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我们在美国生活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一组文章，是归来后不久的旧作，在甲午马年之际辑录在此，又一次感到了时光的惊心动魄。
借用了一个经典电影的名字：《美国往事》，当然，此“往事”非彼“往事”，只是觉得，这个名字里，有一种珍惜之情，那种不动声色朴素的珍惜，也许，是我们唯一可以和时光对抗的东西。
小城爱荷华
爱荷华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到处是树，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大树在这城市里生长了不知多少年。由于树多的缘故，动物也很多，当然是小动物，比如，松鼠，常常看到灰松鼠翘着大尾巴在草地上奔跑觅食，一点不怕人。还有野兔，似乎胆小一些，也还是能在夜晚看到它们一蹿而过的小身影。我们甚至还看到过獾和小浣熊，当然，看到的最多的，是黄昏来聂老师家门外山坡上吃晚饭的鹿。
爱荷华河流向密西西比，就在我们的窗外，抬眼就能看到它安静而丰满的河水。它不是一条大河，可它从容地朝着一条大河奔去的姿态很迷人。通往河边的小路上有几棵漂亮的树，结着繁密的小果实。一天一天地，看着它们慢慢成熟、变红，熟透了就落到了草地上，比红豆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有点像山楂，又有点像海棠，很脆，汁水很多，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人说那可能是蓝莓树，也许吧，据说这种果子到冬天会变得又甜又软，是那些不能南迁的鸟越冬的口粮。
爱荷华河里有一群一群的野鸭，会飞。看到它们从天空俯冲到河里的刹那我还以为那是大雁。可它们不是。从前我常常忘记鸭子原来也是一种鸟，有飞翔的翅膀，和大雁一样，是候鸟。可听说这里的人太喜欢喂鸭子了，它们过着丰衣足食富足的日子，这几年冬天，已经不再长途迁徙飞往温暖的南方。它们忍受着爱荷华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靠面包屑度日。看来，“以食为天”这句话，真是一条普适的真理。它居然改变了一种动物千百年来自然的习性。
爱荷华河水气味很重，那是鱼的腥气。一尺多长灰黑的鲤鱼，常常张着大嘴来和鸭子抢食。有时，鱼群会吓退那些落单的野鸭。没有人在河边垂钓，本地人从不吃爱荷华河里的鱼，他们说因为河水有污染。所以鱼们可以自由自在终享天年，假如有一天从河里钻出一条鲤鱼精来，看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爱荷华河是一条富足和没有杀戮的河流。
从爱荷华城随便哪一个方向开车出去，走不多远，就走进了广袤的田野里。美国中北部大平原，辽阔而坦荡，无边无际，却又不是一览无余，它有着非常舒缓和流畅的起伏跌宕，有如大地的呼吸，很像我们的东北。上帝或者说造物真是太厚待这一片土地了，来到这土地肥美的深处，人大概才能知道什么叫“感恩”。这平凡而生机盎然的俗世美景，唤起的竟然是人宗教的情绪。
爱荷华河岸边、公路旁，有一些小小的丘陵，他们把这叫做山。某一座山上，有一个“鹿园”。“鹿园”里，住着聂老师。更早以前，住在这里的，还有聂老师的丈夫，美国著名的诗人保罗·安格尔。鹿园其实就是丛林中一座红色的木屋，那红，不张扬，不霸道，是某种花朵的颜色，充满生气，和四周的树、山有一种奇妙的和谐。如果在冬天，树都变成了枯树，山变成了银白的雪山，那时，这红色的木屋会多么温暖和迷人，可惜，我没能看到这样的美景，我们一直没有等来爱荷华的大雪。
鹿园里有鹿，鹿是野鹿，几十年如一日，每到黄昏，鹿就从山坡后面的丛林中出现了，聂老师早早撒下了鹿食，在从前，撒鹿食的应该是保罗。保罗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喜欢动物和女人。聂老师向我们转述这句话时，脸上有着怀想的温暖的笑意，这句话，还有这笑容，都让我们深深动情。
