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太后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触龙接着说：
“如今，太后您使长安君获得的地位够尊贵了，封给他的地也够多了，权力也越来越大，然而，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给长安君建功立业的机会。假如有一天太后不在了，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立足呢？那些文武大臣们会服他吗？所以，请太后重新考虑一下，您的决定是否有不妥呢？”
听到这里，太后陷入了沉思，最终她答应了齐国的要求，把长安君送人齐国当作人质，终于齐赵联合，打退秦军。
在春秋时代，并没有什么公关理论。但触龙的说服艺术却不能不让人叹服。在不便或不宜直说的情况下，运用含蓄的语言或示意的举动，更具说服力，更能让人领会你的意图。
比如乾隆以诗表达对和坤和刘通训的不满，要求二人同心协力辅佐朝廷。假若乾隆端坐在大殿之上，厉声指责刘、和二人不该为一己私利互相拆台，二人从面子上都下不了台。虽然表面上会缓和一些，心里恐怕只会更加忌恨对方。但是，乾隆以诗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他的意愿，刘、和两人深受感动，握手言和，这就是含蓄、暗示的妙用之处。
巧妙暗示，让对方明白你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无声无息之中达到目的。
言传身教情理交融
解放后，陈毅曾担任上海市市长。当时，上海的许多纺织厂为了防止工人下班时“顺手牵羊”拿走工厂的纱布，盛行“抄身制”，即由专门的人在门口挨个搜身，工人们对此极为愤怒。
陈毅觉得已经是新中国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应当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于是，便废除了抄身制，结果，此举引起了纱厂老板们的强烈反对。
一天，陈毅登门拜访一位纺织厂的老板。老板一见是陈毅，正愁有牢骚没处发呢，把一肚子“苦水”都倒给了陈毅：
“陈市长，您要我们废除‘抄身制’，您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工人下班，由抄身婆抄身，还经常丢纱，你说要是再取消‘抄身制’，我们纱厂还办不办？我们都去喝西北风呀！”
陈毅知道他心里有火，便耐心开导：
“要说开办工厂。购买机器，那我肯定不如你。因为，我只当过工人，没有经营过工厂嘛！不过，要说管理工人，教育群众，这你不如我了。革命这么多年，千军万马我都指挥了。你说我算不算有经验？”
“那是肯定的。”老板十分认真地回答。
“那在这方面我给你当个参谋，给你提点建议，你要不要？”
老板受宠若惊，连忙说：“要！要！您请说！”
“我在法国当过工人。那些工厂可比你这工厂要大多了，老板自然也更厉害，还雇了一大批带枪的警察对每个下班的工人，从头到脚搜，身上连一根针也藏不住，但是结果呢？原料、零件还不是照样丢失。为什么？因为，那些老板只顾自己赚钱，根本不关心工人，只把他们当作赚钱的工具。那些工人们工资低、劳动时间长、生活质量差，您想他们会同老板一条心吗？哪里还有不丢东西的道理。所以，现在解放了，政府支持你们办工厂，只要你们多关心工人的利益，提高他们的待遇，待他们如兄弟，有困难多与他们商量着办，我相信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老板觉得陈市长说的在理，便率先废除了搜身制。结果，老板发现不但不丢东西了，工人的效率也提高了。
西安事变后，为了促使这次事件能够和平解决，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
当时，日军占领我东三省，又向华北步步紧逼。全国的正义之士都强烈地谴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所以，西安事变后，群情振奋，一致主张严惩蒋介石。只有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很多人对此不理解，甚至仇视中共。
这一天，西安王曲军训团邀请周恩来前去作报告。党内很多人担心周恩来同志的生命安全，主张不去为好。但是，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欣然赴约。
到了军官学校，只见面带怒容的军官全副武装地站在通道两旁。周恩来从容镇定地从他们中间穿过，来到了主席台。
“我今天来贵校，只是想听听诸位的意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爱国军人，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拘束。”
台下有人大声喊道：
“蒋介石丧权辱国，罪大恶极，为什么你们不让杀他？”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接过话茬：“这个问题提得好！”
决口打开了，青年军官们把心中的话全倒出来了，“不杀他，捉他干什么？”“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
