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这种时候，我总对自己说不要有过度的反应，没必要感到无限失落，或者觉得受到了伤害。我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擦肩而过的一个人，回过头再次看见我，他们连我叫什么都会忘记，这是当然的，就像我一个接一个忘掉他们的名字一样，没有任何分别。实际上，一旦前往下一个雇主的地方，就会忙于掌握全新的规则，伤感之类的马上就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惟有这回，情况大大不同。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博士将永远不会再想起我们母子这一事实。博士决不会向他大嫂询问我辞工的原因，或者打听平方根的消息。当他躺在饭厅的安乐椅上凝望第一颗星时，或是在书房解答数学问题的间隙，他连沉浸在与我们在一起时的回忆中的自由，都已经被剥夺走了。
这样一想，我就难受。我为自己犯下无法挽回的过错而懊恼不已，我气我自己。我这样自然无法集中精力应付新工作。尽管新雇主指派的工作绝大部分是繁重的体力活（比如清洗5辆进口车、清扫4层楼建筑的楼梯以及准备10个人的夜宵），但我心上总记挂着已在我脑袋一角筑了巢的博士的身影，神经先就累了。在工作时间里浮上心头的博士，总是他坐在床上耷拉着脑袋的样子。那身影揪紧了我的心，以致我不断重复简单的错误，招来那太太好一顿责骂。
不晓得是谁接替了我的工作。但愿她长得别跟便条上的那张脸相差太远。面对新来的保姆，博士是否依旧会问她电话号码以及鞋子尺码，然后揭示那里面隐藏着的暗号呢？有关博士将与我所不认识的某个人分享数字的秘密这一想象，并不怎么叫人心情愉快。感觉他单独教给我的数字的那些魅力，会因而渐渐褪色似的。尽管无论昨天今天，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数字都只是永恒不变地存在着。
说不定接替我的保姆受不了博士的不和悦、大声叫苦，结果工会组长重新考虑换人，认为非我不行呢。有时候，我心里的如意算盘也打得挺好的。但我紧接着就会摇头否定自己，把幻想赶跑。以为没我不行，真是狂妄自大得可以。对方并不像我想的这般需要我，能代替我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工会组长说得没错。
“为什么不去博士家了啊？”平方根好几回都问这同一个问题。
每回我都只能回答他说：“情况发生变化了呀。”
“什么情况？”
“情况很多，很复杂。”
平方根听了总要“嗯哼”一声，耸耸肩。
6月14日那个礼拜天，阪神虎的汤舟在甲子园完成了无安打无失分比赛。我和平方根吃过晚饭后也不洗澡，一直听着广播。真弓得3分，新庄得击出1分本垒打，第八局结束，双方比分为6比0。此次阪神的得分情况与上次中込当投手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对手也还是广岛鲤鱼。
每回只要鲤鱼的击球员击空，广播里播音员的声调和球场的热烈气氛便会哗地高涨上去，然而我们母子俩却说不出话来。第九局，第一号击球员倒在二垒地滚球上时，平方根叹了一口气。此刻彼此心里回想起了什么，怎么想，母子俩都很清楚。就因为这样，才更没必要开腔。
就在最后一名击球员正田击中球的那一瞬间，战况转播中止了，欢呼声围裹了收音机。过了好一会儿，播音员大叫“出局、出局”的声音才传到了耳膜上。
“打得好。”平方根语气平静地说道，我默默地点点头。
“……职业棒球史上第58位……阪神虎历史上继昭和四十八年（1973）的江夏丰之后，相隔19年之久……”播音员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
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表达这份狂喜才好。说到底，我们连值不值得欢喜也不清楚。尽管阪神虎赢了，还达成了伟大纪录，尽管如此，我们却反倒陷入了失落当中。收音机里传来的兴奋之情，使得6月2日的棒球赛在我们脑海里复苏，令我们回想起坐在7—14上的博士此刻已然远离我们而去的事实。也许，当时最后一局的第一号击球员、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替补打出的那个直冲平方根而来的界外球，就是我们仨不幸的预兆。这一想法时时袭上我们心头。