现在，保罗一个人睡在墓地里，那墓地我们也去过了，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一无修饰，简洁、大气、庄严、美。上面刻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保罗的，还有一个，是聂老师自己，那天，我一看到华苓·聂·安格尔这名字就哭了。这里将是聂老师最终的归处，这就是女人。哪里有爱情，哪里就是她们生死不渝的家园和故乡。墓碑的背面，刻着保罗的诗句：“I can't move mountains.But I can make light.（我不能移山，但我能发光）”现在，每年10月12日，保罗的生日，就是爱荷华州的“安格尔日”。
爱荷华虽小，可也有好几家巨型超市和很大的购物商城，他们把它叫做“mall”。这一类超市和商城大多都建在城外，需要开车。在爱荷华，没有车就像没有腿。还有一家大约可叫做“车间商场”的地方，卖厂家的直销产品，都是现在中国年轻人喜欢的品牌，比如李维斯，比如耐克，比如Gap，等等，还有CK的香水，价钱要比商店里便宜，叫“Williamsburg”，它离城要远一些，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要走大约四十多分钟，它的英文名字我们开始记不住，李锐马上就给它起名叫“威廉堡”。从此我们就把它叫做“威廉堡”了，听起来十分欧洲。后来我才知道，“威廉堡”这名字，果然和欧洲殖民者有关，它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纪念。
但是聂老师买酒，从来都是到一个叫“John's grocery”的小店，是一家小杂货店，用我们的叫法就是“江记杂货店”，这家店的店主，John，祖籍捷克，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开了这小店，如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John怕是已经过世了，现在的老板是他的儿子，城中的老居民，很珍惜这仅存的、唯一的小店。卖酒的店员，叫Wally，从前，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反叛的“嬉皮”，即使现在，你还是可从他身上看出一个嬉皮的痕迹：他的毛边牛仔裤，他的不修边幅，他灰白的头发在脑后编成的发辫……他笑容非常诚恳，有时竟很灿烂动人。他熟知这城中所有老主顾对于酒的口味，假如你想送酒给某个人，你就到“江记杂货店”去，问他，“谁谁谁喜欢什么酒？”他就会从一排排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的酒瓶中取出你所需要的。有一天，我们想带酒去鹿园，就到“江记杂货店”，我们说出了聂老师的名字，比划着，威利马上笑着带我们来到里屋，从货架上取下了一瓶，正是我们所要的——差不多每晚都要在鹿园喝的那种叫做“Cognac（康尼雅克）”的白兰地。
从前，来这里买酒的，应该是保罗。他开车下山，来到路边这小店，买“康尼雅克”，买威士忌，卖酒给他的，先是老约翰，后来就是嬉皮士威利。突然地，有一天，保罗不再来了，永远不来了。在他举行葬礼那一天，嬉皮士和他的老板，威利和老约翰，来到了墓地。聂老师匆忙中并没有想起通知他们，可他们自己来给保罗送行。那一天，嬉皮士威利，穿得非常整齐、肃穆，西装笔挺，打着领带，他肃穆地来给他的顾客、他的朋友、一个诗人送行，来和他说，永别。
还有一个加油站的老板，保罗从前，总是去他那里加油。只要一看见那辆叫做BLAZER的吉普车，飞快地驶来，不用说，准是保罗了，没有人能把一辆大吉普开得这么帅气十足。他去世后，第一次，他的吉普，他的“BLAZER”——传播者，由别人驾驶着，由他们的女儿驾驶着，去了那个加油站，老板一看到那辆车，和车上的人，就站在那里哭了。
这就是小城的魅力，全世界的小城，都有着那些大城所没有的情意。这也是一个人、一个诗人的魅力，有了这个人，小城变得非常大，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每年秋天，爱荷华最美的季节，全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现在又加上了剧作家和导演，来参加由这个人和他的妻子开创的“国际写作计划”（IWP），全世界各地，比如柬埔寨，比如老挝，比如太平洋上的哪个岛国，总有一个诗人，或者一个小说家，把“爱荷华”这名字当做了他生命中的一个纪念。
