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晨又开始惦量和思索，描绘他更加光辉灿烂的宏伟蓝图。在一次翻阅报纸时，郑晨无意中发现了“调汇”这一名词，当读到许多商家都在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调汇而不得不进入黑市花高价兑换的消息时，他不禁欣喜若狂。很快，在郑晨的大本营里不时地传出“中美国际贸易公司贸易部及其下设公司可以调汇”的信息，迅速发向全国各地。为了使这些骗人的信息“有根有据”，真正博得商家的信赖，郑晨又苦思冥想，得到一条万全之计：由他的副手宋绍为想方设法从其所熟识的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职员王鹏处取得两张盖有业务章的空白信笺，填制银行资信证明，以此蒙蔽商家。宋绍为很快从王鹏处拿到了两张王鹏趁人不注意偷盖的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外币兑换科业务公章的空白信笺，交给郑晨。郑大喜过望，当即伪造了两分计有人民币8950万元、美金1.05亿元的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资信证明。中美国际贸易公司这一耀眼的招牌加上“千真万确”的银行资信证明，对于那些急需进口大批原材料却苦于只有人民币没有外汇、而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竞争换外汇的商家来说，无疑是救命的稻草。很快，江南塞北的14家大中型企业先后与郑晨或者其公司取得了联系。经过短时间的洽谈，最后都在郑晨的“大度”中达成了调汇的协议。这些企业，包括我国最大的国产彩色胶卷生产厂家——汕头公元感光化工公司、河北大型卷烟企业——张家口市卷烟厂，以及福建省大型电子元件企业——厦门市厦新电子有限公司，都在“调汇”的诱饵下被稀里糊涂地收进了渔网。他们只顾郑晨所大肆吹虚的表面虚假繁荣，而未能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先前是不名一文，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14家企业共被郑晨他们骗走了人民币3.1773亿元，除部分企业发现受骗后及时追回以及案发后由政法机关追回的2.0815亿元外，至今还有1.1亿余元被永远地丢进了无底的黑洞。
1993年5月上旬，正为因进口录像机散件急需外汇而发愁的厦门市厦新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专程赶赴泰安拜会郑晨，洽商调汇事宜。郑晨借口业务繁忙，派副手宋绍为接待为他们，宋绍为也不负郑的期望，凭三寸不烂之舌，夸大其辞向王某介绍到的情况，且不失时机地出具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的资信证明。这一招儿，果然赢得了王某等人的信任。宋绍为又乘机信口胡诌，鼓吹郑副董事长能弄到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65亿美元，还宣称公司准备聘请几个国民党元老担任公司顾问，更是让王某等人对郑晨确信无疑。
6月9日，双方签订了《联合经营协议书》，以委托进口录像机散件名义，厦新公司用4350万元人民币兑换中美国际贸易公司500万美元。按协议规定，厦新公司将人民币汇入中美公司账户后15日内，中美公司必须如约将美元汇入厦新公司账户。6月10日，厦新公司将4350万元人民币汇入泰安中行郑晨的账户。5天后即6月26日，厦新公司没见一分美金汇入账户。迫不急待的厦新公司总经理陆某亲赴泰安数次，找宋绍为和郑晨催要美元，郑晨许诺到7月7日履约。直到7月6日案发，厦新公司方知上当受骗，懊悔不迭。遭到如此重创，厦新公司是元气大伤，产值和利税大幅度下降。
1993年6月初，汕头公元感光化工公司因进口感光材料和部分元件急需外汇，了解到山东泰安的几家公司可以兑换美元的情况后，公司副总经理林某即产生了调汇念头。他通过北京一家公司介绍认识了郑晨，并表达了与郑晨合作、兑换外汇的意图。郑晨不动声色，向林某出示了银行的资信证明。林某等人看见信笺上鲜红的“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外币兑换科”的印鉴后，深信不疑。
