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年），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出身贫寒，通过科举途径担任监察御史、国子博士等职，在政治上他倾向保守，反对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改革。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同时他还是一位对宋明理学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难怪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尤其是在中唐时期反佛斗争中，他是一个最积极的人物。
唐统治者了达到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不遗余力地为宗教神学张目，佛教在隋唐时期得到空前发展。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以后，经过两晋、南北朝，不断传播扩大。到唐代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流派，各教派主要宣传的是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内容，引导人民逆来顺受，安心地生活。道教在唐代同样也得到了发展，道教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冉，而唐王朝的皇帝也姓李，所以从唐高祖李渊起各代皇帝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企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公元666年，唐高宗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派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令王公以下皆学习《老子》一书。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以壮大道教的势力，许多著名的道士被皇帝所宠信。当时长安和洛阳两京和各州都建有玄元皇帝庙，道观也很多，长安城就有30所，全国有1900余所，道士有1.5万余人。
整个唐代，佛道二教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唐高祖、唐太宗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唐高宗为了打击极度膨胀的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听从道士的话下令灭佛；武则天为了反对李唐高宗，又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下，大兴佛教，修筑寺庙。唐宣宗继位后，又下令扶植佛教。但是由于佛教经过在我国多年的传播，结合中国的实际，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积极吸收儒家的一些思想，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加强了与道教竞争的实力。在这场斗争中，佛教一直比较占优势。
唐朝中后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已经走向了衰落。藩镇割据，社会****，连年战争，统治集团贪得无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朝中佞臣宦官擅权，民不聊生。一些人为了摆脱赋役和徭役，转而信奉佛教，社会上变为僧尼的人越来越多，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僧尼们拥有大量的田园土地和手工业，却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赋税，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妨碍了政府的征兵徭役的来源。佛教的空前发展，不断引起儒家正统派的批评和反对，早在唐初，就有一位韩愈的同乡傅奕站出来反对佛教，他认为佛教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子；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主张废除佛教。安史之乱以后，韩愈则以孔孟之道的代言人自居，竭力排佛，反佛，主张“人其人（强迫和尚还俗），火其书（烧掉佛经），庐其居（改寺院为民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同时从国家大计出发，认为有必要抑制佛道的发展。他写了《原道》一文，提倡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心性论。韩愈自己从感情上深恨佛教，不但从理论上辟佛，还从行动上死谏佛骨。
唐宪宗时期，平定了淮西叛乱，社会逐渐有所安定，可是到了宪宗晚期，迷信起佛教来了，认为平定淮西叛乱是借助佛的神助取得胜利的，所以唐宪宗大兴佛事。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涅槃以后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曕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唐宪宗给人说得相信了，特地派了30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趣。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得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一时间举国上下，如痴如狂。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事。指出迎佛骨之事，实在是伤风败俗，笑传四方，“臣实耻之”。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后，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起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时，皇帝信奉佛教，结果命运都不佳。很短时间便改朝换代，江山易主，那个三次舍身施佛的梁武帝？最后国破家亡，自己饿死。从而论证佛是不可相信的。他建议皇帝把此骨“付之有司，投潜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表示“佛如有灵，能伏祸害，凡有殃咎，立加臣身”。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尽管如此，韩愈仍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曾写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表示他反对佛教的坚定立场。他的学生劝他不要同佛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免别人攻击，他回答说，我不是好辩，而是要“行道”。他认为要争取和维持孔孟之道的绝对地位，就必须同佛教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从长安到潮州，路远迢迢，韩愈孤单一个人，被派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就别提了。
韩愈到了潮州，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有人说：“这儿出产少，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还有城东恶溪（今广东韩江）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老百姓真被它害苦了。”韩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得想法把它除掉。”话虽那样说，可韩愈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怎能除掉鳄鱼呢？后来，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它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7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全部杀死。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这当然只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事有凑巧，据说打那以后，大池里的鳄鱼真的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司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生产了。
一年之后，韩愈又回到长安，做了国子监。
由此可以看出，韩愈的反佛是站在儒家思想立场上进行的；他根据“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认为佛教是外来的，是野蛮的“夷独之物”，“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君焉而不君其君”，完全背离了中国的的伦理纲常名教，更何况“夫佛本夷狄之物，与中国语言不通，衣服殊制”，如果尽信佛法，将来必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韩愈还根据儒家积极有为的人世精神，对佛教的出世主义进行批判。他说：儒家并非不讲个人修养，他只讲“正心诚意”。“正心诚意”就是要增强个人修养，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讲的个人修养，目的却为的是抛弃天下国家，遁世无为，逃避社会责任。大兴佛教修筑寺庙，寺庙内有大量僧尼不劳而获，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造成生产者寡而自食者众，必然要耗费大量国家财富，加重百姓负担，使民“穷上盗也”。所以要严禁佛教。没收寺庙，烧毁佛经，令僧尼还俗，用儒家的思想进行教育，恢复儒家思想独尊地位。
为了与佛教相对抗，他还提出了“道统论”和“性三品”论。当时佛教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大讲“佛统论”，认为他们所讲的是由历代祖师爷一脉相传下来的。韩愈为了与佛教斗争，就模仿佛教的“佛统论”，为儒家设计出一个“道统论”。他说儒家也有一个一脉相传的道统，这个道统从尧开其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结果是使佛教学说泛滥。这个道统论证明只有以孔子为首儒家学说，才是中国正统思想，佛教也自然成为异端邪说。
韩愈所提倡的“道统论”，其内容就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又称之为“先王之道”或“先王之教”，内涵则是“仁与义”。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这是说，“道”是实现“仁”和“义”的途径。依先王之教就是道德，就是仁义。“仁义”的涵义是确定的，故曰“定名”；而“道德”则各家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所以说是“虚位”，只要出自内心而不是靠外为朝着仁义这个方向去行动，就可以称作是有道德的人了。其所谓的“仁”，就是博爱，而博爱即是“一视同仁”。“博爱”必须遵守“亲亲而尊尊”的原则。“义”主要是指君臣父子之道即臣民必须忠于君王，子女必须孝敬父母。韩愈还极力鼓吹对君主的愚忠，凡是君主的命令必须服从，绝不能有所反抗，即使错了，也只能自认为有罪，还要感谢皇恩浩荡。前面所说的他因上表谏迎佛骨一事险而被处死，此事明明是皇帝的错，可韩愈却反而立即上表谢恩，认为既然免除了我的死罪。同时还继续给我官做，给我俸禄，真是皇恩弘大，用天地之法也难以测量。
按照道统学说，仁义道德是否具备的程度如何，这将取决于人的“性”和“情”。韩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的人，生来就能够按照封建道德标准来行事；中品的人，要通过修身养性才能做到这一点；下品的人，则是天生的劣性，只能用强制的手段使他因为惧怕威力而减少罪恶。在韩愈看来，帝王都是天生应当发号施令的上等人，平民百姓则是天生应当受统治、受剥削的下等人，这是天命，也是永恒不变的。而“性”与“情”的关系，“性”是先天具有的，而“情”则是后天接于物而在人心上的反映，在一个人身上，性与情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性”，就有什么样的“情”，从而反对了佛教所提出的灭情见性，情不灭则性（佛性）不见的说法。
总之，韩愈反佛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自己正统的儒家学说，来适应统治者强化思想统治的目的。他反佛的思想是积极的。韩愈的反佛思想及道统学说经过宋代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逐步形成宋明理学，成为宋明理学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