2002年，和我们一起来到爱荷华的，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同行。一开始，我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于是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称呼他们：比如“日本胖丫儿”（其实并不胖，只是丰满、结实，人很美丽，有着十分坦荡的笑声，总是称呼我姐姐），比如“玛当娜”（是一个保加利亚姑娘，年轻、前卫，喜欢涂颜色怪诞的指甲油和唇膏，崇尚“肢体语言”），比如“小中世纪人”（是一个巴西青年，眼神忧郁，留着中世纪宗教画中圣徒一样的长发，喜欢弹吉他，用很小的声音唱披头士的歌），比如“英国小驼背”（其实并不驼，只是有些佝肩，金发、碧眼，他是个真正的英国贵族），还有“老德国”（自然是个德国人，小说家，是我们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每天早晨在河边跑步，不喜欢君特·格拉斯）。此外，还有“以色列”，还有“巴勒斯坦”。“以色列”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大眼睛姑娘，据说她在世界上很有名气，她的书，每一本，都是由“兰登书屋”出版，当人们指责将要到来的这场战争的时候，她站在了大多数人一边，她说：“我不代表以色列。”而“巴勒斯坦”则是我们中最文雅最有书卷气的诗人，多情而浪漫，我们常常看到他和那位来自波兰的女诗人一起，在爱荷华河边散步，据说他们之间有了故事。那个波兰女诗人，喜欢围红色的披肩，忧郁而严肃，我特别喜欢她羞涩拘谨的笑容。还有一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作家，皮肤黝黑，头发天生蜷曲，热爱摄影，我们集体旅行乘车，他总是喜欢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不失时机地，把一只胳膊从玻璃窗伸出去，举着相机，咔嚓咔嚓迎着风不停按快门，十分潇洒。他说他身上有一点华人的血统，会说一两个汉语单词，他的汉语水平和我的英语水平不相上下。可是，有一天，在我们常去吃饭的中餐馆里我们碰上了，没有翻译，也没有旁人，我们三个，他会蹦几个汉语单词，我们会蹦几个英语单词，可我们居然还谈得非常热烈，足足谈了半个小时，也许那纯粹是南辕北辙的谈话，可那“谈话”的氛围让我们给造足了，真是投契和热闹！后来，回国后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他们国家一个身居要职的高官，部长。
传奇的是，我们不仅有贵族，有政要，还有前游击队员，那是一个来自非洲津巴布韦的女诗人，她曾真正地在丛林中打过游击。我对她充满好奇，可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无法和她真正交流，她严肃、沉默，和另一个非洲女作家形成鲜明对比，那是一个加纳人，明亮而喧哗，牙齿白得耀眼，身材高大丰满，总是穿颜色热烈的衣服，笑容十分灿烂迷人，她待人热情、喧响、亲切，可她身上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原始的高贵，如同一个神。她是我见过的最意味深长最像神的一个人，也许，她生活的地方离神最近。我很喜欢她，她是个小说家，是加纳唯一一个获过国家大奖的女作家。有一天，我们听她朗诵自己的小说片段，她写她的童年，一群乡下孩子，在猜测着苏联的生活，孩子们说，在苏联，所有的事情都要分工，比如吃饭，有的人专门分工吃面包，有的人专门分工吃果酱，有的人则专门分工吃马铃薯。我想那小说一定非常有趣，可我只能通过翻译知道这么多。
从前，有保罗的时候，他常常邀请IWP全体作家到鹿园聚会，他们在屋后山坡前生起烤炉，用柏木枝烤牛肉。大家在阳台上喝酒，喝醉了，就唱歌，那些来自东欧的作家们跳起踢踏舞或者他们自己民族的舞蹈，一边跳一边流泪，地板都要被跺塌了。山坡对面，夕阳一点一点沉进了河水，从远处，你感觉不到它的流动，可它在流。在它的尽头，有着更仁厚的美景，那是密西西比这条神灵般的大河对它的等待。
