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四年三月，传穟署台道，复议曰：「淡厅所急者，每年支放新增之兵米也。新支一日不定，则旧垫一日不清。造册频更，纠缠殊甚。部中查收者，嘉庆十八年以前垫给之数，而承琪所议，则淡厅现送二十五年续造之册，较前数已增。其道光元、二、三年垫给之数，将来造册，又不止三万五千八百余石而已。此时即计补还，亦难清讫。且厅中历年借款，有本厅及府仓备贮之榖，有司库发价采买之银，有协济台、凤二邑屯饷，本厅应解税契及拳和庄租之银；或系外款，碍难报部，或系借银，不能还榖。又如各县屯饷，亟待支放，而司库发价，则无用归还。种种不同，未能一律。惟有先筹当年之榖，毋庸再垫，然后历年借数，可以截清，或分别归补，或准予开销。此拨补之中，后先缓急所当分计者也。各县截旷米榖，嘉庆二十三年后现册，台湾存二千五百九十一石，凤山存三千三百零二石，嘉义存一千一百七十六石，彰化存八百九十三石，虽奉部议，尽数拨补，但彰化县年额支放兵米，无闰之年余榖有限，五年再闰即已短缺，不得不将截旷存留。而凤山自蔡逆军需之案，所有备贮焚抢无余，每年供榖支放兵米可余二千，再收回旷米榖年可一千余石，若以留补本仓，则十年之后即可归补大半。嘉庆二十五年，前人误以此榖代嘉、彰两邑运回内地补二十二年前民欠之额，置本邑仓储于不问，已为失计；若再以拨补淡厅，则凤邑、淡厅事同一律，岂可顾彼失此？承琪但知彰化之榖当留，不知凤山之榖尤不可拨。此情形所当通计者也。至于海道运榖，既责令三邑运赴鹿耳门澳，又设立行保，责令往淡篷船按梁头大小配载，而兰厅之榖，又令淡厅专雇船只往运，及至遭风被劫，又责令地方文武及行保分别着赔；不但举动纷烦，为官商日后无穷之累，且篷船之大不及千石，鹿耳门往来，载民间日用货物者，台湾、凤山、嘉义三县耳，淡水、艋舺踞郡窵远，货船向无往来，安得多船配运。即使有船，而近年内地商船配运，已多困累，尚当妥议章程，岂可使此等小船又滋弊害？此又民间久远之累，所当深计者也。艋舺、沪尾两营，原增戍兵八百七十一名，岁支米折榖六千二百七十一石，遇闰加给米折榖五百二十二石六斗者，此乃道光四年以前之数，现在改议营制，抽拨艋舺营兵一百名入噶玛兰营，则兰厅之兵榖有增，而淡厅之兵榖可减。据淡厅造送册内，无闰之年，扣除截旷，实支两营新增兵米榖不过五千八百余石，逢闰多支五百余石，今减兵百名，则无闰之年实支五千二百余石，逢闰乃五千六百余石耳。淡厅年额征供榖一万三千零七十石，淡水北路中右营实支兵米榖无闰之年一万一千二百余石，尚存一千八百余石，逢闰多支六百余石，应存剩榖一千二百余石。以两年无闰之榖并计，为数尚多，然则每年不敷之数，实不过四千石而已。噶玛兰年额供耗榖一万四百五十八石，除本营新旧戍兵岁支五千余石外，可拨给淡厅四千。即此一款，已敷支放，毋庸拨动四县截旷，以免每年海运之纷烦，日后官商之赔累。并请如噶玛兰吕倅所议，由兰厅将榖变价番银四千圆赍赴淡厅，递年轮买米榖放给；或民价昂贵，兰厅轮买之年，由噶玛兰通判筹款凑补，淡厅轮买之年，则以拳和庄租银准其开销。既可免海运脚费与遭风赔累，又可免频年采买，骚扰闾阎，其事并无窒碍。如蒙宪准，则自本年为始，即饬兰厅在于额征榖内动拨四千石，秋收后赍赴淡厅，预先买榖存仓，以为来年兵食。如此艋舺兵米不敷垫给之数，可自本年截清；而道光五年以后，皆预运一年，无垫给之虞矣。垫数截清，然后饬令淡厅将历年垫给之款，分别银榖，何者当还，何者毋庸归补，何者急需，何者可缓；数目截清，事乃有绪。即如现据淡厅查覆兵米案内借动台、凤二邑协济屯饷一款，自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四年，共未解番银一万八千三百五十圆，此垫款中之亟当先还者也。噶玛兰通判吕志恒造送兰厅支销册内，截至道光元年冬季，除备贮榖二万石外，实存仓供耗榖二万三千二百九十五石，即系应拨补淡厅之数。