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精英。启蒙后的西方资产阶级取代了封建贵族的地位，并掌握、控制了社会。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固守于一种信仰，或单一的价值观，任何的传统都遭受空前的挑衅。这个时代的精英再也没有过多的启蒙式幻想。他们是时代的当权者，不同于过去，他们并不鄙视商业，也不放弃宗教，他们相信资讯已成为最可贵的资本，得以累积财富与建立社会地位。这群人外表冷酷，却内心狂热；言论狂野，却举止保守；反抗制度，却充满正义；看似矛盾，却富现代性。这就是人们眼中的BOBO，一个新贵的代表、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组合体。
6.BOBO与幽灵的约会
现代社会中，波西米亚与布尔乔亚已经是“联姻”的关系。当前的最新时尚是在发财致富的同时更要自我标榜“波西米亚”的价值观，新生代社会精英早已被60年代所形成的新价值观潜移默化——整个世界都被一股60年代的幽灵所笼罩。
毫无疑问，60年代是格瓦拉最风光的年代，在美国是******和反越战，在欧洲是学生运动。60年代的青年，现在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金钱与政治股份的最大持有者；而60年代及其余波所影响到的70年代出生的那一些人，则是现如今的城市白领，是正在建设中的中产阶级，是流行时尚的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国，BOBO是一个正在流行的概念。既然是概念，就意味着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且，这少数人手中的BOBO，其表现大多还只是停留在衣食住行方面，其深层的“60年代幽灵”还没有得到凸显——而在张广天的系列先锋话剧的表演及其接受过程中，这种BOBO精神以及“60年代幽灵”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张广天的《圣人孔子》中，“理想主义”的说教与口号充斥着整个舞台，使这部话剧变成了一出名副其实的“口号剧”。口号成为了话剧的主题并且获得了观众的共鸣，在其背后，则是因为话剧的导演和观众对于“口号”的生理性认同。所谓生理性认同，是指通过过去时代社会性的狂轰滥炸，“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尽管“口号”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观众对于口号的直接反映却是“条件反射”的，受着这股“60年代幽灵”的左右。
然而，这个时候应该清醒的是，不论是在张广天这里，还是在观众那里，“理想主义”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它同时还是一种可以消费的商品。
在一个商品社会里，任何东西和任何精神成为消费品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恰恰在于，张广天的“商品”却是以“反商品经济”的面目出现，也就是，在赚钱的同时痛斥他人赚钱手段的不正当进而对所有赚钱手段表示出批判态度，在表明自己的“特立独行”的价值观的同时宣称自己站在广大群众的一面进而借用这一面来打倒其他反对意见。并将这一思想通过消费得以体现，得到部分人的认同。
对于城市中产来说，富起来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富起来之后通过何种方式体现自己的波西米亚风格和趣味。张广天的系列先锋实验戏剧可谓躬逢其盛，一方面，它是先锋的，因而是新潮的、另类的、有品位的；另一方面，它是“理想”的，因而是安全的，是主流的；第三，它提倡“忆苦思甜”，号召“批判精神”，宣称“打倒美帝国主义”，因而是激烈的，是温馨的客厅里所需要的话题。张广天的戏剧，向观众们提供的是“理想”、“批判”，但是这种提供仅仅停留在提供口号上，并不提供具体的行为措施乃至可预期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思想概念股”。对于当下流行的BOBO们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服”，在行动上，他们已经牢牢锁定在发财致富上，因而在意识上需要一种激情昂扬的“口号”来做支撑——张广天不过是看准了一部分BOBO们的生理需要，并且制作出一种极端的“理想”放在中产阶级的餐桌上罢了，真可谓高明。
7.在中国的BOBO
文化运动的平衡方式是使每个人都得以落实这种文化的关键所在。如果谈论“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拿自己渴望加以平衡的东西去创造文化的新内容。从这个角度看，BOBO这个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提供了一种欲望或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中产阶级心理和现实中的虚幻。
（1）一种中产阶级的心理素质
北京近来有多种俱乐部。赵杭是“北京留德同学会”的召集人，该俱乐部的成员大都是德国驻华企业的首代或总经理，这个70多人的团体秉承了低调、保守的“德国风格”，每两个月搞一次不事张扬的聚会。
“每次聚会都有主题，上次是宝马驻中国首次做‘我在宝马17年’的报告，再上次是请心血管病专家洪昭光先生为大家做健康保健的讲座，还有一次是请‘天才少年’李云迪做专场钢琴表演。”赵杭说他组织“同学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个“放松”的机会。
