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和权利工作者对于什么是对儿童生活合适的活动和经验的看法，可能和父母与儿童的看法完全不同……在这些情况下，儿童以及最终他们的家庭，都被认为是合法的国家干预对象。按照前一种福利和权利工作者的观点来看，儿童出现在公共空间……儿童在家中或学校的缺席，以及儿童参加工作或在街头生活，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家庭或个体的功能失调。但是，父母和儿童却并不把这些看作病理性的行为模式：相反，较早地发展生存技能被许多人视为是正常社会化的一部分。
这就不仅潜在地对《儿童权利公约》的条款提出了挑战，而且也对“前社会学中的儿童”一章中作为过渡理论的一个例子的普遍主义的儿童心理学模式提出了挑战。正如布尔曼（Burman，1996）所认为的，这一模式被当作不受环境影响的抽象真理，而它本身有非常多的潜在问题，并且是一段历史时期建构的产物。布尔曼指出，即使一些研究试图将这种模式变得更为针对具体的某种文化（Myers，1992），但这样做的代价却是将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简化为父母儿童之间的人际互动。这显然忽视了影响儿童成长的大量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变迁方面的因素。忽视或是没有深入思考这一系列关于童年多样性的问题和现实的危险仍然存在。
结语：全球性、本土性及其联系
尽管将儿童作为本土的社会行动者的研究受到重点关注，这对于开展全球性的结构性比较是一个有用的矫正，但它本身不能被认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仅仅通过结构与行动的方法将全球性和本土性对立起来，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则被忽略了。我们发现，很少有研究同时探讨了这两者。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性和本土性之间的差异的特点是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全球化并不一定是一个社会按照西方模式改造和现代化的单向过程；它更像是一系列多层次多方向的复杂事件。全球化也不应从规模大小来看待。
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全球性的还是本土性的？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组织，尽管它在很多地方有分支机构，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另一方面，它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和政策，通过收集全球范围的信息，造成了大范围的影响。
普鲁特（1996）认为，距离和联系的隐喻对于思考全球背景下童年多样性的问题很有帮助。追随库柏（Cooper）和洛（Law，1995）的观点，普鲁特用“疏远”（distal）和“亲近”（proximal）的差异来代表童年。这并不是指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实际空间距离（或社会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而是它试图理解产生距离感和亲近感的一系列研究实践。李（Lee，1995）指出，疏远代表作为一种既成事实的社会现象：
它们的界限和功能的稳定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证明）差异的存在和它们之间的联系的存在，就好像时间在分析之前停止了一样……疏远的观点通常为维护自己或为了将分析简单化而选择稳定性和封闭性。
这可能也是采用单一童年观念的比较研究所具有的特点。出于比较的目的，它关注变化和差异的问题，并或多或少在理论上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它也涉及其他的结构性方法，按照这些方法，童年多样性的具体方面构成了儿童之间稳定的差异。
另一方面，亲近的观点则对表面静止的现象进行探讨，为了揭示：
构成它的事件的变化，指出它是自身涵义的产物；只能暂时对它进行归纳，因为它似乎一直出于生成之中（未来仍有变化可能）；从认识论上对它进行归纳，因为它承认它的构成要素的异质性。（Lee，1995）这就是像上文所讨论的尼泊尔研究这样的人种志比较研究的“近距离”的复杂性。