而兰厅一带，海道艰险，遭风失水，即予着赔；且乌石港口门浅窄，只容三、五百石小船，运榖至二万三千余石，需封雇民船六、七十只，小民殊多不便。卑护道现于清查屯租案内，详请将兰厅应拨之榖，照余租例每石变粜番银一圆，先以淡厅协济屯饷一款代解府库，饬台、凤二邑领回发给屯丁。清款尚余番银四千九百四十五圆，拨解淡厅，同本年应协济台、凤屯租番银四千六百五十圆并存淡厅收贮，分年买补，归还垫款。至于截旷米石，除凤、彰二邑免拨外，每年台邑约可收回榖八百余石，嘉邑约可收回榖四百余石。篷船配还赴淡，实多不便。查淡厅垫给兵米内，有借动府仓备贮榖九千五百石；请饬令台、嘉二邑将此项截旷，三年一次，就近拨解府仓，代还淡厅之款。俟府仓借款还清，即行停止。如此通计，则艋舺新兵之米有出，而淡厅垫给之数可清矣。」议上，文恪公乃与巡抚咨部行之，全台称便。
筹议商运台榖
闽省内地水陆官兵五十三营，与驻防旗兵，不下十万。岁征粮米，惟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兴化五府产米之区，给兵外尚有嬴米以济他府，福州、福宁、泉州、漳州四府，兵多米少，协济犹不足，则半给折色。督标、金厦、漳镇、铜山、云霄、龙岩、南澳诸营，有全折者。雍正间，先后题请半支本色，于台湾额征供粟内拨运。嗣又增给戍台兵眷米，亦以台榖运给。于是台湾岁运内地兵眷米榖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有闰之年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石。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奏定分配商船运赴各仓，此商运台榖所由来也。
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制。五十九年水灾后，二府械闘之风大炽。蔡牵骚扰海上，军兴几二十年，漳泉之民益困，台湾亦敝，百货萧条。海船遭风，艰于复制，而泛海之艘日稀。于是台榖不能时至内地，兵糈孔亟，厅县皆借碾备贮，而仓储空矣。商船大者载货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定制：梁头宽二丈以上者配官榖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者配榖一百三十石，每石给运脚银六分六厘；初无所苦。既而运榖至仓，官吏多所挑剔，而民货一石，水脚银三钱至六钱不等。又商船自台载货至宁波、上海、胶州、天津，远者或至盛京，然后还闽，往返经半年以上，官榖在舱久，惧海气蒸变，故台地配榖，私皆易银置货，其返也亦折色交仓，不可然后买榖以应；官吏挟持为利，久之遂成陋规。于是内地有台榖，厅县皆赖以济公，如江浙之漕焉。
嘉庆十四年，总督方公维甸以台榖积滞，奏开八里岔口与鹿耳门、鹿仔港一律配运。凡渡海渔船，梁头宽五尺以上至一丈二尺者，皆令配榖三十石至八十余石。然奸商诡谲，往往减报梁头，巧为规避。官榖积滞如故。十六年，总督汪公志伊奏请专雇商船，委文武大员至台运榖十万。二十三年，复雇运七万。
先时彰化县知县杨桂森尝建言，请台地改征折色，奏停台运；省议不可。奸民卢允霞者，以健讼遣戍，赦归，在鹿港闻之曰：「此奇货也！」谓所善商人：「我能革除陋规；」众惑之，以为谋主。乃设馆抽各船户钱给允霞为讼费，然独鹿港十数家，其台郡及泉、厦众商船不愿也。二十五年，台澎道叶公世倬至自鹿港，受其肤愬，以为商果病也，欲除其弊以恤商，议罢商人配榖，请制官船海运。以语台湾县姚莹。莹曰：「台榖岁十万石，舟以二千为率，法当用五十艘，一艘工料五千为率，当费金二十五万。既有粮艘，必用弁兵管驾，并舵工、水手，每舟不下数十人，岁费金又数万。海舟驾驶，三年当一修，费又数万。重洋风涛不测，一有沉失，则舟榖两亡。是漕艘之外，又增国家一病也。不可行。」叶公疑其有私，及为巡抚，力持前说，未及改制，罢去。