尽管聚会内容很普通，但仍需要一定的消费层次。赵杭说：“刚开始时还有不少来自政府和大学的留德同学，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成员慢慢退出了。原因在于消费水平的不同，现在定期参加的一般都是商界人士。”
赵杭称，做经理人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但他又说：“不管怎样，经济实力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基础，大多数留德同学都选择从商，这里面虽然有无奈，但却有很实在的理由。”留德同学会的另一个召集人杨青目前在德国《商报》驻京记者站工作。她也曾在一家大型猎头公司供职，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工作。“那不适合我，或者说我的能力达不到。”杨青现在又出来工作完全是为了“给家里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们也有过发财梦。”杨青说，前几年IT火的时候，她丈夫的公司曾经“差点”被几个风险投资“砸中”。“幸亏当时没成，否则今天的日子会很难过。”杨青说：“那时候公司摊子铺得太大，两年下来一分钱没赚到。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天上是没有馅饼的，该你的已经属于你了，不该你的再怎么追求也得不到。”
“我们现在的收入可以保证我们买东西不必考虑价格，这就够了，我觉得挺满意。”杨青说。
对于BOBO，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存在于中产阶级内心的心理素质。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行为准则，首先要认同这个社会并同它融合，至于对社会的影响不需要去强求，这样的人多了社会自然会做出反应。
（2）现实中的虚幻BOBO
在“西祠胡同”的网站，有一个广受关注的“BOBO风情”频道。该频道主持人孙芳说，这个频道还是挺受欢迎的，可她本人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她认为自己只是个编辑而已。自由撰稿人吕苏昆其实才是这个频道的真正主人，她从8月频道开办至今，已经为该版提供了大约10万字稿件。从研究布鲁克斯的书开始到琢磨现代BOBO的特质，吕苏昆侃侃而谈的状态很像是一个虚拟BOBO俱乐部老板。“钱是BOBO逃不开的最基本条件。他们是很完美的一类人，有能力挣钱，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尽力享受自己的生活。”当被问到她自己是不是BOBO时，她说：“我的钱没他们说的那么多。我也不愿意被人归类，但我得承认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很完美。”吕苏昆来自云南，外文系出身，在写稿子和翻译书的同时，她正在为自己去法国学习时装的理想做切实的计划。她说：“我认为BOBO始终追求的是两个字——地道。他们会在法国塞纳河边喝地道的红葡萄酒；到德国科隆品尝真正地道的啤酒；背包旅行时，为了吃最正宗地道的酸汤鱼会走进贵州的偏远山区。工作时做到最地道的投入，休闲就是地道的享受。”
在网络传播一切的现实里，资金的力量和“BOBO风情”的高点击率，使吕苏昆的虚拟世界反而比孙芳的更加真实。
于玲也同吕苏昆一样拥有BOBO领地，同样是内循环稳定的商业投资链条中的一环。于玲的同事形容她“装扮很怪”，在于玲的意识里，这是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就是很特别。”坐在后现代城的仓库式销售大厅里向外望去，是举行了北京首届“BOBO人拉风会”的场地。“让人具体说BOBO，我觉得说不清楚。”于玲说：“房地产业太爱炒概念。BOBO放在这里可能牵强但并不过分，因为这个项目针对的人群不循规蹈矩热爱自由，这与BOBO很像。”她坦陈，这纯是商业驱动的需要，“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形式的推广，我们在拉风会上现场研磨咖啡，调制鸡尾酒。我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本BOBO族会员刊物。”
于玲很清楚她的梦想必须服从于锱铢必较的现实，她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BOBOS》刊物继续办好，在第一期的某一页里，她写道：“可以不知道小布什说了哪些车轱辘话，但不能不BOBO，对此不知不觉不闻不问只能产生一个后果——资讯过时。”
（3）谁都不愿意是BOBO的标本
在都市生活中，活跃着一群“夜游神”。他们通常是些俊男靓女们，他们的大聚会捧红了一批特色酒吧，如SUZIE WONG、CLUB FM，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个据点是哪里。
他们当中一位说：“我们就像是个BOBO俱乐部，只是没面向社会，没申请执照。我们不需要大团体的认知，没有意思。”“物质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于你怎么样衡量快乐。”路路解释，“生活就是一种审美，这种态度注定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她强调说，作为一个要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必须工作并负责任。曾在唱片公司和电视台任职的路路与签约歌手江欣自10年前认识后一直是好朋友，她们在成为有房有车阶级后，生活态度和方式更加明确和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