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6月上旬，两军时有接触，既无进退亦无剧烈战斗。此时直军虽然获胜，却已筋疲力尽，而奉军仍拥有相当实力，尚可据险以守，因此议和就成为直奉双方共同的迫切要求。于是张学良在张作霖授意下回到奉天。他在奉天青年会是名誉会长，与那些英美人素有交往，希望他们出面进行调停。于是英国传教士德康脱尔、杨克和青年会干事美国人普赖德，在英美两总领事的赞许下，与开滦矿务局总办英国人聂赛一起，促成直奉双方进行和谈，遂于6月15日，两军实行停战。17日奉方以孙烈臣、张学良为代表，直方以王承斌、杨春芳为代表，选定秦皇岛英国军舰喀尔号为会议地点。经过两方具体磋商后，次日签订和约。规定以榆关（山海关）为界，直军从秦皇岛向后移动，奉军亦于21日完全撤到山海关外。战后，奉军的张景惠深恐兵败被罚，便寄居北京，不肯返奉，后被曹锟任命为全国国道局督办，逃过了张作霖的处罚。
张惠霖创办惠临火柴公司
惠临火柴公司是1922年12月lO日创办的。
辛亥革命前，东北火柴工业几乎被日本商人垄断，大量银钱外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十日，奉天商务总局曾向奉天商界发文呼吁，布匹、火柴等工业“为奉省所最缺而民间所必需之物”，殷望商家积极创办，“以为振兴商务之基……以浚利源”，但收效甚微。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据《满洲地方志》记载，奉天省进口日本火柴达5万箱（每箱24包）。按奉天同年人口计算，人均达1.2包。日本廉价倾销火柴，几乎使国产火柴在市场上无立锥之地。不久，日商又在大西关开办“东亚磷寸（火柴）会社”，把生产的火柴销往吉林、黑龙江等处。
20世纪20年代，沈阳出了个实业家，叫张惠霖，又名志良。他是奉天新城子人，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清末，他曾任沈阳县衙文书，民国初年，任奉天督军署监印官。他眼见民族工商业迭遭外商排挤，发展艰难，决心创办实业，与外商抗衡，以挽回利权。1922年春，他“以纯粹华商为限”，招募6000股i集资60万元（奉大洋），在奉天小西边门外皇寺附近，租地建厂，创办了“惠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惠临公司”），主要股东有景福、单有珍、朱修廷、常锡泰、刘钧、金恩祺、龙殿甲等人。同年12月10日，“惠临公司”向沈阳县公署申报注册，正式投产。这家公司生产“麒麟”牌红头火柴和“双鹤”牌黑头火柴。由于产品质优价廉，一投入市场便很受国人欢迎，生意十分红火，致使日资“东亚磷寸会社”的生产状况江河日下。“东亚”十分恼火，为扭转颓势，与另一日资“奉天磷寸会社”合营，妄图联手对付“惠临公司”。最终，他们仍因火柴质量相差太远，价格降不下来，销售不景气，被迫于1924年7月宣告倒闭。他们的全部资产，由“惠临公司”出资18万日元收买过来。“惠临公司”挤垮日商的消息传开，全城百姓、尤其是实业界人士，莫不拍手称快。“惠临公司”没有因此固步自封，保持头脑清醒，把原日商厂址作为总厂，把“惠临公司”原址作为分厂，扩大产规模，年产火柴3万多箱投入市场，使进口火柴从1921年的48564箱锐减到1925年的945箱，基本上把日本火柴挤出了奉天市场。
1925年春，号称“世界火柴大王”的瑞典火柴公司，又来中国争夺市场。他们以成本价的1／2抛售火柴，在三年间倾销量增加7倍，迅速占领了厦门、上海、大连、营口等地市场，并企图向整个东北地区市场进军。他们不但收买了吉林、长春、大连等地日本火柴企业的股金，在吉林开办了一家专门生产火柴杆、火柴盒的木材加工厂；还以“英商办厂”名义，强行在奉天商埠地修建厂房，准备开办瑞典火柴工厂。面对如此实力雄厚、咄咄逼人的对手，“惠临公司”沉着应付，主动与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地的火柴商（包括4家日商）联合，组成“东三省火柴同业联合会”，划定销售区域，协调各厂生产数量与批零价格，力求保持产销稳定，以迎接新的挑战。当时，张学良主政东北，积极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他不但令辽宁省政府驳回瑞典商人的所谓“英商办厂”要求，并于1930年以东北政务委员会名义，发布《东北火柴专卖条例》，保护国货。在税收上，他对中国火柴予以某些优惠。他还责成商界迅速组成“东北火柴同业会”，协调行动，共同对付外商。这些措施，激励了民族工商业与外商竞争的信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瑞典火柴商人，保护“惠临公司”继续向前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惠临公司”被日伪吞并。张惠霖不愿与日本人合作共事，于1932年1月托病辞职，在大连黑石礁修建了一个“张松叟花园”，以养花卖花度日。日本投降后，他于1945年回沈阳养老，两年后病故，享年69岁。
曹锟贿选
1922年，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独霸了********，但仅仅控制北方十几个省区，而且大总统的位置仍由安福系国会所选举的徐世昌所占据。南方护法方兴未艾，各省联治之声迭起。直系军阀为驱逐徐世昌，扫清独擅政权的道路，抵制南方护法军政府，便导演了一出驱徐迎黎，即所谓“法统重光”的丑剧。
1922年5月15日，在吴佩孚的指使下，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全国，公开提出恢复法统问题。电文说：“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随后，直系军阀孙传芳、刘镇华等纷纷通电要求徐世昌、孙中山同时去职。徐世昌在直系摊牌后，仍不肯爽快下台。曹锟、吴佩孚利用旧国会予以痛击。6月1日，旧国会议员在天津正式集会并宣布“即日行使职权”。在宣言中历数了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行”。并指出徐世昌是“伪大总统，应即宣告无效”。在直系军阀和旧国会的逼迫下，徐世昌于6月2日宣布辞职。同日，由曹锟、吴佩孚牵头，直系督军联名通电，“竭诚翊戴”黎元洪“依法复位”。6月11日，黎元洪人京代行大总统职权。