那时，山上的树还没有这么高，它还遮挡不住阳台上人的视线，现在不行了，现在树又高又密，除了冬季，已经看不到对面的河流。爱荷华的树，在秋天，真是烂漫极了，到处是一树一树的红叶、金叶，在蓝天下，在河岸，在某些白色的建筑旁，它们耀眼的眀艳，有时撞得人一阵眼疼。原来，有这么多树是可以在秋天变红的，从前，我只知道枫树，还有黄栌，还有柿子树。我们老师曾经告诉我，《西厢记》中，“晓来谁染霜林醉”中的“霜林”，指的就是柿子树。那是我们的树。爱荷华是没有柿子树的，却有着另外的红叶和美不胜收的“霜林”。我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它们的名字，对于我，它们是异乡。
从前，我们把美国北中部这一片肥美的土地，称作“衣阿华”，现在我们的地图上，则译成“艾奥瓦”（IOWA），第一个，叫它“爱荷华”的人，是聂老师，聂华苓，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女人，她使“爱荷华”名扬世界。
卡巴莱
在走进这个酒吧之前，我从没听说过“卡巴莱”，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在我生活的城市，歌城歌厅星罗棋布，可我和大多数规矩本分的市民一样很少光顾那些声色犬马的场所。据说我们城市的歌城歌厅很有一些声名，但那里的歌手唱的仍然是普通的大众的流行歌曲，并没有一种称之为“歌厅音乐”的乐曲应运而生。
卡巴莱据说就是——“酒吧音乐”。
那是我们到达芝加哥的第一个夜晚。这个黑色的城市在白天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震惊。我们五个中国人，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朗诵会场溜出来，凭着手里的一张地图，一头钻入了这城市巨大的腹部。那摩天大厦组成的黑色的峡谷，壁立千仞，寒光凛凛，有着冷酷的华丽，和伟大的邪恶。我们在寒风中“狂走”，不屈不挠，却摸不到这城市的一点血肉。芝加哥是著名的“风城”，在这个下午我们透彻地领略了那风的强劲。这是一座不可触摸和亲近的城市，它没有体温，没有表情，我仰头站在它最高的建筑——西尔斯大厦的脚下，心想，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这个城市动容？
从前，有一支歌这样唱：“芝加哥，甜蜜的家，”那是南方的黑奴们对一个天国般美好地方的憧憬，当年，有多少黑奴历尽艰辛九死不悔地唱着“蓝调”，涉过田纳西河，密苏里河，密西西比奔向密歇根湖边这象征着自由的“甜蜜的家”，可是，今天，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无法把“甜蜜”这字眼和“芝加哥”联系在一起。芝加哥太不“甜蜜”了，芝加哥总让我想起另一个词——奇迹：财富的奇迹，工业的奇迹，现代化的奇迹，建筑的奇迹，人创造了一个嚣张的奇迹来向上帝炫耀。而从前的芝加哥，那可以被称为是“家”的地方，早已让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了。
从前的芝加哥，如今，只剩下了城中心一个水塔，石头的建筑，朴素、沉寂。我在另一个黄昏时分站在了它脚下，感受着它的黯然神伤。它是最后的、唯一的一个见证了，见证着被“毁尸灭迹”的过去。南方酷烈的棉田里，成千上万的黑奴吟唱的芝加哥，想往的芝加哥，是它挽留不住的啊。那个芝加哥死了，而它做了墓碑。
大火成就了今天的城市，一片焦土之上，人们尽可以甩开膀子没有任何羁绊地大干了。于是，一座同名的城市拔地而起，全世界最优秀的建筑学家在这里争奇斗异，如今，任何一个游客，都可以随便乘上一只观光游船，从蓝色的密歇根湖上回头眺望那个“一英里半的奇迹”，那已成为最经典的芝加哥景色。蔚蓝色的湖水，蔚蓝色的天空，如此纯净、如此辽阔和悠远的背景之上，现代人想象的极致，也无非就是，把一道道几何习题做到了天上。
幸好，我们还有黑夜。黑夜到来之后，芝加哥在灯光的抚慰下柔软下来。我们乘车来到城中心一家酒吧，这里就是演卡巴莱的地方。从孟京辉和廖一梅那里，我知道了“卡巴莱”是酒吧音乐，有固定的演出形式和风格。其实，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消磨掉一个陌生的夜晚，至于“卡巴莱”，我想，无非就是艳舞的一种，除了色情，色情，色情，我并不期待它带给我别的什么。