6月18日上午，林某等住进泰山脚下的泰山宾馆，与郑晨的特别助理魏文丽具体开始了调汇洽商。魏文丽先是向林某等人介绍一下中美国际贸易公司及其资信情况，随后又谎称他们可以通过外汇管理局和中国银行办理正式的调汇手续，将林某等人牢牢钩住。6月19日下午，郑晨与林某签订了正式的协议：公元公司以5880万元人民币兑换中美公司600万元美元，自公公司汇款后两周内，中美公司将美金汇入公元公司账户。当天下午，公元公司即将5880万元人民币划入泰安工商行郑晨的账户，随后林某等人驻留泰安，催等600万美元的汇入，7月2日，协议规定的日期已到，分文美金未见的林某等人赶往郑晨的下榻处索款，但郑晨已闻讯躲开，只留下特别助理魏文丽应付林某。魏再三向林某等人保证汇款，并代表郑晨向林某写下了“7月7日归还美元及利息”的保证书。此后，郑晨再也没有了踪影，直到7月6日案发，公元公司共造成了1800余万元的直接损失，加上利息损失，使这个我国最大的国产彩色胶卷定点厂家几乎濒于破产的境地。
此案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关注。在这两家领导机关的协调和香港廉政公署的协作下，临沂市公、检、法3家选派的办案干警南下香港，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终于查明了中美国际贸易公司的真相。
经查，在港岛并没有什么“中美国际贸易公司”注册，“国内贸易部”、“中国部”更是子虚乌有。在郑晨交代的所谓公司总部的地址，一些在当地居住了数十年的老住户证实“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中美国际贸易公司’”，而按照郑晨私自印制的香港总部信笺上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却要通了一家建筑公司——这是该建筑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着的号码。那些不明是非，受骗上当甘愿为郑晨效劳卖命的人是捶胸顿足。是啊，都因为他们财迷心窍，只要他们稍加分辨，相信问题不会如此之严重，国家财产也不会大量流失。
历时3年的侦查，整个案情弄清了，郑晨神秘的面纱也随侦查被逐步拉下，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郑晨，男，1952年出生于北京。初中毕业后就职于一家小型企业，后任该企业副经理。1996年，时年34岁的郑晨因犯贪污罪、贿赂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1989年7月29日刑满释放。
成了无业游民的他偶然从一本杂志上读到了一篇介绍合成柴油的文章，突发奇想，便开始在合成柴油上做开了文章。没有任何化工知识的他，根据短文介绍，如法炮制，编撰了一篇有关制作“用于高寒地区合成柴油”的“高技术材料”，并于他出狱后的第九天即1989年8月7日，首次向国家专利局提出了专利申请。这些乌七杂八的东西当然不能通过审查，甚至连书面审查也没能通过就立即被退回。可郑晨却恬不知耻地自我拔高，什么“非职务专利发明人”，什么“石油专家”，他尽拿些头衔住脸上贴，还大造声势为自己宣传。
就在郑晨东奔西跑办专利期间，有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成为改变郑晨落魄命运的决定力量。这个重要人物就是郑晨在北京街头一个小饭店结识的、持有香港护照的“林老板”。林某自称是“香港中美国际贸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然而一番交谈后，郑晨便很快看出其皮包公司老板的实质。但狡猾的郑晨并没有点破，他正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位林老板的名头包装一下自己。于是，郑晨对这个林老板热情有加，极尽奉承吹捧之能事。酒酣耳热之际，林老板顺手推舟封郑晨为“中美国际贸易公司副董事长兼中国部总经理”，并随口编了一个“香港总部”的电话号码。这样，刑满释放的郑晨摇身一变就成了香港大老板，加上那个自诩的石油专家的头衔，立时让人刮目相看。
大权在握的郑晨有了足够的资本，他开始着手酝酿惊动全国的大骗局。他先是通过结识一些在社会上有劣迹的人，搜集喽罗，先后把解除劳教的康桂林、无业游民宋绍为、董成友、魏文丽等10余人网罗门下，并封以“经理”、“总经理助理”、“特别助理”等职，协助他实施诈骗计划；此后，他又想方设法在北京租下办公地点，作为诈骗活动的根据地。于是，就上演了这样一场骇人听闻的特大诈骗闹剧。
1996年6月22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判以郑晨为首的12名诈骗分子流窜作案，在不到2年时间内诈骗人民币高达3亿余元之巨！临沂市政法部门根据案件线索，配合作战，南下广州、深圳、汕头、香港，北上北京、天津、辽宁，历经3年，查清了全部犯罪事实，缴获了2亿余元赃款和16辆汽车，破获了建国以来发生在山东境内最大的诈骗案！
