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象学和主体性这片荆棘丛生、幽深晦暗的丛林中跋涉数载，几度“山穷水尽疑无路”，但终于艰难地走出来了，尽管因匆匆路过尚有许多幽谷和深洞未被探明和看清。
最早接触到现象学是1993年我在吉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在现代西方哲学专题课上，我的硕士生导师邹铁军教授布置要我讲解现象学一章，当时我手头惟一的资料是一本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劳尔在该书中的一篇长长序言吸引了我，那句“将整个客观性还原到主观性从而保证客观性”的话，就像在此数年前笛卡尔那句“我思故我在”使我惊异和激发了当时作为中学英语教师的我报考哲学硕士一样，惊异和激发我将现象学作为了我硕士论文的主题，尽管当时由于资料和自身思辨能力的局限，我的硕士论文 《现象学还原与主体间性》现在看起来显得很不成熟，但它毕竟使我的思想接近了现象学，为了探讨硕士论文中的主体间性问题，我曾艰难地翻译过胡塞尔的《笛卡尔沉思》的第五沉思，并曾努力寻找英文版的《观念》Ⅱ。也正是因为对现象学的关注使我在1996年报考了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的博士生。
我在攻读博士期间首先从邓晓芒老师那里受到的是康德先验哲学的训练和补课，读懂了康德再回头读胡塞尔感到很多问题豁然开朗。我遵师嘱花了一年时间来补习德语，但仍未能在做博士论文时成功地利用德语阅读胡塞尔原著，好在到我最后将博士论文整理出版时，倪梁康、李幼蒸、邓晓芒等诸位学者已将胡塞尔的绝大部分主要著作译成了汉语，而对其中一些汉语难以对应表达的德文术语的辨析，我的德文水平还是基本够用的。而对英文资料的使用，我是比较自如的。我得以能写一本关于胡塞尔的书，首先要感谢的是那些在现象学原著翻译领域里踏踏实实做翻译工作的学者。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加改编而成的，我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开题、写作、修改到定稿的全过程，邓晓芒老师都从头至尾地参与了。有些问题，如德谟克利特的主体主义思想，从主体自我的内在时间维度论证主体间性等，是在晓芒师的直接提示下才进入论文写作的。在博士论文开题会上，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的全体老师：杨祖陶先生及张传有、赵林、雷红霞、何卫平、曾小平诸位老师（时段德智老师在美国未回）认真地审阅和评议了开题报告，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如前胡塞尔主体主义哲学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线索等，我大部分已吸收进了论文的写作中。
对于博士论文的修改主要是根据杨祖陶教授认为博士论文 中胡塞尔部分的论述相对较弱而增补了一些内容，将原来胡塞尔主体思想部分由三万多字扩充到近八万字，当然要阐明胡塞尔的主体主义思想，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梁志学教授曾指出我在博士论文中未曾对多次提到的费希特思想中出现的观念论转向进行论述，因手头缺乏胡塞尔论及费希特的材料，故未能对此问题展开。
倪梁康教授提到我博士论文中对主体与人的关系理解问题，认为应将贝克莱与胡塞尔的主体与其他的个人主体区分开来，我论文中对主体与人的关系论述散见在各章之中，也有一节专论过先验主体与人的张力，基本思路是主体的原初起点应该是人，而主体最终在先验哲学中超越了个人而被逻辑化和空灵化，在后胡塞尔哲学中又有人类学复归的趋势，本想再辟一专章论述此问题，因文章结构难调，姑且维持现状。但我接受了倪老师认为主体性并未处于真正的“黄昏”中的思想，并将原论文题目《主体性的辉煌与困境》作了修改，因为在维护主体及理性的永恒意义方面我事实上是赞赏倪老师和邓晓芒老师的观点的，而这也正是胡塞尔哲学的真义，我所写的最后两章 事实上是探讨在当代或后现代视域中的胡塞尔，而我从来不把后现代看成惟一的参照系。关于倪老师提到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划界问题，我主要是受江天骥教授的影响，根据英文 “modernity”和“postmodernity”而划定，因英文不同于德文 和汉文有“近代”一词，故将笛卡尔至胡塞尔一段主体中心一元理性阶段划为“modernity”，而将解构主体中心一元理性的后胡塞尔阶段划为“postmodernity”。当然这两个阶段也是互相交错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时段划分的问题，如胡塞尔与尼采的关系一样，而“postmodernity”好像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哲学定义，我权且使用该词来表示区别于现代主体中心一元理性的一个哲学阶段。对于后胡塞尔哲学我原来准备了一个较庞大的增补计划，但当武汉大学出版社王军风先生通知我该书选题通过时，我与武汉大学张传有教授合译的《存在巨链》一书刚刚完稿，转而进行博士论文的具体修改工作，由于时间和精力关系只好暂时放弃这个庞大的增补计划。好在我现在就职于华中科技大学生存哲学研究所，对后胡塞尔的存在主义和解释学的研究将成为我的本职工作，我想今后肯定会有机会写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彭富春博士曾对我把self-evidence译为“自我明证性”提出异议，我已专辟一章论述此问题。
该书还曾受到张世英教授、黄见德教授、段德智教授、高新民教授等的评阅和指正，未一一作答，在此表示感谢。
感谢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江畅教授、戴茂堂博士、高乐田博士、冯军博士对该书出版的支持和赞助。
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张曙光教授、钟书华教授对本书出版的支持和赞助，以及人文学院徐晓琳教授和葛平老师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再次感谢邓晓芒老师对全书修改稿的最后审定和在酷暑中为本书作序。该序中包含了对本书一些中肯的意见，我本来有时间按这些意见对原文进行一些应急性修改的，但我想把这些问题保留下来，作为我进一步探讨的起点和动力，因为我现在还远未想止步。
我在攻读博士以前，是一个思想摇摆不定的自由主义者，三年的博士学习把我改变成了一个较为坚定的康德和胡塞尔理性主义的拥护者，这全得益于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老师的严谨治学精神和为人风范的熏陶，学问之外，更领会到一种真正的学者风骨。我和师兄张廷国因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定而被推迟半年才授予博士学位，晓芒师因此愤而辞职，其为人之刚正磊落，恰如其为学之一丝不苟，让人深悟到“学问为人，其道一也”的真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黎国方女士在论文的写作期间所给予的生活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