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阴阳家的传统观点，皇帝主阳，皇后主阴。皇帝与皇后，如同日与月，阳与阴，各有所主守。具体说来，就是皇帝主管外廷，处理军国等大事；皇后则是主持内廷，料理后宫中的事务。二者分工明确，庖丁不能代俎。但是由于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武后却打开了宫闱之门，渐渐地走上了政治舞台，从参与朝政逐渐发展成为决断朝政的“宫中二圣”，与高宗平起平坐，一起处理国家大事了。
武后得以参与朝政既有其客观原因，更有其主观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唐高宗患病，这是武后得以参与朝政韵一个客观原因。从公元660年十月开始，高宗龙体欠安，给武后的参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史书记载说：
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措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这就足说，从公元660年冬天开始，因为高宗有病，有时让武后参决政事。而武后处事还非常符合高宗的旨意。
唐高宗所患的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是一种难以根治、易于复发的慢性病，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头痛脑热的小病。一旦病情发作，则头晕目眩，什么东西也不能看，这对于日理万机的大唐天子来说，的确是不可言状的痛苦和困难。
唐高宗的风眩病经常复发，而且有时还染上其它疾病。今据《通鉴》一书的记载，从公元660年至公元683年驾崩，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就有数次之多。如：
公元663年十一月，因忠风痹，高宗不能料理政事，诏令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
公元667年九月，高宗因久病不愈，命太子李弘监国，代理军国大政。
公元673年九月，唐高宗又患了疟疾，不能治理朝政，“令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
公元675年四月，唐高宗“苦风眩甚”，议使武后摄知国政，经中书侍郎郝处俊劝说而止。五月，太子李弘猝死于合璧宫。六月，高宗曾下诏说：“朕方欲神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可见，这时深受风眩病所苦的高宗已难以料理国事，欲按照传统让位于太子，可他却又病得厉害，甚至卧床不起，故未能遂愿。
公元681年七月，唐高宗因病“服饵”，不能上朝理政，“令太子监国”。
由于高宗晚年多病，使他痛苦不堪，不能处理政事，因此想或让武后摄知国政，或命皇太子监国，这成为武后得以参与朝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
其次，当时的太子年幼，也患有疾病，虽奉命监国，但并无力治理国政。公元660年，唐高宗“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这年，皇太子李弘年仅九岁，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儿，根本不懂什么军国大事，更谈不上什么治理国政了。所以“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到了公元663年十一月，高宗因风痹甚苦，令皇太了每隔五日即于光顺门料理诸司奏事，小事皆让太子处理。诏令虽这么说，但时年仅十二岁的少儿既非神童，自然也无能力处理复杂的诸司奏事。所以太子年少无知，是武后得以参与朝政的第二个有利条件。再从武后本人的主观条件来说，她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也完全具备参与朝政的条件。武后时年三十七岁，年富力强，早年涉猎文史，通古达今，熟谙国家的兴衰治乱。而且在宫中已生活了近二十年之久，过去做唐太宗的才人时，得以聆听了太宗君臣论治，教益良多，对宫中情况了如指掌。在同高宗废立皇后的斗争中黜陟大臣，对朝政也较熟悉。再加上她秉性聪敏，办事果断，在开始料理朝政时，即“处理皆称旨”，非常符合高宗的心意。这说明她完全有能力充当此任。而更重要的一点，还是武后与高宗志同道合，深受其信任。在一般的情况下，皇帝是绝不会轻易把朝廷的权力交给大臣的，主要的是担心朝臣权高震主，闹不好还可能导致大权旁落、江山易主。所以即使皇帝病危、太子年幼，在驾崩前也是把朝政暂时托付于顾命大臣，只是让他们辅佐太子，而不是代替新即位的年轻皇帝行使皇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既然不肯把权力交给大臣，太子又年幼无知无法独挡一面，让他所信任的而且颇有办事能力的武后来参与朝政，这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武后参与朝政的第三年，即公元662年春天，在她的建议下，唐高宗下令改变百官和衙门名称：原来三省中的门下省改为东台，中书省改为西台，尚书省改为中台；三省长官也相应改了名称；侍中改称左相，中书令改称右相，尚书仆射改称匡正；尚书左、右丞改为肃机。六部尚书也改了名，吏部改为司列，户部改为司元，礼部改为司礼，兵部改为司戎，刑部改为司刑，工部改为司平；各部尚书改为太常伯，侍郎改为少常伯等等。据说这些官名、衙名都是由武后自己拟定的。衙门、官名虽已改变，但其职能依然如故，它本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只不过表面上给人气象一新之感。
