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政治力量的增加，民主党内部南部自由派、北部激进派与南部保守派的斗争，美国劳工组织斗争策略的转变等外部因素同罗斯福总统及其政府内的新政人士对种族平等的追求和罗斯福政府本身所信奉的政治哲学的变化——关注贫困人口的生活命运等内部因素，使美国黑人获得了空前的实惠——尽管有些是实质性的，而有些则是象征性的，美国联邦政府也历史性地承认并承担起了对黑人悲苦命运的责任。它们共同营造的这种改革氛围拓宽了黑人民权运动的社会基础，使其成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运动。
一、民主党内自由派同保守派的斗争
就个人而言，美国的第一夫人在改变新政与黑人民权运动的关系方面作出的贡献最大。象罗斯福总统一样，罗斯福夫人在进入联邦政府之前对黑人问题几乎一无所知。随着她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总书记沃尔特·怀特和全国黑人妇女委员会主席玛丽·L.贝休恩等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们的友谊日益加深，与其他民权运动领袖接触的不断增多并逐渐经常化，她对黑人问题的了解变得深刻起来，并之间认识到美国联邦政府有必要正视种族歧视、私刑和黑人选举权等一系列关乎黑人基本民权和政治权的重大问题。罗斯福夫人渐渐成为黑人民权斗争的最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
罗斯福夫人对其丈夫的世界观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罗斯福总统对其夫人的见解十分尊重，华盛顿的著名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珀将罗斯福夫人列为“华盛顿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对克拉珀而言，她是“没有职务的内阁成员”。大部分新政史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如弗兰克·弗雷德尔就认为罗斯福夫人对罗斯福总统的世界观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罗斯福总统在民权问题的一些言行中体现出来。他曾对黑人记者公开承诺，黑人将被“绝对公正地”纳入所有的救济和复兴计划中。虽然有些犹豫不决，罗斯福总统还是和黑人领袖合了影，同民权代表会晤，并与黑人组织进行了沟通和联系。他强调改善和加强同黑人邻国的关系，将驻海地的美国军队撤回本国。
而且，根据第一夫人的要求，罗斯福总统通过全国广播网在一次美国基督教会议上对私刑进行了谴责，指出，“私刑是谋杀，……我们不能为任何纵容私刑法的人辩解，不论他们身居何种职务”。<1>对此，W.E.B.杜波依斯曾撰文尖锐地指出，同共和党的哈定和柯立芝总统相比，罗斯福总统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更明确了些，“他坦率地宣布私刑是谋杀。这我们都知道，但是让一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承认此事实非寻常。这些事情给我们以希望。”<2>同样，罗斯福总统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威廉·黑斯蒂任命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联邦法官，任命威廉·休斯敦为美国助理司法部长，任命威廉·道格拉斯和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官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进入联邦最高法院，尤其是任命弗兰克·墨非为高等法院法官，在黑人心中燃起了新的、获得种族平等和正义的希望。墨非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总书记沃尔特·怀特的好朋友，曾是该组织的主任委员会的成员，美国司法部长。他是黑人民权事业的支持者，在就任司法部长后的第一件事是成立了司法部民权局，积极推动美国联邦政府有关民权立法的执行。
罗斯福夫人本人也积极投身到为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之中去。美国的新闻媒体对她在黑人大学和非裔美国人组织的演讲作了大量报道。她呼吁白人“同黑人公民公平相处，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她在一次关于黑人教育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使数百万美国人第一次听说南部黑人学校的状况。第一夫人在会上号召所有的美国人“共同工作，而不论我们的种族、信仰或者肤色”，“排除不可容忍的感觉，而不论何时发现之”。她认为联邦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推进种族平等。1936年选举后，罗斯福夫人迅速由支持给予黑人平等机会的立场转向对具体的民权措施持赞同的态度。她勇敢地加入到取消人头税和反私刑的斗争中来。而且，南部民主党越是反对她的举动，她表现得越积极。
她踊跃参加有关种族问题的各种会议，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全国黑人大会和南方人类福利大会(theSouthernConferenceforHumanWelfare)等组织的主要会议上发表演说，并接受它们因为她在为种族正义而斗争中的重要贡献而对她的表彰和奖励，以此来表示她对黑人民权运动的认同感。在30年代，罗斯福夫人明确表明了她对整个吉姆—克罗制的贬斥态度。1939年，她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召开的南方人类福利大会的成立大会上拒绝在会议大厅的白人区就座，以表示对当地种族隔离制规定的藐视。这种在后来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举动在当时却是非同寻常的。也正因如此，激进的全国黑人青年会议曾就此事专门通过一致的决议，赞扬第一夫人的勇敢和振奋人心的行为。
在罗斯福夫人的鼓励和影响下，其他新政人士也积极参与到为黑人争取种族平等与种族正义的活动中来。劳工部的W.弗兰克·珀森斯率先要求国内资源保护队给予黑人平等的待遇。哈里·霍普金斯和奥布里·威廉斯在第一夫人的支持下，开始任命黑人到有实际权力的部门任职，并在救济问题上尊重黑人的尊严。联邦剧院计划的哈利·弗拉纳根、美国住房管理局的内森·斯特劳斯、农业电力局的约翰·卡莫迪以及农业保障局的威尔·亚历山大等人都对黑人事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比以前更自由地发表自己对黑人问题的见解。这些无疑获得了黑人报界和民权组织的肯定和欢迎。