“好了，该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呢。”我说。
“嗯。”平方根随手关了收音机。界外球最初的诅咒，自然是让中込的无安打无失分比赛功亏一篑的那一击。那以后，便是发烧和炒鱿鱼，不详事件接踵而来，并且进一步形成连锁反应。虽然也许将这一切全部归结为界外球的诅咒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它确实足以搅得我心神不宁了。
一天，在上班途中的公交车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拿走了我的钱。我没有遇上扒手或是抢劫犯，钱是我亲手交给那女人的，所以我没理由到警署去报案。假如她是小偷中的新手，那她这一票干得真漂亮。她昂首挺胸笔直朝我走过来，事先既没套话也没寒暄，什么都没有，就光伸出手说了一个字：“钱。”这个女人约摸三十五六岁，个头高大，肤色白皙，除了在初夏季节穿一件春天的外套以外，外表看不出任何可疑的地方。她打扮得挺整洁，看样子既不像是流浪街头的，也不像是被逼走投无路，她表现得好像问路一样平静。不，相反地，她甚至就像是在给我指路似的。
“钱。”她又重复一次。
我掏出一张纸币放入她的掌心。这一行为连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我无法解释，她又没有拿刀威胁我，为什么贫穷的我还要主动送钱给她。那女人把钱塞进外套口袋，和来时一样不声不响地走远了。她前脚走，公交车后脚跟着进站。
在前往税理士家的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象自己的钱为那女人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成了给饿肚子的小孩买面包的钱？成了给生病的父母亲的医药费？阻止了她全家自杀的念头？……但是无论哪种想象都无法使我心情愉快起来。倒不是心疼钱，而是因为我心底下变得凄惨起来了，简直仿佛是我自己接受了别人的同情和怜悯。
又有一天，那天是母亲的忌日，我带着平方根去扫墓。墓碑后面的草丛里，躺着一头小鹿的尸体。尸体还没完全化成白骨，脊椎周围带斑点的皮肤像破布一样贴在上面，四只脚还连在身体上，仍旧呈断气前那一瞬间还在苦苦挣扎想要站起来的模样。内脏已经开始分解，眼睛成了黑黑的空洞，嘴半张着，里面露出还没完全长好的小小的牙齿。
最先发现它的是平方根。
“啊！”他惊呼一声指着它，叫不出声喊我，也转不动眼珠。
小鹿大概是从山上跑下来的时候撞到了墓碑，就此气绝身亡的吧。仔细看看，墓碑上还残留着像是肉片和血迹的东西。
“怎么办？该怎么办啊？”
“没关系，就这样吧。”
我们双手合十久久地为小鹿祈祷，时间长过为孩子姥姥所做的。我们祈祷这个小小的生命能够陪伴孩子姥姥的灵魂。
扫墓后的第二天，我在报纸的地方版上发现了平方根父亲的照片。据报道，他获得了某某财团颁发给青年技术研究员的奖项。虽然这篇小小的报道缩在报纸角上，照片也印得模糊不清，但毫无疑问，那就是他。他也一年一年地长了十岁。
我合上报纸，胡乱将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过了一会儿，重新想了想又把它捡回来，抚平褶皱，拿剪刀把那篇报道剪了下来。报道那一小片已经皱得不成样子，基本上跟废纸毫无分别了。
“那又怎么样呢？”我问自己。
“什么都不影响，不是吗？”我自问自答。
“平方根的父亲获了奖，可喜可贺，仅此而已，不是吗？”
于是我把那篇报道折好，收进了放着平方根的脐带的盒子。
一看见素数，我就回想起博士。素数就潜藏在随处可见的画面中。超市的价格标签、铭牌上的门牌号、公交车的时刻表、火腿的保质期、平方根的测验分数……所有这些数字，无论哪一个都在忠实地完成对外的职责的同时，精神可嘉地坚守着背后所隐藏着的原初的涵义。
当然，我并非立刻就能判断是否素数。经过博士的训练，100以内的素数我不用一一计算也能凭感觉做出判断，但再大的数字，就必须用自认为可疑的数字来除除看。有时候，乍看像是合数的其实确是素数；也有的时候，根据第一印象认定是素数无疑，没想到又找到了真因数。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