有趣的是，为什么童年的比较研究倾向于选择疏远而不是亲近呢？这一问题将注意力引向了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质上是研究者加入的以及被像政策制定者这样的群体所要求加入的兴趣同盟。亲近观点将社会生活视为未完成的、混乱的、正在进行中的，它几乎没有作为全景敞视工具的直接吸引力，因此也没有希望成为统治工具。正如我们所见，童年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规则组成的（见“社会空间中的童年”和“童年的时间性”两章）。另一方面，疏远这一形式则反映了这些要求：“执行摘要”（executivesummary）和“成果表”（tableofresults）将复杂的现实归纳（其代价就是简化）为一目了然的有序的可控制的形式。疏远的观点呈现了一个整洁的纲要：研究者可以按照这个纲要行事。用布尔曼（1987）的话来说，它们为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冠以“合法性的”而非“解释性的”称谓，这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对于那些控制和部署各种资源的人来说尤其如此：那些出于统治阶层顶端的，对大量资源有着决定权的（相对而言）的人，通常也远离他们的决定所要实施的地点。
但是，和所有的转化一样，疏远观点的简化对于理解复杂的现实是靠不住的。在一个地方清晰可辨的事情在另一个地方可能会变得支离破碎。这些观点在朱迪斯·贾斯蒂斯（JudithJustice）对尼泊尔人的健康和发展的研究中（1986）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她展示了国际性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尼泊尔政府机构和区域性的、地区性的、村庄的医疗机构是如何各自被本土的（通常是不同的且有时是对立的）社会和文化特征所驱动的。她将每个机构都看作有自己的过程和动机的地方（locality）。但是，说一个地方是本土的并不是说它是孤立的。每个地方都与其他地方相联系（部分地且不同地）。这些联系的运行对于知识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并不是说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划者仅仅是和尼泊尔的村民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而是说他们之间联系的特点是值得思考的。例如，尽管有时看似完全没有联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创造了一种曲线联系，从日内瓦到加德满都，再到这些村庄。这种顺序几乎没有颠倒的情况。用一个机械方面的隐喻来说，在日内瓦到村庄的线路上有许多个泵，但这条线路有许多单向阀和过滤阀。构成这些地方的社会生活的意义和实践远离政策制定者，那些可以将这些意义和实践传递到给政策研究者的联系并不牢靠。
正如救助儿童会所提出的，儿童参与的大背景和他们生活的多样性，要求我们询问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视角是如何被转化为新的政策方向的。
鉴于在一个成人中心的世界中成人相对于儿童在权力实践方面的优势，很有可能儿童选择参与决策的过程本身就会影响其结果。在某些时候，这种转化显而易见：要么完全不考虑儿童的意见，要么一些声称了解什么是儿童利益的成人来代表儿童发言。有时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成人也曾经是儿童，所以他们了解儿童的想法。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另一些时候，表达儿童利益成了宣称自己在教育、医学、福利和政策事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的手段。但是，正如福柯告诉我们的，这种知识总是和权力实践结合在一起。他们不是中立的，而是带有倾向性的，他们关于社会的话语本身就是其专业群体实践的表达。例如，充分证据表明，儿童虐待案件中的干预措施通常会围绕不同专业人员的观点进行，以达到对情况的独特的理解（Taylor，1989）。这些理解并非必然是一致的：例如，法律框架和福利框架通常按不同方式建构儿童，而他们都声称是为了儿童的利益。结果可能是儿童在这些竞争性的知识之间来回游移。
那么，在这些情况中，理论和方法论的决定或选择值得注意，因为选择某种理论和方法论也是具有社会涵义的。通过疏远观点和亲近观点来研究儿童都是有涵义的。研究者终究必须某个时刻对现象做出结论，而政策制定者也不能因为社会生活的过程、复杂性和变化还没有完全探究清楚就不作出决定。
格尔茨（Geertz，1983，第69页）在写下关于对“最富地区性的地区性细节和最富普遍性的普遍性结构，以及以这种方式导入即时性观念的所谓的持续的辩证法的观点”的需要时，他的观点就接近这种困境。但是，参与这一对话意味着要密切考察地方（locality）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包括什么人和事物，这些联系是如何运行的？不用说也明白，在这些线路中儿童是联系最少的之一。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儿童要让自己的本土现实被他人觉察的行动都面临着最多的障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最常被他人干预的人。他们的现实状况如何才能在童年研究的知识线路中得到呈现？
儿童的不同生活状况如何才能得到讨论、理解和改善？旧有的线路如何才能得到修正？或是需要建立新的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