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乱不断。齐桓公请管仲做相国，帮助他整顿内政，联络外交，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策略。
管仲作了相国后，又向齐桓公推荐了一些贤士，齐桓公对他们一一量才而用。齐国的有识之士多了起来，国家也更加富强了，齐桓公对管仲也更加信任了。他曾对大臣们说过：“国家大事，均由管仲决定，无论何事，先禀告管仲，再禀告我。”
在齐桓公的大力支持下，管仲对齐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把国家分成21个乡，其中6个乡主要从事工商业，免去徭役、兵役。其余15个乡兵农合一，平时耕种，闲时练兵，如有战事，则集合成军队。
在经济上，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实行按土地优劣分等征税的实物税制。这样，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又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消除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向外地逃亡的人数大大减少，促进了齐国的农业发展。
管仲曾做过生意，有一定经商经验。他利用齐国近海的地理条件，积极提倡发展渔盐业，鼓励当地人民从事贸易活动；还设置盐铁官管理盐铁业事务，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外，实行国家铸造货币的政策，并对货币实施管控；还加强对货物的调控，从而控制住物价总体平衡。
在军事上，实行“作内政以寄军令”的方针。在人才的选拔任用上，创设了“三选”制：规定各乡要把有才德和武功的人推荐到国家中去，这是第一选；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些初步选中的人进行考核，选出优异者举荐给国君，这是第二选；国君再对优异者亲自考核，合格者任命为上卿的助手，这是第三选。这样，经过三次选拔，使有才能的人得以发挥自己的能力，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为了加强国君的权力，管仲建议国君要掌握生、杀、富、贵、贫、贱六大权力，实行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的政策。通过这些改革，齐国的政治得到巩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军事实力有所加强，渐渐成为诸侯国中经济最发达、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为齐桓公争霸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当时，黄河下游的各诸侯国中，能与齐国一比高下的只有鲁、郑、宋三国。这三个国家如不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他的霸业就难以确立和稳定。于是，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与这三国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斗争。齐桓公还抓住有利时机，先后制服了郑、鲁、宋三国。
当时，宋国国君宋闵公被杀。管仲向齐桓公出了可以称霸中；原的主意，于是齐桓公当即让管仲通知其他诸侯国，说宋国内乱不止，影响很坏，至今国君还没有定下来，希望各诸侯国召集在一起，商定宋国国君。
原定的十几个国家只有郑、宋、陈、蔡四国到场，后来决定宋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为宋国国君。齐桓公接着建议各诸侯国结盟，推选一位盟主。按理说，宋国的资格比较老，但由于长期内乱，国力衰退，已没有能力当选了。齐国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陈国国君陈宣公卖了个顺水人情，说：“既然本次聚会是齐侯召集的，那就选他为盟主吧。”众人随声附和，这也正合齐桓公心意，他便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推选。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登上中原霸主之位。
当时，郑国对齐国是不服的，郑厉公虽然答应结盟，可是在聚会时却不参加。直到郑厉公突然生病死去，齐桓公才算少了一位强硬的对手。
鲁国也是未到会的国家。齐鲁两国本来结怨就很深，曾多次刀兵相见。这次鲁国没把齐国放在眼里，齐桓公尤为恼怒。由于两国相邻，齐桓公决定亲率大军攻打鲁国。鲁庄公很害怕，虽说长勺之战鲁国获胜，但那只是胜在曹刿的计谋上，论实力，齐鲁两国相差悬殊。没办法，鲁庄公紧急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众臣各抒已见，有的主张出兵抗敌，有的则主张议和。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出兵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保存实力，只好委曲求全。鲁庄公给齐桓公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如果齐国退兵，鲁国愿意同齐国签约。就这样，鲁国也妥协了。齐桓公没用一兵一卒，就达到了目的。
地处南方的楚国是个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大国。楚成王时开始向北方扩展，先后灭掉了一些小国，甚至要北上伐郑。
对此，齐桓公怎能坐视不理呢？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宋、陈、卫等八国军队向南挺进，到达楚国边境，最后迫使楚国在召陵结盟修好，止住了北上的势头。
从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3年间，齐桓公逐渐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不断援助弱小国家，抵制还处在游牧阶段的戎狄的侵扰，这对保护中原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齐桓公这个春秋霸主的出现，各国结盟修好，相互间的纷争减少了许多，对于促进社会不断发展、安定人民生活有着不可湮没的功绩。
至此，齐桓公的雄图霸业已达到了顶峰。公元前645年，管仲死去，齐桓公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助手，在处理政务上不断失误，从此齐国的霸业开始衰退。桓公死后，他的5个儿子群起争夺王位，齐国陷入一片混乱，导致由管仲辛苦缔造的霸业付诸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