本来不该成为这样的，可现在却只能是这样。”我亲吻着他，在耳旁轻柔地说道：“伊瓦尔，为了将来我们和孩子们的幸福，今天就只能过着这样的生活。”
我与爱人做了吻别，走向门外风雪交加的世界。
……
“妇女们，战争已经爆发二年多了，半个世界都卷进了这场可怕的杀伐，每天都有人失去丈夫和儿子，承受着这些创伤和折磨的同时我们中许多人每天还要工作14个小时，身心具疲地在灰暗的车间里制造着杀死更多丈夫和孩子的武器。请想一想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个社会带给妇女这么多残忍的折磨？我们忍受的压力和来自生活的重担并不比任何人少，相反的还可能更多些，我们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我们干更多的活，却只能拿到更少的收入。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如此的残酷与不公！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劳动的妇女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生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望着厂房里那一双双迷茫的、困惑的、激动的、执著的、疲惫的眼睛，我大声地发出呐喊，努力地唤醒那些筋疲力尽的灵魂。
……
屋内寂静无声，伊瓦尔和女儿都已经睡着了，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小心翼翼地来到床边，虽然生怕吵醒他们，可脱去外套后我还是一头栽倒在了床上。
不知过了多久，屋外传来重重的敲门声，惊醒了我和伊瓦尔。
伊瓦尔起身正打算去开门。我伸手拦住了他，披上衣服自己一个人朝门口走去。
“你是瓦莲莉娅.安德烈耶夫娜.梅尔库诺娃么？”门口围着五六个警察，为首的那个举起煤油灯打量着我的脸。
“是的，我是瓦莲莉娅。”我定了定神，尽量表现得镇定些。
“那么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警察出示了证件。
“你看我现在穿着睡衣，让我换件衣服好么？”在获得许可后我转身发现伊瓦尔已经站在身后。
“瓦莉娅……”他把衣服递给我，同时无奈地叹了口气，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我会回来的，别担心，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事不过三。”我穿好衣服，对伊瓦说：“请照顾好我们的斯韦托奇娅，但也别太宠她了。”
伊瓦尔只是轻轻地点了下头。
在我离开的那刻望了一眼门板背后的挂历，上面的日期是--1917年1月23日。
……
刺耳的列车制动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微微睁开双眼打量着灰蒙蒙的车厢顶盖。
“又是新的一天么？还是和过去一样呢？”我这样想着，后背上感觉到一丝冷意，回头望去，车厢的大门敞开着，刺骨的寒风正从那儿蹿进车厢内。
这会儿睡意已经完全消散，我从地铺上站起来，紧了紧衣领，朝车门走过去。
“****娅同志你睡醒了？”当我经过临时过道时，一位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孩对我招呼道。
“恩，醒了！活动一下身子。”我应了一句，接着走到门口朝外面四下张望。
“这天气可真冷。”女孩跟着我走过来，她正不停地跺着脚。
“莉萨同志是南方人吧？”我转过身来看见女孩缩着脖子和双手，浑身发抖的模样，忍不住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给她披上。
“我是河北人保定人，才不是什么南方人呢，可谁知道这鬼地方比我们家乡还冷得多！”她抱怨着的同时，被冻得红扑扑的腮梆子鼓了起来，仿佛是在生这老天的闷气。
莉萨的真名叫雯，姓独狐，因为我喜欢叫她狐狸，所以便给她起了个露西亚名字--莉萨。比起我这个教会中学的辍学生来，莉萨可是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优等生，党的中央委员会给我们边疆区输送来的新鲜血液。
一想到这儿我就释然了，相比起来她确实需要更多的照顾，于是我对她说道：“内陆可不比沿海，要是现在生病那可就麻烦了。”
“谢谢书记同志。”莉萨抽了抽鼻涕，有些勉强地给了我一个微笑。
……
好吧，来谈一下这些年来我个人的经历。就从1910年开始吧，那一年5月我一个人去了上海，先是在《工人之路》，后来又在《红星报》的编辑部做一些临时工作。1912年我回到了乌拉尔，而瓦洛佳却在我回来的二个星期前又一次被捕入狱，我都没能再见到他一面。1913年在为《乌拉尔斗争报》工作的同时，我参加了卡缅斯克煤矿大罢工的组织活动，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小伙子，叫伊瓦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克基洛夫，他是个积极能干的煤矿工人，作为党的同情者与工会积极分子对我们的宣传动员抱有很大热情，我和他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在一次代表工人去矿上与资方谈判的途中，他被老板雇佣的打手砸伤了腿，从那时起我开始照顾他的生活，不久之后我们相爱，并结了婚。也许有人会说瓦洛佳更适合我，但是嫁给一位淳朴的劳动者对于我来说并无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我发誓一生都要为劳动者和穷人而斗争。在1914年元月我们的女儿斯韦特兰娜诞生了，虽然整天忙于工作的同时还要照料这个小家伙，但是我仍然感到生活开始变得充实起来。
