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隐秘盛开》。
起初，是听了一个故事，里面特别打动我的，不是“暗恋”本身，而是故事后面那一种山高水长时光悠远的纯情的气息。
我说，我要写一部“言情”的小说。但是到后来，我发现，我写的其实是“爱”——这个“爱”，是脆弱的“爱情”所承载不起的。
我想，我写了几个爱的天才。这世界上，有喉咙的人，人人都会唱歌，可并不是人人都是贝多芬莫扎特阿炳那样的音乐天才；有腿的人，人人都会跑步，可并不是人人都像刘翔那样有着飞奔的天赋。同样，这世界上，人人都有七情六欲，人人都会谈情说爱，“为情所困”也几乎是人人都曾面对过的问题，可真正有爱的才能、爱的天赋的人，不多。
爱的天才，更是鲜见。
“天才”是什么？“天才”是注定要为他所独具的天赋而献身的。贝多芬是这样，莫扎特是这样，凡·高、高更是这样，所以，我的潘红霞们也只能是这样：只有爱的天才，才会将俗世中的“爱情”改造成宗教，并且，为之献身。
献身并不等同于“殉情”，“殉情”是一件壮举，而献身则需要一生隐忍的坚持。爱的天才也不等同于“殉情者”，“殉情者”我们并不陌生，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但绝不是所有的“殉情者”都是“爱的天才”。以我有限的文学知识，我想，安徒生的“小人鱼”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是这样的天才，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美丽不幸的格鲁什卡是这样的天才，再有，大概就是那个荣国府中的逆子贾宝玉了——上下五千年，偌大一个中国，唯此一人，唯这个奇异的男人，把少女的美视为这世界的意义和终极的理想。
我想有人可能会质疑这故事，质疑的理由，无非是，世界太“新”，而我的故事太“旧”，对一个“新”世界而言一个“旧”故事是否有意义？我却不这么认为，在我，新和旧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不是判断价值检验意义的标尺。我只关心我的表达是否刻骨铭心，是否淋漓尽致，是否真实和诚实。对我而言，曹雪芹永远都是有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都是有意义的。没有哪一个“新”的大师或者“新”的文本将他们覆盖和遮蔽。从历史深处透射出来的光芒，多么珍贵和美！诚如博尔赫斯所言：“读到《荷马史诗》精彩文句的一瞬，古人就在眼前，并没有死亡。”
或许，“观念”有新有旧，可若说到“人”这个物种，从远古到如今，在本质上，又“进化”了多少，改变了多少？更善？更美？更聪明？更珍惜世界和万物？除了更贪婪之外我还真看不出有更多的修改。说到底，有关人的故事，其实，都是老的、旧的，人的故事无非就那么几个母本。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他的命运，其实就是如来巨掌中的那个猴子，无论他怎么跳，也跳不出母本的疆域——那是可无限延伸的。但正是因为许多人奋力地、不甘地、千变万化不屈不挠地腾跃，这母本的边界才被不断地改写。
我想，我也是在努力腾跃的那一个，只不过我姿态老实。我比较老实地讲述了一个有唯美倾向的浪漫的故事：“暗恋”只不过是一个框架，一个规定情境，而我真正要写的，是那些爱的天才们极端和极致的、近乎绚烂却又喑哑的悲剧性命运。
我相信，就是到了另一个百年，就是到了二十八世纪，无论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无论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无论有多少新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被制造出来，可只要人类尚存，爱的天才就不会绝灭——他们仍旧会以非凡的激情和悲剧性的承担，创造出类似神迹的奇迹。
毋庸讳言，这个故事对读者是有选择的。就是说，我知道，我这本书是写给谁看，换言之，我知道什么样的读者会选择我：不是年龄、不是阶层、不是性别，而是，那些散落在大地各处，经历了生活的磨砺甚至是凌虐之后，在内心深处，却仍然保留了一些童真的气息、保留了一些严肃和梦想、一些宗教感的人们，他们将和我一起共同完成对这个故事最终的创造。
杜尚说，是观看者在创造一件作品。
为此，我要感谢所有读完最后一页并为之感动的人们，是他们给了这故事完美的可能。
我要感谢我的第一个读者——我的责编周晓枫，是她真诚的感动、迷恋和激励，使我对这故事有了一点自信甚至是，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