点评：郑案所涉金额之巨，影响之恶劣，波及之广，实在是骇人听闻，而其中我们不能注意的是那几份“千真万确”的银行资信证明，“大招牌”加“铁证明”，的确是很诱人，然而，往往就是这些炫丽的光，才是最易迷人眼的啊！
大款身价8000万美元，从何而来？
导读：纸醉金迷，把人一生的追求只盲目地定格在金钱的占有上，且为之不惜以身试法，最终，也只能以牢狱作伴。
“大款”这个字眼，人们都不会陌生。大家通常将那些“手拿大哥大，小姐两边挂，坐着桑塔纳”的人称之为大款。但当你通明透彻地看懂许建洪，你一定会大发感慨：那些所谓的“大款”是“小巫见大巫”啊！
一次许建洪闲逛自由市场，对几个清代花瓶看得顺眼，便要买下。卖主见此人穿戴不凡，口气大方，想必是发财之人，决定蒙他一把，张口要价30万元。没料到许建洪连价都不还，甩出30万元，抱着花瓶扬长而去。卖主顿时怔了半天，今天怎么碰到如此大方的买主！佩服！佩服！
许建洪为讲气派，挥金如土。他从天津保税区购进一辆气派十足的黑色加长美国卡迪拉克牌高档桥车，出入乘坐春风得意，高兴时自己开着兜风玩耍。他的妻子吕静也有最新样式的高档宝马牌轿车侍候。这远远不能满足许建洪“摆阔”的要求。他又甩出几百万，购买了5部奥迪和一部劳斯莱斯，配备了司机，且他们也是全副武装：“大哥大”，金表，穿戴自然全是名牌，雇人俨然叱咤风云的老板。
许建洪在交通上够潇洒的，在住房上也十分风光。在河北省三河县燕郊，他看上了一幢443平方的豪华别墅，出资416万元将其买下，以供自己度周末。在北京方庄小区，他又花153万元，买下三套三居住宅，以实现“狡兔三窟”。他还在上海金山区挥资332万元，买下45亩地，平均每亩70多万元，也算是金地、宝地了。许建洪又对股票有兴趣了，于是乎便在上海购买各种上市股票200多万元，根本不在乎。
现在人衣服档次穿高一点，金项链戴粗一点，多戒指戴大一点就算是有钱人了。其实这些也不过万儿八千的。而许眯建洪仅买了一套5件翡翠首饰就花了130万元，这是什么样的珠光宝气？
许建洪的大笔钱财来得十分简单，十分轻松，主要是动了点脑子，大胆行骗的结果。
许建洪是江苏省武进县贫困地区的农民娃，1984年，聪明而单纯的他以优异成绩金榜题名，考入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后他十分幸运地留在了北京，分配到某公司财会处，当了一名会计，此后他调入下属一家B公司，负责办理申报使用外汇额度的工作。这可是一个十分好的肥缺，由于外汇额度管理上存在漏洞，许建洪很快悟出倒卖外汇额度是个既安全又能迅速发大财的捷径。从此，他便硬着头皮趁职务之便在帐务上大做文章。他与众多犯罪分子如出一辙，开始时小心翼翼，小打小闹，可随着事情的安然无恙和胃口的膨胀，他变得胆大包天。许建洪先是倒卖公司的外汇额度。三倒两倒的，一笔一笔的现金像归入聚宝盆一样落入他的腰包，使他大喜过望。许建洪是聪明的，他精通会计业务，手段十分隐蔽，虽然沾了不少次腥，他这只猫从没有被发现。
许建洪倒来的外汇额度，对那些急需外汇的部门和个人，真是救命之舟，他们纷纷找上门来求援，许建洪因此得到了大笔好处费，发了不少不义之财。可好景不长，后来许建洪听说总公司要调他回财会处，这可糟了，离开这个肥缺无异于断了自家财源，他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整天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骗。
1992年10月，是个不寻常的日子。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月份，敢是果实成熟，农民收获的季节。许建洪却在诈骗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搞到了一枚可乱真的假印章，这使他有了通向国家外汇金库的“********”。他欣喜若狂，假印章就仿佛金库的钥匙，利用它，就可直接攫取外汇，取之不尽啊！
1992年11月中旬，他为某公司诈骗外汇额度230万美元，转手之间就昨赃款130万人民币，随后又为某公司诈骗外汇额度315万美元，获利280万元人民币。
很快，他用那枚假印章，套汇诈骗50多笔，诈骗外汇额度8000万美元，倒卖后获赃款1.3亿人民币。
暴富后许建洪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与妻子双辞职，转换角色进入商界，他们尽情地挥霍钱财，过着糜烂无耻的生活，但，他们在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带来精神上的快慰、他们提心吊胆——惟恐有一天东窗事发。
1993年10月9日下午，在关单位初步发现问题，清查帐目时查出外汇额度调拨单上的印章与原印章不一，发现金额有4000万美元，立即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