这一年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着，欧亚大陆上二大集团的轮廓已经凸显出来，一方是汉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霍亨佐伦王朝统治下的德意志、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和诺曼罗夫王朝统治下的露西亚；另一方则是温莎王朝名义下的联合王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日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卡扎尔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和萨伏依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其中法德关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领土争端，以及中英对于缅甸、中法对于安南的归属权纠纷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二大阵营都在备战，汉帝国先开始了战争动员，与此同时也开始了针对社会民主党党员及其同情者的大规模逮捕行动。
自1905年起义失败后，党的组织就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有超过80%的党员退党。直到1910年组织还远没有恢复到1905年以前的状态，党的主要领导人不是在流放地服刑，便是流亡国外。之后几年里经过我们这些坚持下来的同志的不懈努力，党的工作才稍微有所起色，可经过1914年的大搜捕，刚刚才有所恢复的组织活动顿时又陷入了瘫痪状态。许多同志都开始心灰意冷，身边那些熟悉的身影越来越少。已经很久没有和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了，实际上也无法再联系，我开始焦虑不安，对于事业和前途第一次陷入迷茫。如果不是因为女儿斯韦特兰娜，不是因为每次哺乳时看见她那纯真的笑容，我根本就坚持不下去……感谢女儿，总算还是熬过了那最灰暗的几个月。随着同志们陆续被捕，斗争报的工作渐渐地落到我的肩上，已经很少有时间照顾女儿了，伊瓦尔曾经对我抱怨过几次，但每次当我露出疲惫的神色，他便不再说话。1914年那几个月的紧张生活使人筋疲力尽，可就是这样的日子也很快便结束了，7月的一天警察闯进家里翻箱捣柜一番后当着伊瓦尔和女儿的面将我带走。
又一次服刑，又一次流放，目的地是更遥远的图尔汗--一个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在去那里的路上我得了病，发高烧，整天昏昏沉沉的，有时候想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伊瓦尔和我那可爱的女儿斯韦特兰娜了。所幸花了半个个多月时间沿叶尼塞河逆流而上，我终于熬到了那个处于世界边缘，一年里只通三趟货船、且全无铁路和公路与外界相连的地方，虽然处于8月中旬，可气当地候依旧寒冷。
在那里负责监视我的是位上了年纪的警察，出人意料地他对我非常客气，让我称呼他老高就行了。老高告诉我，自己有个儿子1905年战死在安南，从那时侯起他便成为了我们党的同情者。我成了老高可以倾诉对象，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个可以倾诉的外来人对他来说应该是十分需要的。本来随着组织的破坏与涣散，党的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自己又被发配到这荒芜之地，对于生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现在有了一位向我述说在荒凉的世界边缘大半辈子生活经历的人，让我明白即使在这样边远、荒凉的地方生活仍然不全是绝望。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大事，直到一个月后才从电报中得知战争爆发的消息。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老高站在警所的门口，面色阴沉地望着南方那一望无际的雪原。自己则正为无法阅读到报纸了解事件的动态而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