直到大家宣泄够了，周恩来才大声地说：
“要杀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
出乎意料的回答，一下子便把全场的人给镇住了。
周恩来话锋一转，先给大家分析了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外局势，讲了杀与不杀的利弊，最后又强调了只有保持团结，逼蒋抗日才是最好的出路。
一席话，使军官们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但还是有人追问：
“你们共产党不是主张反蒋抗日吗，为什么现在变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和蒋介石打了10年，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处置了他，是吗？”
“对，就是这意思。”
“好，现在我来回答你。我红军有位将军叫徐海东。全家36口人，35口人全叫蒋介石杀害了，很惨啊！他的这个仇够深了吧？可是，这次他还是主张不杀蒋介石，为什么？因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周恩来话音未落，全场响起了阵阵掌声。
现身说法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强的说服力、感染力？因为，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遭遇劝导别人、感受真实，情真意切，容易引起对方的情感共鸣，这比只讲大道理当然更易说服人。
有人说坷坎的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何不用你的财富去打动他人呢？
这个人就是后来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无神论斗士——布鲁诺。
战国时期，秦国的宣太后十分宠爱大臣魏丑夫。在太后病危时，曾下令：“我死后，一定要用魏丑夫殉葬。”
魏丑夫知道了十分恐惧，谁也不愿这样白白送命。大臣庸丙是魏丑夫的好朋友，他十分同情魏丑夫，便向太后求情。
庸丙问太后：“您认为人死后还会有知觉吗？”
太后答道：“当然没有。”
庸丙又问：“像太后这样圣明聪慧的人，既然明明知道死后没有知觉，那么为什么要将自己生前所宠爱的人陪葬在没有知觉的死人旁边呢？”
太后低头沉思，默不作声。
庸丙接着说道：“如果说死人有知觉，那么先王忍受羞辱已经很久了，太后连补救过失的时间都不够，哪里还会有闲暇去私爱魏丑夫呢？”
太后觉得庸丙言之有理，最后终于收回命令，魏丑夫免于一死。
春秋时，有一个人向楚王进献长生不老之药。当这人拿着药来到宫门时，守门的卫士问道：“这药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献药的人回答。
于是卫士将药夺了过来，随即吃了。楚王得报，大怒命人将卫士捆了起来。
卫士对楚王说：“大王请听微臣一言：当初我问献药的人‘药可以吃吗’？他说‘可以吃’，所以我才拿来吃了。”
关键时刻善于诱导
著名的日籍华人夏目志郎年轻时曾当过推销员。
一次，他到琦玉县去推销《儿童英语百科辞典》。当时琦玉县经济不很发达，在全日本排名靠后，再加上道路崎岖，所以很少有推销员愿往那里跑。
但夏目志郎却不这样认为，他想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需要提高教育水平，这种书的需求量就越大。于是，他就背上书，挨门挨户地去推销。
来到一户农家，夏目志郎敲开门，说明来意。哪知主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走错地方了，我们农夫没有必要学英语，你找其他人吧。”
夏目志郎连忙解释道：
“先生，这书不是给您用的，是给孩子们用的。”
“孩子们？那就更不用了，他们能把日语学好就不错了。”主人还是冷冰冰的口气。
夏目志郎并未放弃，仍然耐心解释道：
“现在的日本和过去不同了，如今使用英语的地方越来越多，日本也越来越国际化了，呆在家里当然不需要英语。可是，你愿意让你的孩子一辈子呆在家里，不愿让他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吗？您不觉得您这样做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吗？”
说到这儿，主人刚才冷冰冰的神情已经消失了，他若有所思地说：
“这英语好学吗？”
夏目志郎觉得有希望，问道：
“府上养狗，您和家人是否怕狗？”
“那当然不怕。”
“对呀，因为惯于养狗，所以不怕狗。学英语也一样，从小养成习惯，这对学英语是非常重要的，在自己身边有好的英语教材，小孩子一定会亲近它，不知不觉中就会对英语产生兴趣，不是很好吗？”
一番话过后，主人终于爽快地买下了夏目志郎手中的《儿童英语百科辞典》。
一次，著名作家刘绍棠在给大学生们讲文学创作时，提到创作的基本要求是一定要坚持原则。
这时，一名女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
“老师，我有问题要问。”
刘绍棠回答：“什么问题，请讲。”
那名女生问：“真实的是不是存在的？”
“真实的当然是存在的，这是哲学上的基本常识嘛。”