在罗斯福总统推行的第二次新政期间，民主党内部逐渐出现分裂。南部保守派日益感到新政的实施使他们的传统，对美国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因此，他们开始用南部的种族问题来反对新政的各项措施，回应南部自由派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南部保守派还挑起了带有极端经济保守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大旗，使南部民主党在种族问题上发生分裂，同时使新政的某些措施向有利于黑人民权事业的方向转化。
在第一次新政时期，罗斯福总统实际上执行了依靠南部，给予他们更多的实惠来换取其对新政的支持的策略。南部获利最丰，而纳税最少。在1933-1934年间，罗斯福总统得到了南部绝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民主党内部达成的一种“君子协定”，即南部保守派支持新政的实施，作为补偿，联邦政府任由南部处理自己的种族事务，不予干预。这也使民主党暂时维持了团结。
但是，南部民主党内也有人担心新政的实行会危及南部的传统的种族关系状况。1934年选举后民主党与北部自由派的联合及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使反对新政的南部保守派的力量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南部政客开始公然反对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策。南部保守派一方面谨慎地接受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以便能发展经济，并对大危机这样的重大事件作出积极有效的反应；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这个政府对其南部事务进行干预。但是，联邦政府推行的新政措施，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救济和改革计划，使他们感到南部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遭到损害和削弱，旧有的种族关系格局遭到破坏。农场劳工组织的形成和劳工组织者谋求南部工厂工人加入工会的威胁使他们心中的恐惧加深了。联邦政府权力的膨胀使他们觉得州权的核心——规约自己的种族事务——受到冲击。为了反击联邦政府的增加救济数额、为穷人建造住房和帮助佃农与分成农度过经济难关等举措，南部保守派大肆煽动南部白人对与黑人同工同酬、共同居住、社会平等和种族间通婚的恐惧，并反对南部佃农会和矿工联合会的组建工作。种族问题慢慢地突现出来。
于是，一些南部保守派开始寻求组织力量反对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措施。但在1936年前，在南部保守派中公开反对罗斯福总统的人还是少数。许多人保持沉默。1936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的104年间，民主党内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必须得到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否则无效。由于南部民主党人在民主党内的控制地位，他们无形中拥有了一种对民主党的候选人和竞选纲领的否决权。南部保守派深感失落。此其一。黑人、犹太人、自由派知识分子、新兴的产业-城市劳动阶级的代表及劳工专家进入联邦政府使南部保守派感到他们在华盛顿的影响受到削弱，并势必与他们阻止梅森-狄克逊线以南的劳工加入工会的计划发生冲突，因此对这些参与新政的人士概加反对。此其二。在1936年总统大选时，南部保守派反对罗斯福政府争取黑人选票的努力实际上已经为后来他们公开反对新政的各项改革措施拉开了帷幕。在这一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史密斯退出民主党大会，以示抗议。他认为，“白人的政党的大门为诱捕黑人的选票，已经门户洞开。政治平等即社会平等，社会平等即互相通婚，互相通婚即意味着美利坚种族杂种化”，这是不可容忍的。
<3>此其三。南部民主党在民主党中的优势地位呈下降趋势，也使他们感到形势不妙。长期以来，南部民主党一直是民主党的中坚力量。南部选票在民主党选举人团中的比例在1920年和1924年时达到90％，1928年时这一比例下降到74％；1932年时更突降到26％。在1936年总统大选中，南部人在选举人团中的得票份额仅为23％。此其四。南部民主党在美国国会多数地位的丧失使他们更为沮丧。在1896-1930年间，南部和边疆州入选国会的议员是民主党的多数派，占到三分之二。但罗斯福总统当政以来，他们的比例降到不足一半。1933-1938年南部和边疆地区的国会参议员为30人，而1933-1934、1935-1936和1937-1938年民主党的国会参议员数量分别为60、69和76人。同样，上述地区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为130人，而民主党在第73、74和75届国会众议院的代表总数分别为311、320和331人。尤其让南部保守派感到苦恼的是，在第75届国会上出现了一个由全国自由派组成的多数派，这意味着，没有南部或共和党人得到选票支持，罗斯福总统这样可以通过他的新政立法。此其五。
南部民主党保守派在民主党内以及在整个联邦国会地位的失势，既为罗斯福总统推行司法改革，为新政的各项立法在国会顺利通过并迅速付诸实施扫除了障碍；维护南部白人种族至上地位的南部保守派力量的削弱，也为黑人民权运动的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南部民主党保守派力量下降的同时，南部又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派别。他们认为南部是贫穷落后的；种族隔离制的存在是南部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建设一个新南部，必须参加到为黑人争取民权和政治权的斗争中去。大量的自由派人士开始公开反对南部的种族主义。在杰出的南部社会学家哈沃德·奥德姆的领导下，社会科学家们发表大量文章，谴责种族主义的罪恶，详细描述种族问题束缚南部发展的种种方式。为了更能便于表达他们在政治事务上的看法和主张，布鲁克斯·海斯、弗朗西斯·P.弥勒和H.C.尼克森组织了专门的南部政策委员会(theSouthernPolicyCommittee)。该组织劝说其成员，1936年任里士满《时代-快迅》报编辑的弗吉尼厄斯·达布尼和《新闻与观察家》报的编辑、《国家》杂志的专栏作家乔安山·丹尼尔斯分别在各自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公开谴责人头税，要求通过反私刑的法案。大量南部城市的报纸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在罗斯福总统的允许和第一夫人的积极参与下，学术界、劳工组织、新闻界和政治界的代表于1938年11月在伯明翰市组织成立了南部人类福利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