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波希米亚人
叶滢/文
克里斯汀·迪奥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在他身后，自己一手创立的品牌已经完全没有了50年代“NewLook”式的淑女风格，现在的迪奥，斑斓夸张、风格狂放——“坏小子”约翰·加里亚诺几乎颠覆了这个品牌的矜持形象，将街头风格与民族元素不断注入这个高级时装品牌，时尚舞台在90年代的简约风潮过后华丽转身，在新世纪的开始，不断推出游牧民族式的设计。
加里亚诺不是第一个颠覆者，这个标新立异的异端，不过是重新以古老的元素造就形式的神奇——时尚评论说，加里亚诺是一个流淌着英国人血液的波希米亚人。
20世纪以来，对波希米亚人的定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词典里的解释，他们不再具体指来自捷克波希米亚平原的民族——这是一个没有共同语言和血统的族群，共同的信仰是反常规和创造力。
我们在巴黎的游荡者波德莱尔、劳德累克的诗与画里看到了波希米亚式的落拓和狂放的奇异混合，我们在“迷惘的一代”的经历中看到了波希米亚式的自我放逐，我们在金斯堡、凯鲁亚克这一代人中看到波希米亚人的享乐主义和自毁倾向。
本雅明，一个寂寞的死于逃亡路上
的犹太人。他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波希米亚人”——“每个属于波希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在他的梦中不是孤独的，他有许多同志为伴。”一一在本雅明笔下，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波希米亚精神下绽放的“恶之花”，与马克思刻画的与职业密谋家相联系的波希米亚人形象不同，文学的极限与反抗的快感是波德莱尔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正是从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劳德累克开始——最初的欧洲流浪汉（Leboheme）被赋予了中毒一般的浪漫意义——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甩掉燕尾服和爵位，在苦艾酒、吗啡和下等客栈过波希米亚人式的生活。
流浪者波德莱尔客死在布鲁塞尔，本雅明和波德莱尔一样，以神秘的方式在异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除了结束生命别无选择。我的生命将自比利牛斯山的无人知道的小村庄里停止”——这是本雅明去世前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语言。
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眼神忧郁、表情严肃的犹太人，这个西方世界的异教徒，不仅仅是血统上的少数人，更是思想上的独行者，借用汉娜·阿伦特的话：他属于那种“无以分类的……作品既不合现存秩序又不引领新型文体样式的人”。他和他笔下的巴黎叛逆者不同的是，他的反抗没有借助任何外在的形式，他没有用流浪汉的褴褛衣衫或者自毁式的物质生活来实践日常生活的波希米亚化，他谨慎的知识分子气质甚至显得有些保守——但在西班牙边境，他结束自己生命的物质居然还是吗啡。犹太人身份与危险的信仰倾向，使他被德国驱逐、被法国驱逐、被西班牙人拒绝。巴黎容忍过19世纪的子弹和呐喊和20世纪的青年暴动，但没有给这个精神上的波希米亚人最后的自由。
观念的冒险，从波希米亚流亡者在策反的计划开始，经历了蒙巴拿斯的画家们向浪漫派的反动，经历了格林威治贫穷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对中产社会的悖离，经历了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们对现代艺术与生活方式的实验，忽然烟花幻灭，轰轰烈烈的60年代留下的只是无理性的狂躁碎片。
落寞不羁、自我放逐毕竟不是现实社会的主流，波希米亚式的非主流姿态不断以异端的方式刺激秩序化的社会规范。自由，在没有或者无法最终达到理性归宿之前，演化成了种种色彩斑斓的形式。无论是嬉皮士头插的鲜花、还是这一季T台演绎的田园风格，都是形式感大于精神实质的装饰。波希米亚人已经被浪漫化、情趣化，异质元素不断被消化功能强大的商业社会吸纳，成为主流生活的新的装点。
我们这个时代，波希米亚，不再是策反者的代名词，你在加里亚诺的笑容里看不到危险的意味，在鲜花、流苏装点的所谓波希米亚风格的服饰中看不到观念的激动与冒险。
波希米亚，这个被反复烘焙的向世俗挑战的符号，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装饰性符号。
在刚刚过去的网络热潮中，戴维·
布鲁克在《天堂里的波波士》（Bobosin Paradise：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一书中将网络新贵比喻为“波希米亚”与“布尔乔亚”生活方式混合的“波波士”，物质化的生活符号所造就的“波波士”，只是泡沫破
碎前的一个短暂话题。“波波士”以看似不经意的奢华方式营造的波希米亚式随意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此脆弱，完全无法经受潮流的跌宕。
如果波德莱尔看到有人将“波希米亚”与“布尔乔亚”联系在一起，他会不会站在巴黎的街头大声诅咒——他曾经“以最激烈的波希米亚方式攻击‘honetebourgeoise’（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和公证人这类为妇人尊敬的人”，他一定不能理解，“波希米亚”与“布尔乔亚”这对天然的敌人怎么会结合在一起。
现代以后，“波希米亚”已经被完全物品化和生活方式化了。
而精神上的波希米亚人，永远是一个时代的极少数。
亨利·缪尔热
第一个波希米亚人
