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一般指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而在历史上，“江南”是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江”在这里指长江，“江南”即“长江以南”。虽然大致方向上不变，但自古以来，这个“长江以南”具体包括哪些地区一直都有不同的所指。
从地理上来说，从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隋朝，“江南”在人们心中包括位处长江中游的今湖北以南、湖南及江西一带。从唐朝开始，“江南”所指地区就与如今的“江南”比较相近了。
唐太宗在贞观元年(627年)，将天下分为十道，其中有一道在长江之南，名为江南道。它东临大海，西抵川黔，范围较广，含今浙、闽、赣、湘及苏、皖、鄂在长江以南以及川、黔东部接壤之地。在唐玄宗开元时江南道被进一步分化，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闽、浙及苏南、皖南地区，这和今天我们说的“江南”已经极为接近，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地区。
风光秀丽的江南地区，总是和寒风萧瑟的塞北形成鲜明对比，是达官贵人、文人士子心目中理想的佳地。古往今来，有无数诗词歌赋是描写江南美景的，其中尤以唐代诗人热颂江南为盛。
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绝句》中咏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白居易的忆江南叹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在赞美江南名城杭州之美后，表示期待重游此地，对江南的喜爱之情跃然纸上。唐杜甫关于江南的诗《江南逢李龟年》，则别有一番友情意境：“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些文人墨客的咏叹，让江南名垂千古。
这么美的江南，对于喜好游山玩水、热衷吟诗作赋的乾隆皇帝来说，绝不愿错过。乾隆皇帝从1751年(乾隆十六年)至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六次声势浩大地下江南。他不惜兴师动众、反复查看同一个地方，似乎不仅仅是游山玩水。他的六次出行，对历史造成了哪些改变？除了积极的意义，还有负面的影响么？让我们分几个部分细细看来。
准备工作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乾隆正式颁旨，将于两年之后的正月开始巡幸江南。由于第一次到南方视察，路途遥远，水陆交替，需要有万全的准备，提前两年宣布是有用意的。
首先，各种交通工具的准备需要充足时间。
南下的队伍必定是浩浩荡荡，光是皇帝携带的文武大臣、兵丁随从估计要达到两千。旱路上预备的马匹预计要六千多匹，多安排由当地政府提供；米柴粮草，亦由地方官购买预备好。水路所须的大小船只估计要上千艘，船只的设计、建造、装饰，都得体现出大清的龙威来，得花上足够的心思。一路上预备经过、观赏的名胜，已经破损残败的得补修才对得起帝王的驾临，这又是得花无数的人工。
其次，路线勘查也得花上足够的时间。
有位亲王专门督办此事，负责勘查南下的路线和停留站点。虽然行程很长，若路线选得好，交通也十分便利和安全。经过仔细认证，首次南巡的路线确定为：御驾从京师出发，从码头登舟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过河北、山东等地，在江苏与长江交汇，这条水路是乾隆南巡的绝佳水上路线。一路上将遍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等江南名城，最后抵达杭州。
这样的水路，比陆路来得较安全，一路上船队护驾，以及沿途官民的接送，务必做得万无一失。在皇帝经过的御道周围，均安排兵士站围，对于江南水乡一些纤细的河道，将“各安卡兵二、三名，临时禁遏人周”。“两岸村镇居民，许令男女老幼跪伏瞻仰”。
江南等地通过乾隆批准，将本应于南巡当年运输的盐巴提前一年运营，以免当年与皇帝的船队相争河道。对于必须要在当时运输的商船，则安排在御船到达的前几日“避入支港”，待御舟过后予以放行。
看来一切都得为皇帝的南巡让道。不过有一点，乾隆还比较“体谅”百姓。他仁慈地决定：沿途的百姓塚墓，如不怎么影响皇帝队伍经过的，不必全体迁徙。否则，不知又要引起多少百姓违心地迁祖坟了。
乾隆皇帝南巡路线图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全图[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再次，这么多人一路上的使用、开销，提前都要准备好，沿途还要请各地接驾官员随时补充。
乾隆十五年，特批准在江苏专门增加铸造钱币用于次年南巡。对于需要接待皇家船队的地方政府，则给予适当的赋税豁免优待，特别是浙江、山东、安徽等省。此外，将原本从江南运往北京的漕粮特许截留大量，以补贴当地招待南巡船队的费用。
乾隆下江南的规模比康熙帝要奢华得多，对行宫的要求颇高。为了准备乾隆的第一次南巡，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地方官员都不敢怠慢，在接旨的两年内，陆陆续续兴修了30个行宫。皇帝居住的宫殿，在规模、雕刻、布置上可不能与平常客栈相提并论。无数的百姓和木匠，烈日下挥汗如雨地修墙盖瓦、精雕细刻。几十个豪华行宫修筑下来，不知消耗了多少民力和财力。
