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后，美国共产党的营救活动逐渐得到其他左派组织和黑人组织的认同和支持。美国共产党也加强对美国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的斗争力度。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公布之后，美国共产党等左派制止的努力更是得到了黑人领袖和黑人组织的认可，包括卫斯理教社会行动联盟(theMethodistFederationforSocialAction)、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社会主义产业民主联盟(theSocialistLeagueforIndustrialDemocracy)在内的一大批非美国共产党组织在整个30年代后半期在斯科特兹波罗辩护委员会中协同作战，为确保黑人青年的获释而斗争。由此，美国共产党便渐渐融入美国民权运动的主流之中。
同样，美国共产党在推翻地方法院对赫恩登案的判决的斗争中再次得到更多的非美国共产党组织和人士的认同和支持。赫恩登所在的县地方法院在大危机期间运用早应废弃的奴隶法典的有关规定，来对付黑人激进主义者，判处他18到20年的监禁，这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的作法。在1932-1937年这五年间，美国共产党就此案件对美国的白人种族至上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批判。越来越多的黑人、自由派人士和劳工组织加入到为赫恩登的重获自由而斗争的行动当中来。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共产党同样在全国组织了大量的会议、群众游行和示威活动。由于大量杰出的白人法理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的积极参与，这一案件引起了国际关注。
社会学家、进步派人士、工会活动家和自由派人士纷纷以发表宣言、举行请愿活动、筹集辩护资金和公开发表演讲等不同方式表示对赫恩登的支持。这些活动使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开始关注黑人问题和种族问题。本·戴维斯曾就此评论道，在整个美国，“教会通过决议，牧师们发表宣言，兄弟组织表明了立场，年轻人和大学生们开始积极踊跃参加到有关这些问题的运动中来。”到1937年，在美国共产党周围已然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反对种族歧视的联合战线。全国城市联盟、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产业民主联盟、联邦教会委员会、美国国内自由联盟(The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以及大量的劳工组织、社会事务机构和宗教组织同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社会党一起为是赫恩登重获自由并肩战斗。在美国历史上，这是迄今为止出现的、为黑人的民权而斗争的最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大联合。它们的斗争也终于有了结果。
1935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赫恩登的上诉，维持原判。1937年时，形势有了变化。是年4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裁定：赫恩登被剥夺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保证的美国公民应享有的自由，因此，地方法院的判决是违宪的，因而是无效的。这个结果使广大黑人领袖认识到联合斗争的重大战略意义。
美国左派在努力为黑人争取政治平等的同时，还积极为黑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得到平等待遇而斗争。在大危机期间，左派组织在华盛顿、各州首府所在地市政厅组织了各种形式的“饥饿进军”活动。在巴尔的摩、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匹兹堡和纽约等城市，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失业委员会发动了群众示威游行和政治罢工，要求给予黑人足够的救济金。圣路易斯的失业委员会与黑人权利斗争联盟密切合作，反对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由美国社会党在芝加哥和纽约市建立的工人失业委员会也为同样的目标而斗争。为了表示它在美国种族问题上的诚意，美国共产党还实行过所谓的“社会平等”。当然，这种“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
美国共产党的上述活动使其在黑人中间的影响迅速扩大，声誉大大提高。这正象圣-克莱尔·德雷克夫妇和霍勒斯·凯顿及许多非美国共产党人评论的那样，“赤色分子”已经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只有美国共产党“曾公开倡导黑人民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平等”。甚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1935年时也承认，如果没有美国共产党在民权斗争中的积极参与，美国黑人的民权事业就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果。
同一时期，A.J.马斯特领导的美国工人党与诺曼·托马斯美国社会党等左派组织也积极参与了为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美国工人党重申美国共产党在种族问题上的所有主张。他们反对在产业工会和新政救济计划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参加了营救赫恩登和斯科特兹波罗孩子的斗争，坚持并实行种族平等，给予黑人平等的参与机会。在新政期间，美国社会党对美国的种族主义进行了直接批判，将黑人民权问题作为该组织的新的工作重点。1933年后，诺曼·托马斯积极参加黑人的各种会议，要求贯彻施行反私刑法和反人头税法，关注黑人分成农和佃农的命运，并任命A.菲利普·伦道夫和弗兰克·克罗斯韦斯等人进入社会党的领导机构。
在美国社会党的各次年会上都通过决议，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并经常大声呼吁美国联邦政府制定民权法案。他们的这些主张得到弗朗兹·博厄斯、约翰·杜威、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和古德温·沃森等美国最杰出的白人社会学家的认同。 白人共产党人詹姆斯·S.艾伦、赫伯特·阿普斯特克和菲利普·S.方纳成为30年代美国社会党内为黑人争取权利的主要代表和黑人历史与黑人文化的主要诠释者。以诺曼·托马斯为代表的社会党人认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必须以“在美国”反对吉姆-克罗制作为开端。犹太裔社会主义者尤其成为民权组织的积极参加者和民权运动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者。他们的第一、第二代移民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逐渐担负起了领导责任，并在1937年在匹兹堡召开的美国反战与反法西斯主义联盟会议上，抓住机会谴责美国国内存在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行径。