“既然是存在的，就应该是可以表现的，所以只要是真实的就可以表现，就可以写，这难道不是作家所追求的吗？”
刘绍棠听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那名女生说：
“我想请你走到前面来，记得带你的学生证。”
那名女生走到讲台前，将学生证递给了刘绍棠。
刘绍棠翻开学生证，指着上面的照片问女生：
“你为什么不在你脸上长痘时拍个照，然后把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呢？”
那位女生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谁会在自己脸上长痘时拍照片，还把它贴在学生证上，那多难看。”
刘绍棠趁机说道：
“对呀，你不会在脸上有痘时拍照，更不会把这种照片贴在学生证上，这说明你对自己的认识是本质的。因为你是漂亮的，不漂亮只是暂时的，它不是你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照相留念，更不想有这样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同样，我们社会的某些缺点是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我们的政府自然会去采取措施改正。可是你非要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政府把长痘时拍的照片贴在工作证上吗？为什么你对自己是那样公正，对政府却是这样的不公正呢？”
一席话让那位女生心悦诚服地点了点头。
在上面的故事中，当夏目志郎指出那家主人对下一代不负责任时，主人的态度已有所转变，反问“英语好学吗”，这就是一个关键时机，夏目志郎就是抓住这一时机，顺势诱导，最终成功地把自己的书推销了出去。同样，刘绍棠也是巧妙地打了比喻，让女生自己说把脸上长有痘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十分难看，趁机将话题转移到“到底文学创作该不该坚持原则”，最终让女生心服口服。
所以，在劝说他人时，要密切注意对方表情、语气的变化，发现他有所表示时，一定要抓住时机，乘胜追击，直至将他说服。
照猫画虎反击对手
安徒生虽然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但生活却极为俭朴，尤其对自己的衣着从不刻意修饰，但这却给妒忌他才华的人以可乘之机，有些人就抓住安徒生的这一细节挖苦、讽刺他。
一天，安徒生像往常一样戴着他那顶破帽子在大街上行走。
这时，有个人走过来不怀好意地问安徒生：
“安徒生先生，你脑袋上的那个玩意是什么东西？能算是帽子吗？”
安徒生认出了那个人，是一个贵族，平常总爱跟自己作对，经常挖苦自己。安徒生有心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这是在街上，那样做有失自己的身份。于是，安徒生忍住怒火，淡淡地一笑。
“先生，在我回答你之前，你可以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贵族不知道安徒生用意何在，但也很爽快地说：“当然可以。”
安徒生接着说：“你能告诉我，你帽子下边的那个玩意儿是什么？能算是脑袋吗？”贵族：……
英国戏剧大师肖伯纳曾于1933年2月来我国访问，第一站在上海，当时，鲁迅、蔡元培等人在宋庆龄的家中同他欢聚。
吃完饭，大家便到花园里散步。那天天气格外晴朗明媚，柔和的阳光照在肖伯纳长长的银须上，使得这位著名作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这时，蔡元培高兴地说：“肖翁，你可真有福气，在上海看见了太阳。”
肖伯纳笑了笑说：“不，不，还是太阳有福气，在上海见到了肖伯纳。”
一句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无独有偶，幽默大师肖伯纳的“如法炮制”在俄罗斯却失灵了。
那是肖伯纳去苏联访问期间，有一天他独自一人上街散步。在街上他看到了一个俄罗斯小女孩长得十分可爱，大眼睛，高鼻梁，一头黄色的卷发，极富东方民族特性。肖翁一时童心大发，竟然同她玩了一下午。
临别时，肖伯纳对小姑娘说：“回去告诉你妈妈，就说今天同你玩的就是世界上大名鼎鼎的肖伯纳。”
小姑娘天真地回答说：
“那你回去后也告诉你妈妈，就说今天同你玩的是苏联小姑娘玛莎。”
戏剧大师一时竞哑口无言。
1982年秋天，我国著名作家蒋子龙到美国洛杉矶参加一次中美作家会议。
在宴会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给蒋子龙讲了个趣味问答：把一只五公斤重的鸡装进一个只能装一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
蒋子龙略加思索，答道：
“这很简单，你怎么放进去的，我就怎么拿出来。您显然是仅凭嘴一说就把鸡装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取出来。”
金斯伯格说：“您真了不起，您是第一个正确回答我这个问题的人。”
美国有家服装公司，为了招揽生意，便想请个名人为他们做广告。后来，他们选中了当时在美国声名大振的海明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