江南的重要地位
从政治与文化上来说，江浙一带在清帝国领土内的地位不可忽视。
自唐朝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以来，这些城市人口迅增、日益繁华、物产丰盈，成为全国缴纳赋税重中之重。在财政上牵系着清政府的命脉，对于稳固其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十分关键。《乾隆实录》载，乾隆曾给出的南巡理由中，有“江南地广人稠，素所廑念”。说明仅仅在地理位置和人口稠密上来讲，江南就是一直心为所系之地。
明朝灭亡以来，这里汉人的反清斗争曾如火如荼，即使到了乾隆时期，这种反叛思想仍然不可轻视。
浙江一带河流多发生水患，民众时常深受其苦，作为一国之君，应该多多视察安抚。中国历史上，许多自然灾害造成的恶果不容忽视，它们往往是社会动乱、改朝换代的导火索。
这里文人士子集中、思维活跃，经常写出些让他担忧的文字，这里是文字案件频发之地。如果自然灾害和民心动荡结合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些，也该好好去趟江浙，巡视河工、体恤民情，以稳定民心，特别是要趁机拉拢一下汉族知识分子才行。
除了政治与经济因素，江南水乡的美景也深深吸引着乾隆。他艳羡名胜甲天下的江南，欲“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无数美丽的传说，讲述着江南的烟雨空濛和绿叶红莲，描绘着水墨画般的古镇小桥、温婉动人的江南女子。自古多少文人仕子在这里流连忘返、吟诗作赋……久居北方的乾隆皇帝，对江南早就深深地向往着。圣祖康熙也曾六次下江南，如今在自己的英明治理下，国泰民安，也该到南方去看看了。
乾隆十四年，决定两年以后首次南巡。许多大臣开始积极地筹备起来，然而这时却出现了一些“不识时务者”，他们要做什么呢？
谁敢谏言阻止南巡？
乾隆南巡计划还在酝酿时，朝中大臣中就有不赞同者。
这些忠心的大臣预料到，皇帝南下需要耗费巨额的财政收入，届时南方官员争相讨好帝王者众，必将攀比迎接，从而滋生腐败。有几位大臣直言相谏，请乾隆取消南巡之事。乾隆十分不悦，认为他们“傲骨抗上”。
当时京城流传一份吏部尚书孙嘉淦作的《谏止南巡疏》，指责官员欲借南巡之名横征暴敛、害国害民。该文到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乾隆得知后，恼羞成怒，但仔细调查后发现此文并非孙嘉淦所作，乃另两位地方官员冒其名而传播，于是下令杀了这两名官员。可怜的孙嘉淦，虽然一度也敢直言进谏，却在这件事情之后被活活吓死了。
许多谏阻南巡的官员，都得到被惩处或罢官的下场，从那以后谁也不敢阻止南巡了。这位至高无上的清朝皇帝，凭借两条人命的一个“小案子”，用高压与强权政策，顺利堵住了许多不识趣的人的嘴，消除了所有南巡的朝中阻力。
有几位大臣却十分懂得帝王的心思，从一开始就坚决拥护皇帝南巡，这其中有个人尤其表现得夸张和谄媚。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贪官——和珅。不管皇帝说什么，他从来都是点头哈腰、鞍前马后地应答和小心伺候着，并越发得到皇帝的宠爱。对于下江南一事，贪婪的和珅乐于以此为生财之道，对皇帝的南巡计划推波助澜。
南巡计划初下，紫禁城里的一众大小官员、嫔妃丫头、侍卫随从，竞相寻找随皇帝出游的机会。妃子们不甘心错过了这个讨皇帝欢心的大好机会。官员们想和皇帝一起去江南风光风光，在普通百姓面前炫下威风。可是，这南下的名单可不是随便拟定的，该找谁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去呢？这些人互相打听了半天，终于搞清了是和珅在拟这份名单！
作为乾隆最宠爱的大臣，和珅有权决定南巡随从的各色人等。于是，不久和珅的腰包里就塞满了银子、古玩、首饰……这个家伙就此又大大地贪了一笔。
南巡的旅程
乾隆十六年(1753年)正月十三日，乾隆首次下江南的大巡行开始，随行太后嫔妃、王公大臣、侍卫仆役等二千余人，船只就达到一千多艘。这支浩大的队伍在京杭运河起点京城南边的通州登船，开始了南下的航程。但见龙船昂首前进、黄龙旗飘扬、礼乐喧天，极为辉煌壮观，京城千万百姓都跪伏在地拜送着龙舟的离去。
这样一只船队，无论行驶到哪儿都是显赫与招摇的，何况还提前两年就预备与安排好了一切。沿路地方官员不敢稍有怠慢，皆尽心尽力地做好接待工作。
沿着京杭大运河，船队一路停停走走，从河北渐至山东境内。在山东，乾隆发现许多州县恰遇自然灾害，于是宣布减免途经县的十分之三，并免除受灾严重地的全部积欠谷石。二月四日开始，船队由徐州府入江苏境内，八日开始渡黄河。[请注意，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今江苏省入东海，而不是从现在的浙江入海。]在江苏境内，乾隆视察了洪泽湖东面的高家堰水利工程，敦促当地官员及时改建土堤，以保护堤内人烟密集居住之地的安全。
渡过黄河之后，继续进入京杭大运河的轨道，不久就到达了江苏淮安府，再往南很快到达扬州。其实扬州尚在长江之北，越过了长江从镇江开始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在这一带，扬州、镇江二府环抱长江在此向东入海，江南美景尽收眼底。扬州是运河途中的名邑，隋炀帝时在城内开凿运河，从此扬州便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借漕运之利，富甲江南，为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这里拥有古代帝王陵墓、古城遗址、奇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