1939年夏天，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以美国左派组织为核心的联合战线趋于瓦解。尽管没有使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终结，但是，它却激发了美国左派对争取黑人政治和社会平等与种族融合，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热情和积极性。它的成员在众多和平组织、宗教、劳工和学生团体，以及成千上万为其反法西斯主义和主张经济正义之立场所吸引而加入到联合战线之中来的白人中间进行的宣传活动，促使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接受种族平等与种族正义的理想，支持反私刑和反人头税法案的通过。由此，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社会基础又一次壮大了。
三、美国劳工组织参与黑人民权斗争
30年代末期，美国主要的劳工组织的斗争策略发生转变，而其黑人政策也相应地由歧视和排斥黑人工人转向欢迎并积极争取黑人工人加入工会。这样，美国的劳工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期由黑人民权运动的敌视力量转变为最重要的同盟军之一。
在大危机爆发的初期，除了少数工会外，绝大部分行业工会仍执行传统的反黑人政策。他们的理由是行业工会不得不遵从当时种族观念；限制黑人加入是为了维护其对工作的垄断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黑人是他们罢工失利主要责任者。1929年，愤怒的工会会员指责黑人工人破坏了波士顿的罢工斗争。黑人领袖和白人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恶化。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上层官员甚至断然拒绝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或者全国城市联盟的领导人讨论工会运动中的种族歧视问题。而大部分黑人领袖则反对工会和劳工运动。当时，美国工人中有8%为非农业工人，但仅有1%的人参加了工会，而他们中的半数以上属于由A.菲利普·伦道夫组织的卧车搬运工人兄弟会(theBrotherhoodofSleepingCarPorters)。这是一个完全由黑人参加的工会，并且尚没有得到普尔曼公司的认可。对于白人工人破坏罢工的指责，黑人领袖们认为这是出于维护黑人工人的利益和反击白人工会主义斗争的需要。
但是，美国共产党等左派组织宣传和实践种族平等的活动使这种状况发生了转机。美国共产党先后组织了共产党全国纺织工人委员会、亚拉巴马州的分成农工会和佛罗里达州的柑橘工人联合会，实行种族平等政策。它们的力量和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因其坚持种族协作主义而引起普通黑人和激进的黑人报纸的关注。<5>随后，在美国社会党主席诺曼·托马斯的支持下，在阿肯色州的一间破旧的农舍里，包括黑人和白人在内的一小群社会主义者和佃农于1934年建立了南部佃农会(theSouthernTenantFarmersUnion)并很快受到全国的注意。它主张在劳工运动内部实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团结、种族正义与经济公平。
由于它的主要白人领导人H.L.米切尔、哈沃德·凯斯特和克劳德·威廉斯等人同美国左派组织、黑人民权运动组织或其他进步组织的密切联系，南部佃农会主要是一个抗议性的组织。它同自由派记者和许多左派、劳工和宗教组织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1936年后，富有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和杰出的宣传家加德纳·“帕特”·杰克逊的加盟更使其影响迅速扩大。在整个30年代后半期，南部佃农会所主张和实行的种族协作主义得到《国家》、《新群众》、《机遇》、《危机》、《社会力量》、《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等众多杂志和报纸的广泛关注。但这却无助于让分成农参加该组织，或阻止组织内部斯大林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南部佃农会仅仅是一个空泛的组织而非真正的工会。
罗斯福的当选和新政的实施，使美国黑人工人排斥工会、黑人工人不受白人工会重视的情形有了新的、历史性的转变。全国工业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工人有权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大大刺激和推动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大批黑人工人纷纷加入卧车搬运工人兄弟会，使该组织的力量迅速壮大。同时，在钢铁、汽车和橡胶业等实行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基础工业中就业的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也争相组织自己的工会或加入原有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简称劳联)这一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这些新的工会主要是产业工会。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美国劳工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这些工会都希望加入劳联。1935年，全国劳工关系法颁布实施后，产业工会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而它们与传统的行业工会的矛盾和斗争也随之加剧。
以卧车搬运工人兄弟会主席A.菲利普·伦道夫、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刘易斯、混合成衣工人工会主席西德尼·希尔曼等为代表的产业工会领袖同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威廉·格林为代表的劳联保守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4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大会的决议委员会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不能干预美国和国际工会的自治权”为由，否决了伦道夫提出的清除“任何维持肤色藩篱的工会”的建议。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1935年大会上，伦道夫等人提出的类似建议再次遭到否决。同年11月，以刘易斯为首的九位工会领袖在大西洋城集会，并成立了争取产业组织委员会(TheCommitteeforIndustrialOrganization)。到1937年3月，该组织在汽车和钢铁工业的罢工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参加该组织的成员也猛增到180万人。这时，美国劳工联合会断然将其所属的10个产业工会组织开除出劳工联合会。同年10月，刘易斯同劳工联合会进行谈判，但没有取得令他满意的结果。
于是，他宣布成立独立于劳工联合会的新的工会组织——产业工会联合会(TheCongressforIndustrialOrganizations)，简称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行业工会同产业工会的斗争公开化了。<6>为了应对刘易斯及其争取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严峻挑战，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积极争取黑人工人的支持，欢迎他们参加劳工联合会。1936年，劳工联合会完全承认了卧车搬运工人兄弟会的成员地位。这是黑人工会融入美国劳工运动的起点。同时，劳工联合会主席格林等劳联领袖还开始参与黑人的民权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