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182～252年），字仲谋，吴郡富春人，孙坚次子，孙策之弟，吴国的建立者。孙策早亡，15岁的孙权即肩负吴主重任，据有江东六郡之地。他招贤纳士，发展生产，镇抗山越，逐步增强了实力。建安十三年（208年）联合刘备，大败曹操军于赤壁。随后袭取荆州，擒杀关羽，败刘备于夷陵。黄龙元年（229年），称帝于武昌，国号吴，迁都建业（今南京）。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对孙权的印象都比较深，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孙权深知能否有良才相辅，实在是国运盛衰的关键。史称他初为吴主，即“开宾馆于吴会，广纳贤士，谋臣良将，纷纷而至，江东称得人之盛”。诸葛亮《隆中对》在为刘备分析天下大势时，这样分析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能为之所用。”被陈寿评为“超世之杰”的曹操，对孙权胸怀大志，用得贤才也赞叹不已，曾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孙权的评语是：“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对其“任才尚计”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孙权用人之道有三大特点：其一是以才取人，不搞论资排辈。孙权在任命周瑜为大都督统管吴国兵马时，周公瑾才三十四岁，当时就遭到曾经跟孙权的父亲孙坚南征北战的老将程普的反对，但孙权毫不动摇这个决定。鲁肃在东吴的地位仅次于周瑜，周瑜死后，鲁肃成为周瑜的继任者。但鲁肃年轻时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投奔孙权时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前朝老臣张昭就对孙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但孙权深知鲁肃之才，仍然任命鲁肃接替周瑜做了都督。后来出道的陆逊，原来也是一个无名之辈，孙权发现他有才能后，立即委以重任，虽然可能是因为“情势所迫”（时蜀国大兵压境，东吴暂无统帅之才），但孙权的大胆用人还是值得称道的。其二，全面了解下属，教育培养下属。东吴名将吕蒙出身于贫寒之家，自幼丧父，没有文化，但他作战十分英勇。在征黄祖一战中，吕蒙一马当先，不仅斩了黄祖的都督陈就，而且生擒了黄祖。因他屡立战功，很快就得到了孙权的赏识，孙权立即提拔他为横野中郎将，派他驻扎陆口，独挡一面对付关羽，期间孙权常劝他多读点书。此后，吕蒙就抓紧行军作战的空隙读书，果然大有长进。其三，充分信任下属。诸葛亮的胞兄诸葛瑾一直被孙权重用，后来官至大将军。在诸葛瑾代吕蒙领南郡太守时，就有人诬告他与刘备有勾结，但孙权听了说：“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短短数语，便可看出孙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真谛所在。
细读《三国演义》就会发现，举凡描写孙权英雄品质和领袖才能之处，都是和联刘抗曹或抗拒曹操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三国演义》对后期孙权的言行以及用人之得失反映不多，致使人们对孙权用人形成了错觉，仿佛孙权始终是—位能举贤任能的开明君主。那么，孙权是否始终做到了“举贤任能”了呢？实际上，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开始对文臣武将不加信任，越来越刚愎自用。用人态度问题上的这一变化，使东吴统治在孙权称帝后，已逐渐开始走下坡路。陈寿在《三国志》中有这样的评说：“性多嫌忌，果于杀戳，暨臻末年，弥以滋甚。”孙权不仅对带兵守边的将领不信任，要他们交出妻子做人质，如有叛逃，即杀戳人质，甚至灭及三族；而且设“校事”、“察战”官员，来监察文武百官，溢相纠举，诬陷无辜，动辄惨杀。比如当时的中书典校吕壹“性苟惨，用法深刻”、时常诬枉好人，太子孙登和陆逊、步骘等虽多次劝谏，仍没有根本改变孙权的用人政策。吕壹后来虽被杀，但大臣们仍是“危怖”而有“不自安之心”。就连孙权一手选拔出来的将才陆逊，也不再被信任，责备多于褒奖，后来陆逊忧愤而死，与此不无关系。
总之，孙权用人善始却没有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