直系军阀的所谓“恢复法统”，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亵渎。直系军阀在玩弄“恢复法统”的把戏后，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便策划由曹锟直接上台，于是，先后出现了驱逐黎元洪下台的“逼宫”政变和收买议员的曹锟贿选。1923年6月，在曹锟指使下，直系利用国会议员制造内阁危机，迫使张绍曾内阁总辞职。曹锟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为了驱逐黎元洪，先后演出了“军警索饷”、“公民请愿”的闹剧。6月7日，陆军巡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等率军警官佐数百人到总统府索要军饷。8日，曹锟雇用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贤路”。9日，曹锟又唆使王怀庆、冯玉祥率所部中级军官300余人到黎宅索饷，声言冯军要入京维持秩序。随后，北京警察借口索饷无着，全部罢岗，黎宅自来水、电话被切断。10日，军警官长数百人继续向黎元洪索饷，又有“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近千人包围黎宅，手执小旗，高呼口号。11日，又有军警千余人闯入黎宅。12日，冯玉祥、王怀庆向黎元洪提出辞呈，声明不负维持秩序之责。军警和“公民”代表继续围守黎宅。黎元洪被直系军阀所迫，连发七道命令，并将总统大小印信移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收藏后，13日下午，出走天津。曹锟的党羽得知后，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要其设法截留。王承斌即率军警至天津火车站，拦路劫车，向黎元洪索要印信。黎元洪被扣于车站，只好以实情相告。次日，北京方面即将印信索出。黎元洪又被迫在王承斌拟定的向国会辞职、大总统职权交******摄行、离京所发命令无效的电稿上签字，始得放行回天津寓所。
曹锟为了利用国会，爬上总统高位，在谋划驱黎之际，就开始收买国会议员。1923年初，曹锟为380余名国会议员每人发“津贴”200元，正副议长的“津贴”为每人3万元和1万元。黎元洪下台后，部分议员对直系“逼宫”的做法深为不满，至6月30日，已有290余人离京，致使在京的众参两院参会和宪法会议不足法定开会人数，不能成会。曹锟急于当选“总统”，哽在9月10墨的总统预选会上，以40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以每张选票5000元至1万元的价格收买了500多名议员，并规定给每个议员“大选出席费”500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200元。此举共耗费1300多万元。同时，曹锟还组织“暗察队”探员日夜分班，尾随、跟踪、监视、强迫议员出席会议。四川、湖北、浙江、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等省议员皆未出席会议，但签到者竞达436人。10月5日，举行了所谓的“总统选举会”，全城军警出动，实行戒严。为了凑足法定人数，又采取四处强拼硬拉，冒名顶替等卑劣手段。在金钱收买、武力威胁和弄虚作假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议员有587人，曹锟以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届国会及议员被称为“猪仔国会”、“猪仔议员”。曹锟被称为“贿选总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
曹锟贿选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很多省都对该省议员接受贿选投票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省籍。当天，上海各商店即悬挂白旗，张贴标语，反对非法贿选总统。10月6日。上海市民在天后宫举行大会，声讨曹锟。与会者60余团体，2000余人，一致决议通电中外否认曹锟为总统，实行国民罢税，与北京政府断绝经济关系，下半旗致哀，通电各省一致声讨曹锟等。同日，上海大学生示威游行，高呼“****曹锟僭窃大位，国人当群起攻之”等口号。移沪众参两院171人联名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之罪。7日，杭州的浙江省教育会通电：曹锟行贿应从严惩治；受贿议员应依律处罪；通电各国驻京公使，毋再贷款售械与曹锟政府，助我内乱。8目，孙中山在元帅府召开会议，议决：（1）通电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2）通告驻京外交使团，请列强与驻京代表避免承认或资助曹氏之任何行动，否则则是延长中国内乱。（3）孙中山以个人名义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一致行动。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了《讨伐曹锟令》和《通缉惩办受贿附逆的国会议员令》。9日，安徽国民救国大会暨全皖商学农工各界1.2万余人通电反对贿选。曹锟面对全国各界的反对、斥责全然不顾，10月10日，曹锟就职，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接着公布了由这些“猪仔议员”赶制的《中华民国宪法》，被人们称为“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这天，北京市民以冷漠态度表示抗议。上海举行各省区公民大会，通过了兴师讨贼、惩戒议员、抄没猪仔议员家产以充讨曹费用等项决议。南京、杭州、芜湖、太原等大城市及许多中小城市，都举行了集会或示威游行，并结队捣毁了当地参与贿选的议员的住宅。上海20余个团体组织了“******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数千群众到护军使署请愿，要求“出师讨逆”，并散发印有“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等字样的传单。孙中山发表《致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电》，指出曹锟贿选是“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曹锟之当选为总统，是“一种篡窃叛逆行为”，希望各友邦与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曹锟的贿选。11日，广州议员开会讨论，一致通电否认曹锟贿选，并请孙中山立下明令，声罪致讨。12日，各派反直军阀纷纷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总统的地位。13日，广州工学界在教育会开国民大会，议决讨曹锟，惩受贿议员；宣告中外，否认贿选；请孙中山出师北伐等。各地群众以反对曹锟贿选为起点，展开了反对直系军阀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