果然，它是色情的，色情而炫目的一群女人，色情的舞蹈，色情的语言和挑逗，热烈而又欢快。女人欢快地在舞台上抛弃着身上的衣服，把一件充满亵渎意味的事变得那么光明坦荡，一个女人，也许是男人，他（她）肥胖得足有半吨的体重使他成为了一个没有性别的人，这个人就像我们中国戏剧中的“彩旦”，欢快放肆纵情地说着我听不懂的粗话。人人都快活得要疯了，我也很快活。我以为我会反感这一切可却没有。我很少能体会俗世生活中粗鄙的美和快乐，像这个色情的芝加哥之夜。那狂舞的肢体奔放而健康，每一寸都会说话都会倾吐，每一寸都有情有意，哪怕那舞者全无心肝，可那肢体是情真意切的血肉。冷酷的白昼是需要这样温暖的肢体这样色情的抚慰的，色情，却理直气壮，有一种粗俗茁壮的生机，没心没肺的快活，快活到了极点，到了底，一往无前乃至——壮烈。
想起一句话，红灯映照里的欢愉，用来形容卡巴莱，真是再贴切不过。四周的黑，托举出了这一团欢天喜地的光明，那是肢体的奇迹：肢体是这城市深处的灯和光明。在这个异域的夜晚，或许，任何有声有色有光明的东西都能使我心生感激，我刚巧撞上了卡巴莱，我撞上的卡巴莱很可能和真实的卡巴莱，相去万里，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卡巴莱，芝加哥这不可触摸的冰冷的城市才有了蒸腾的人气。
博物馆
不去总是不甘心的，所以，在芝加哥，在纽约，或者，在爱荷华州府德梅因，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在博物馆、艺术馆里，那简直是一种淹没。所有那些不同年代、不同种族、不同国别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突然地，向你逼来，包围了你，那伟大的气势能给人造成高山缺氧的窒息感。我走进那些伟大的地方，总是头晕，这让我不辨东西南北甚至迟钝。博物馆这一类去处是强悍的、压迫的，也许它并不适合如我一样脆弱和小家子气的观众。我常常看到别人描写参观博物馆艺术馆的文章，看到人家在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在那些伟大的原作面前的惊喜和震撼，可我不行。一个人，过惯了穷日子，一夜之间发了横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得住那巨大的喜悦和财富，在博物馆里，我就是一个被“暴发”的感觉所摧毁的观众。
也许，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那一次是个例外。那一次，由于时间紧迫，参观整个的博物馆是不可能的，朋友就说，明确一下主题，去中国馆吧，我就跟在大家后面仓皇地直奔中国馆而去，那样子好像是去赶飞机。我们匆匆忙忙穿越在那些奇迹之中几乎是目不斜视，就连莫奈、马奈，就连高更，甚至凡·高也没能让我们停下脚步。经过凡·高身边时我感到心揪了一下，可我还是硬着心肠掉头而去。我知道我们的同行者，那些年轻人是不喜欢凡·高的，他们说凡·高已经变成了中产阶级趣味的一个庸俗符号。我不愿意在苛刻的批评眼光的陪伴下和我热爱的凡·高见面，我也吃不准在这样的氛围里凡·高是否会让我失望，所以我宁愿舍弃。
于是，在异国他乡，和祖国突然地见面了，在千重山万重水之外的别人的土地上，我遇上了老中国：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还有伟大的盛唐时代，一个身穿红色唐装的女人，小小的，高不过尺余，骑在一匹骏马上，她丰腴肥美的身体前倾着，似乎是在顶风上山。刹那间我被震撼了。这个泥塑的女人，这个女人奇异的姿态，是我在我们自己的庙宇和博物馆里所从没见到过的，我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骑着马要去哪儿，可她伏在马上的那个真实而艰难的姿态让我深深感动，多么美啊！多么让人怜悯！不知为什么我深深地、深深地怜悯着这个唐朝的仕女，这个丰满多情的泥塑。我怜悯她眉宇间的孤寂、怜悯她无人抚摸的丰肌、怜悯她从颈到肩那温柔典雅美不胜收的曲线、怜悯她背井离乡的千年乡愁。我站在她面前，不敢张嘴说话，一张嘴就哽咽。