阿瑟·莫斯埃佛琳·莫斯/文
黄继新/译
19世纪是波希米亚的黄金时代，很少有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不为此而倾倒。有一个人真正可以被称作第一个波希米亚人，他就是法国小说家亨利·缪尔热。缪尔热不是出现时间最早的，也不是最为杰出的，但是他给了波希米亚今天的这个定义。他固化了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使其一直延续至今。
缪尔热于1822年出生在巴黎，其父是一个看门人。缪尔热幼时家境贫寒，身边尽是不名一文的艺术家和作家。
在巴黎的莫穆斯咖啡馆，他结识了写实主义画家库尔贝、诗人波德莱尔、现实主义小说家尚弗勒里，以及流芳后世的摄影家纳达尔。在这些人的鼓励下，缪尔热决定弃诗从文，最终凭借小说《波希米亚生活情景》而一举成名。在这部有笑有泪的作品中，他记录了自己在拉丁区的生活，后来被巴席埃改编成舞台剧，随后又被普契尼改编为歌剧《波希米亚人》。
小说问世时，浪漫主义运动已日渐衰竭，现实主义风潮开始兴起。
而小说则兼得了这两个思想运动的特点，既有前者的细腻情感，又有后者的写实笔触，因而同时得到了浪漫主义的拥护者和现实主义的追随者的欢迎。
缪尔热既非这里的发现者，也非吟游此处的惟一诗人，但却被当时的人们奉为“拉丁区的哥伦布”和“拉丁区的荷马”，就因为他的作品让波希米亚人的浪漫生活深深地留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拉丁区的形成可追溯到13世纪，当时罗伯特·德·索邦在这里建立了一所学校，即著名的巴黎第一大学（亦名庞戴昂一索邦大学）的前身。因为索邦时代的大学生来自于欧洲各地，众人皆用拉丁语作为交流语言，拉丁区因而得名。最初，拉丁区只是充满了经院气息的一处封闭地段，但后来许多艺术家的学徒都迁居至此，才改变了这里的风貌。但对大多数巴黎人来说，拉丁区一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直到缪尔热的书作问世，巴黎艺术家们的生活才开始得到了人们的关注。缪尔热的书是由一个个描绘拉丁区生活的小故事组成的，自1845年始连载于当地一本叫做《海盗》的杂志上，这些故事很快便吸引了大众的目光。艺术家的生活本来是单调乏味的，但是经过了缪尔热的艺术处理后，便纷纷染上了传奇般的光泽。“波希米亚”和“拉丁区”旋即成为了天下追求浪漫的青少年们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遥远的华盛顿，美国青年惠斯勒也因此而希望能在巴黎拥有一问画室；在伦敦，杜·莫里埃的心也被牵到了海峡对岸。
《波希米亚生活情景》一书充满了感伤，但是其幽默笔触也将全书从多愁善感中拔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缪尔热深深了解他笔下的波希米亚人，他时而为之捧腹，时而为之潸然。
缪尔热的身边聚集起了一大群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朋友。他的超群智慧和不凡谈吐，又为自己的声名添锦不少。他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人们谈论最多的作家，批评家对他的评价甚至有过度夸奖之嫌。
继《波希米亚生活情景》成功之后，缪尔热又推出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论文和戏剧，但是都无法再达到第一部作品那样的高度。
拉丁区的传说仍没有停止。欧·亨利借用了缪尔热笔下的拉丁区，将其背景改装为纽约后放进了名作《四百万》中去。而威廉·洛克、莱奥纳德·梅里克、早期的罗伯特·钱伯斯，以及不计其数的小说家则又将欧·亨利的薪火代代相传。
事实上，欧·亨利还不仅仅是借用，他在一篇小说中写到了一个人，出于对妻子的爱而用线将树叶系起来以防其凋落，而这完全就是模仿了《波希米亚生活情景》中的《弗朗西妮的袖子》一篇。就连现代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海明威，也将巴黎左岸的流浪汉生活，直接改作了《太阳照样升起》的第一部分的背景。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缪尔热本人的形象渐渐地褪色在历史中，但波希米亚精神却牢牢地印在了人们——尤其是美国人——的心中。
1895年，普契尼将缪尔热的小说改编成为歌剧《波希米亚人》。即使到了今天，世界各地仍有许许多多年轻的艺术家和作家，在缪尔热的感召之下，过着拉丁区那样的生活。
波希米亚的黄金时代
黄继新／文
什么是波希米亚？
答案很简单：中欧的一个内陆国家。它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省，1918年以前还由维也纳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
今天的波希米亚是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布拉格曾是它最大的城市，现在则成为了捷克的首都。过去数百年中，波希米亚常常被卷入欧洲主要政治力量的争斗之中。二战以后，作为捷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仍然是东西欧两大阵营的交冲之处。许多世纪以来，布拉格一直是一个主要的文化中心，其音乐传统尤为源远流长。这，就是地理上的波希米亚。
斯美塔那、德沃夏克和杨纳切克等作曲家，以及作家哈谢克（小说《好兵帅克》的作者），从地理的角度来讲，都是波希米亚人。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有波希米亚气质。事实上，我们常说的波希米亚，严格来说并不是那个真实地存在过的国家，它只是存在于我们的脑中的一个概念，是真正的波希米亚被我们误读了的版本。而在英语世界中，这笔糊涂账一直可以往上算到莎士比亚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