赵文恪公与孙公尔准为督抚，患商运不前，属台湾府方传穟筹之。传穟以鹿港口门淤浅，商舟不前，道光四年采舆论，请开五条港利商船，而是年乃奉旨运米十四万至天津，免配兵榖者六十余艘，配运之船益少。传穟议曰：「今虽极力疏通，不足运本年之额，计来岁积欠当十三万以上，势必又需雇运。然非善策也。重洋险阻，商船往来，岁有漂沉，平时配运止百余石，糖市倍之，即失水责偿，为数无多，故行之可久。若雇船专运，每船奚止十倍，设有不虞，官商皆难着赔。虽前已三次行之，而未可恃也。昔时商本丰厚，其船工料坚固，近今商船薄小，南北洋中沉碎者多。民间置货千石，犹必分寄数船，以防意外；官榖岂可不加郑重乎？积榖十三万，用商船六、七十艘，厦、蚶二厅雇拨，当为四起或五、六起，每起必有文武正副委员及护送弁兵，供应犒赏，皆取诸四县，赔累已甚；而内地各仓既失商运之利，则必多所挑驳，非云榖杂糠沙，则云斗斛不足，纷纷檄行四县补运。此累之在官者也。官榖运脚每石六分六厘，较民货水脚仅十分之二，每船以二千石为率，船户仅得运脚银一百余两，不敷舵水饭食工资。其船本及修整篷索桅椗之需，皆于何出？每逢雇运，众行商及通港之船皆科派津贴，而船户仍不免赔。此累之在商者也。台湾三口，来往商船，只有此数，既专运积榖，则明年新榖，必有短配，是为疏积欠反增新欠，亦非计之得者。况台地近年米贵，一闻雇运，民间米价必一时腾踊，匪类藉以滋事。是官商既病，而并以病民。传穟之愚，惟有暂停新榖，以折色支放兵食，尽配积榖，免雇运而补仓储。请饬下台湾厅县，查明欠运榖数，至本年止实若干石，照旧配运。其道光五年新榖，令四县尽数易银，按中平市价，每一石易价番银一圆三角，分四季解至内地福州厦防厅库收贮。有榖厅县，领回按月折放兵食。内地番银一圆可易制钱八百余文，以二榖一米计之，每米一斗，可折放制钱二百文。其内外厅县领解番银脚费，平水即以商运例给之，脚价予之，俟积榖运竣，仍配新榖如旧。数年之后，再有积榖，亦可仿此而行，则永免雇运之害。而台湾之积榖可清，内地之仓储可补矣。」文恪公深然之。水师提督许公松年力阻其议。适卢允霞入京师上控，求罢商运，事下督抚议。司道乃采杨桂森之说，停止商运，请台地供粟半收本色，以给台营，半收折色，每榖一石改征银一两二钱，以给内营，即全数划抵台湾兵饷。台地免一领一解之烦，内地免解饷遭风之虑，每年又可省运脚银六千余两。
文恪公曰：「闽省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台郡产米之区，故令征收本色，运给内营兵食。原以台地之有余，济内营之不足。今不令将本色运内济兵，转使改解折色，已失立法之本意。况台府请暂停一年，改解折色，司道已虑米价昂贵，营员借口；若此后尽解折色，岂米价独可无虑耶？台郡各属征收供粟，向无半本、半折之例；方守所议暂解折色一年，犹属一时通融之计，尚可由官酌办；若改征半折，则台民有榖之家较多，纷纷粜榖完银，必有平水火耗之加，更滋流弊；是利商以病民也。更易旧章，未可草率；其再议之！」于是台湾道孔昭虔、台湾府方传穟、台防同知杜绍祁、鹿港同知邓传安、淡水同知吴性诚、台湾县李慎彝、嘉义县王衍庆会议，皆谓商运不可罢。台民闻将改折，大哗，绅士咸曰：「民间完纳正供已百余年，虽今昔情形不同，私有折色，亦皆按时价之低昂，并无一定；若改征折色，每榖一石征银一两二钱，转成定例，行之日久，势必又有加征平水火耗，将来受累更深！且台民市易，皆用番饼，并无纹银，全赖每年兵饷散布民间，纹番两便，故钱价得平；若大饷永停，则纹银断绝，番饼增昂，必致民商两困。大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