那一上午，我激动不已，这是从前逛博物馆这一类去处时从没有过的，以后也没有过。那是唯一的一次，被深深地感动、震惊，被缠绵爱意所笼盖和折磨，像少年人一样对美那么敏感和敬畏。我们流落他乡的珍宝，让我看到了美是怎样在孤独的、隐秘的传递中照亮了时间和万物，她在离群索居之后所到达的神秘峰巅，还有，她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宿命的真实，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永远，并且，只可能属于什么族类和人群。
看阿仙
阿仙是一个中国人，旅居澳大利亚，在美国展出他的艺术作品。我们是偶然撞上的，在这之前，我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后来，向朋友询问，知道了多年前，他是北京那些比较另类的艺术家中的一个。
那天，下着雨，为了躲雨我们走进了这所叫做“亚洲艺术协会”的展览馆，楼上，一个很大的展厅里，一边，陈列着洛克菲勒家族收藏的中国瓷器，另一边，则是阿仙。当然，不是阿仙本人，而是他的作品，也是瓷器，半身的胸像，也有全身，像我们常见的中医针灸挂图中的人体，呆板、光头、冷漠、面无表情、闭着眼，若不仔细分辨，几乎看不出性别，当然，裸着，而裸着的身上、脸上，则烧制出极其经典的中国瓷器的图案：青花、斗彩、景泰蓝等等，或是花鸟鱼虫，或是人物山水……一尊一尊，脸上、皮肤上，飞着蝴蝶，游着鸳鸯，开着艳丽的缠枝大牡丹，背负着高山流水名山胜川，嬉戏着放纸鸢或是点炮仗的垂环小童，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熟到骨子里的，也是外国人眼里最经典的中国符号。
你得承认，它奇异、怪诞，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量，你还得承认它的“巧”，它的通俗，它的明白畅晓和“热”。它在用古老的中国符号演绎着西方，特别是美国艺术家们最热衷的艺术话题：关于人的身份认同、人的自我认同，以及性别认同等等，这是一个讲给人家听，人家听得懂，至少，自以为能听懂的故事。
回国后，看了宫崎骏的动画片《千与千寻》，这是奥斯卡第一次把他们的动画片奖颁给一个外国人。同样的，这也是一个丢失与寻找、迷失与发现的故事，在历经了长久的困惑、迷失、茫然与没有身份的混沌黑暗之后，“千”终于发现了、找到了他丢失许久的名字“千寻”。宫崎骏的想象力，丰沛而奇诡，其中的动画造型也非常日本和东方，他就用这充满想象力的东方符号给美国人讲了一个他们听得懂，并且，关心的故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艺术家如此热衷、如此痴迷这种“认同”，以至使它变成了压倒一切的强势语言，我想，这当然是和现代、后现代哲学思潮有关，但恐怕也和他们移民的历史、种族的历史有关，不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人类要面对的问题，人类生存和精神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认同”啊！全世界的艺术家，难道，都必须加入到这众口一词的合唱之中吗？
还说电影吧，不久前，看了一个关于9·11的影片，来自世界各地的11位导演，每人用11分9秒的时间，讲述一个关于9·11的故事。伊朗年轻的女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巴夫是这样讲述的：在伊朗某乡村，年轻的女教师，试图使一群正在从事着艰辛劳动的孩子们明白，世界上刚刚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她问她的孩子，谁知道这件重要的大事是什么？孩子们仰起被汗水和劳作弄脏的小脸，回答说，村子里挖井，一个孩子的爸爸掉下去摔死了；另一个则回答，摔死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人。女教师再三启发，说，不，比这更重要的大事情发生了，又一个孩子，用天籁般的声音回答说，更重要的是，他的姑姑，在阿富汗，被活埋了……
那真是令人震撼的回答。
哒啦呱哒
“哒啦呱哒”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想也许没人会知道，它只是一个音节，一个节奏，一个声响，或者，一个随意的碰撞，就像风对任何一种物体的抚摸。