武后参与朝政不久，还曾一度和高宗产生了一些矛盾。《通鉴》卷二百零一记载说：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这大概是由于高宗多病，武后又办事干练，有很多政事没有请示高宗，自己就擅自处理了，所以高宗认为武后“专作威福”。
另外还有的史籍所记与此略有不同，说武则天立为皇后，“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无惮避，帝亦儒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久稍不平”。这条史料与上述那条有所不同。是说高宗“儒昏”，处理朝政不如武后那样英明果断，因此高宗处理朝政而“使不得专”，受武后掣肘，时间久了，便忿然不平。这一情况也许是符合史实的，因为这时武后的地位已经巩固，因常常参与军国大事，政治地位变了，于是也变得不那么温良恭顺，乃至于独断专行，因此招致了高宗的不满。
不仅这时武后有些“专作威福”，就连由她所提拔的李义府也有恃无恐，变得越来越飞扬跋扈了，这也引起了高宗的反感。
李义府时任右相（中书令），主持官吏的选举工作。他虽是被贬官后升为宰相，仍是恶性不改，在他改迁祖父坟墓时，周围的七个县令亲自出马，征调民间牛车，为他祖父载土筑坟。其中高陵令不堪劳苦，累死在途中。在安葬时，他又兴师动众，七十里长的路上人流相继不绝。唐初以来，即使王公送葬也从没有这种宏大的排场。李义府本无藻鉴官吏的才能，又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愤。尽管他把选官事搞得乌七八糟，人们怨声载道，但是百官还是畏惧他的势力而不敢上言。时间久了，高宗也对李义府的一些丑事有所耳闻。
公元663年四月的一天，唐高宗从容地对李义府说：“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戒勖，勿令如此。”
本来，高宗好意从正面告诫他，不要让其子、婿等亲属胡作非为。不料李义府听了以后，不但不反省自律，反而勃然大怒，气呼呼地质问高宗这是谁告诉陛下的。高宗见他如此蛮横无礼，也十分气愤地说：“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
李义府虽见高宗有些恼怒，却一点儿也不在乎，反而若无其事一样，“殊不引咎，缓步而去”。
也活该李义府倒霉。这时恰巧有个叫杜元纪的阴阳先生，说李义府居宅有“狱气”，当积累二十万缗钱。才能镇压这刑狱之气。李义府信以为真，急忙千方百计。大肆搜刮，以凑足二十万缗钱，结果闹得群议鼎沸。
时李义府正遇有母丧。朝廷每月初一、十五给两天哭丧假，但他不在家哭丧守灵，却常常脱去官服，换上平民服装，与杜元纪悄悄地来到长安城东，登上古坟，观察风水。虽然他行动诡秘，但还是被人发觉了。有人告发他鬼鬼祟祟，行踪可疑。说也凑巧，他的儿子李津，时任右司议郎，借其父权势，私下召回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从中受贿七百缗，让长孙延做了司津监官。此事也被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发。
李义府自以为背后有武后撑腰，无人敢把他怎么样，所以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大概这一次唐高宗执意要惩治李义府，而武后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高宗下令将李义府逮捕入狱，由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大理寺的官员共同审理这一案子，并由司空李勣总监其事。经过审查，罪证确凿无疑，三天之后，即下诏******义府的一切官爵，远流隽州（今四川西昌市），其诸子、女婿也都罢掉了官职，流放到庭州。高宗除了朝廷中的一大祸害，真是大快人心，“朝野莫不称庆”。
这次唐高宗不顾武后的意见，决心要严惩李义府，故将他流放后，规定即使遇到大赦，他也不在赦免之内。因此，李义府被流放到隽州之后，再也没有生还的希望，不久便忧郁成疾，很快命归西天了。只是过了三十年以后，武则天做了皇帝，思念他诩赞皇后有功，追赐他为扬州大都督，还赐李义府之子左千牛卫将军李湛实封三百户。
引起高宗对武后强烈不满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韩国夫人的暴卒。原来武士彟续娶杨氏后共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嫁给贺兰越石，次女是武则天，三女儿嫁给郭孝慎早死。后来贺兰越石也亡故，贺兰氏在家守寡。武则天立为皇后，大姐贺兰氏被封为韩国夫人。韩国夫人因武后的关系，经常出入六宫，并在宫内也有居宅。时韩国夫人虽过不惑之年，仍楚楚动人，风姿不减当年，因此很快得到了高宗的宠幸，这种风流韵事当然会传入武后的耳朵里。于是过了不久，韩国夫人就突然死去，而且死因不明。高宗眼看着自己所宠幸的美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在悲恸之余，揣知此事一定是武后所为，心里对她更是怨恨不已。
武后的“专作威福”，韩国夫人的暴卒，使唐高宗达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真是无巧不成书。公元664年十月，有个术士叫郭行真，与武后关系较为密切，时常出入后宫。这时已死去的王后、萧妃仍是阴魂不散，在武后面前时常出现她二人变成厉鬼作祟的幻觉。武后便让郭行真施展其法术，作“厌胜”活动。这种称为旁门左道的妖术是皇室最忌讳的事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