《哒啦呱哒》在外百老汇上演，这就是说，它具有这样一些可能：新、锐利、粗糙、叛逆和野心勃勃。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了几个百老汇经典的音乐剧，比如《西贡小姐》，比如《悲惨世界》，还有正在成为经典的《芝加哥》。外百老汇，还有，外外百老汇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更有吸引力。年轻的艺术家，还没有被百老汇这巨大的商业机器轧制成型、没有被体制所征服的新人，他们用什么证明着他们珍贵的存在呢？
悬念在购票时就已经埋伏下了，它告知大家这一场演出没有座位。起初，我不明白这没有座位的意思，还以为是不用对号入座，但是不是，而是，剧场中不设座位。它的广告词这样形容《哒啦呱哒》，它说，它像性一样美丽。
我们先走进一个厅，不大，灯光温暖明亮，平平常常，看不出玄机，环墙还有几张供观众休息的凳子，在这里大家存包、等待，放松下来，忽然地，有人手持喇叭出现了，引领着大家拐上一条黑暗的小楼梯，这楼梯又窄又陡，绕来绕去，然后，我们就到了一间大厅里。暗沉沉的灯光，果然，没有一张椅子，四周围，还有头顶，全被一种幕布似的东西遮蔽着——这是真正的剧场了，压抑、令人不安、神秘和危机四伏。人们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不用说，我们已经走进十面埋伏之中了。假如，这不是演戏而是，一个圈套一个陷阱呢？
就在这时，灯灭了，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只有黑，黑和寂静。突然地，头顶天幕上，有了响动，像是来了暴雨，沉重的大雨点落下来，砸下来，砸在天棚上，不是雨点，而是，流星雨，金色的大流星，在天棚上，闪烁，滚动。这不是人间而是宇宙了，宇宙洪荒。然后，天棚上，“刷”的一下，飞过了黑色的、奇怪的人的投影，扭曲着，似乎在挣扎，刷刷地，更多的人，在我们的头顶飞着，都在挣扎、呼喊，似乎，痛苦不堪，惊恐不堪。突然，一只手臂，从天棚上咚地掉下来，掉在了我们的头顶，更多的手臂，吊下来，天棚被扯破了，露出了惊恐的挣扎的人脸。
没有了天棚的遮蔽，人就在我们头上呼啸着飞翔，一个人，或者，一组人，飞着、喊着、骚动着、扭曲着、挣扎着，变幻着各种造型，如同但丁告诉我们的地狱的景象，又如同，神话或者宗教故事中的某个画面：拉奥孔、美杜莎之筏……一个人倏地飞下来，迅雷不及掩耳地，把观众中一个美丽的姑娘掳走了，掳到了天上，就像魔鬼掳走了公主，吓得人们一片尖叫。起了音乐，是打击乐，一个人，在半空中，唱起来，似乎是，远古的音乐，图腾的音乐，没有词，只有那一个神秘的音节，那就是：哒啦呱哒，哒啦呱哒。
两小时，刺激、震惊、神奇、恐怖，充满魔幻感和想象力，事后回想，它其实是把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杂技空中飞人、杂耍、音乐，特别是打击乐，再加上类似中国的皮影等，糅合在了一起，完全是一个大杂烩，却黑暗而艳丽，生气勃勃，肆无忌惮，也许，它是在表现人的困境，生命的剧痛与狂欢、人间的荒诞感，也许，它什么都不表现，它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新鲜、热血贲张的体验，让被生活折磨得麻木的我们，在黑暗惊悚的魔幻世界中，激活生命古老的激情，哪怕只是一个夜晚。
只是，尽管如此，《哒啦呱哒》在纽约，好像也没有造成多么大的响动。是啊，纽约，它什么没有见过呢？若论标新立异，谁又能新过纽约去？纽约，几乎成了全世界那些以标新立异为理想的艺术家的梦魇！这个巨大的都市，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汲取着世界上最新鲜、最奇异、最热烈、最丰沛的激情、思想和创造力来滋养自己，甚至，是榨取，它榨取一切。所以，它充满不可思议的活力。然后，它将这初夜般珍贵的一切：诚实而鲜明的、独特的欢乐、痛苦、挣扎、反抗，择其所需，迅速地，复制、拷贝成商品——也许这就是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和百老汇之间永恒的关系。
在55吧
这是一个小酒吧，在格林威治村，很小，半埋在地下，有七八张小桌，也许更少一些，陈旧，简朴，甚至可以说，简陋。可是，在纽约，所有喜欢爵士乐的人，没有不知道它的。
我们的向导，小白，是个“另类”的美国青年，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读的竟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显然，他的寒窗苦读不是为了日后的饭碗。这个小白，痴迷地爱着爵士、蓝调，却一点不喜欢时尚的流行音乐，比如“RAP”之类。在纽约这样飞速旋转的城市，他生活得从容不迫，甚至是悠闲。我想，他有些像上海人所谓的“老克腊”，对了，他就是一个纽约的“老克腊”。
有一张油画，画的就是这55吧，冬天寒冷空旷的街道，一地的积雪，上面印满凌乱而安静的脚印，夜大概很深了，一团朦胧温暖的灯光，投在雪地上，那是55吧的小窗口，那是属于55吧的温暖和光明，贴心、知己，忧伤又甜蜜，就像JAZZ本身。
纽约的“老克腊”小白，是这里的常客，这里，有他最喜欢的爵士乐手迈克·斯特恩（Milk·Stern），这个迈克·斯特恩，如今，已是世界级的爵士“大腕儿”，每年，要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可是，只要他人在纽约，那么，每周，必定有两次，他要到这小小的、简朴而陈旧的55吧来演奏。小白说，那是因为，迈克热爱这里，热爱这里的气氛，热爱这里的听众——那应该都是痴迷JAZZ的发烧友，还因为，他热爱这种随意、即兴、自由的演出方式，那是爵士的灵魂。虽然在这里他几乎挣不到什么钱。
而我，则基本是个音乐盲，说起听音乐，我的耳朵，“约等于”聋子的耳朵。但这个夜晚我还是坐在了这里，等待着迈克。他来了，小白把我们介绍给他，他很高兴，因为他将要在2003年春天去中国演出，一时间我们成了中国的代表，可我这个代表实在“代表”不了中国JAZZ乐迷的水准，叫我好生惭愧。可渐渐地我被那气氛所感染，那一天，演出阵容是个三人方阵，只有吉他和鼓，迈克弹吉他，优雅、洒脱、浪漫，像一个风一样自由的游吟诗人。鼓手是个黑人，棒极了，他的鼓敲得让人灵魂出窍，热血沸腾。他坐在那里，离我不到一米，我觉得他痛苦得就像一个奴隶，痛苦却激情四溢，辛辣而强烈，黑暗逼人。一时间我恍然大悟，原来，“激情”是有气味和形状的啊，就是眼前这黑色的神灵般的鼓手。
那一天，到最后，出现了一个意外的高潮，夜已经很深了，忽然间，不知从哪里，跑来一个“萨克斯”，他进来，来到乐手们中间，他们交换了几个手势，然后，他的萨克斯就吹响了。他们互不相识，于是，他们彼此试探、猜测、询问，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旋律、节奏，用乐器和音乐，你问我答，你来我往，慢慢地，热烈起来，激昂起来，高亢起来，明亮起来，像一群江湖侠客，华山论剑，又像高山流水，喜遇知音。那可真是一场狂喜啊！忘我的、豁出性命般的狂喜，峰巅般的狂喜。我听呆了，也看呆了，想一想，若是在任何一个辉煌的大剧场，庄严的大音乐厅，怎么可能撞上这种“意外”？怎么可能有这半路上杀出来的萨克斯带给我们的惊喜与感动？也许，在这里，JAZZ还是水泊梁山上打家劫舍自由不羁的好汉，本色不改，始终未被朝廷所招安吧？这大概也是迈克·斯特恩，一个真正的、浪漫的乐手，对55吧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
那一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告别酒会上，来自三十几个国家的作家们，举着酒杯，借着酒力，动情地说着“再见”，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清楚，此一别，是不会再见了。
尤其是像我这样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来自黄土高原上的中国内陆作家。我想，我还有什么可能，和遥远的津巴布韦或者加纳的同行们“再见”呢？这让我在那个告别的夜晚，格外伤感。
我们响亮地碰杯，拥抱。一个来自印度的女诗人这样说：“因为认识了你，我知道了这样一件事，语言，在人类交流中并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