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任何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本书也不例外，它写于这个对童年的持续侵犯和对儿童的关注并存的时代。曾经，童年是亲子话语（或者仅仅是母亲话语）的内容，教育者的资产，以及发展心理学的独家理论资产。现在，在一些领域中，过去对童年和儿童的社会身份的自信和确定已彻底坍塌，童年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逐渐变得大众化和政治化，在一系列交错的空间中被观察和分析。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来面对一些关于童年说法的重返。在本书中，我们将对其中一些说法进行探讨，呈现它们的出现及其与新近建立的新童年社会学研究（newsocialstudiesofchildhood）之间的相互联系。
简言之，本书旨在通过收罗各种能开启和批判已有的与新出现的关于儿童的争论的方法，以此来建立童年研究领域的理论。用认识论的术语说，尽管我们力图建立一个范式，但它必须是解释学的，能激发新解释的同时又能避免固化。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将对一些童年研究的解释和理论模式进行回顾，考虑它们中哪些具有“前社会学”（presociological）性质。我们认为，这些前社会学性质已经成为儿童身边的传统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对童年的当代分析和日常理解。第二章将继续这一探讨，描述什么能被叫作童年的过渡模式（transitionalmodelsofchildhood），这种模式证明了社会学理论对童年关注的苏醒，这种关注通过四种社会学方法得以完全实现。本书中的主要部分正是这种解释类型学，它不但提供了理论的形成，我们也希望它能为将来的童年研究提供启发。这些方法是：社会建构的儿童（sociallyconstructedchild），部落儿童（tribalchild），少数群体儿童（minoritygroupchild），以及社会结构化的儿童（socialstructuralchild）。
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殊的旨趣、传统和意识形态，它们是当代儿童研究的不同方法的表现。
但是，这四种童年模式也预示了四种二元对立的理论主题，这四种理论主题引发了整本书的叙述，并且我们在叙述中也不断地回到这些理论中去：行动—结构（agencystructure）；普遍性—特殊性（universalismparticularism）；地方性—全球性（localglobal）；以及连续性—变化性（continuity change）。
由于这些理论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性紧张，因此这些二元对立证明了童年研究的不同社会学模式之间既存在着潜在的一致，又存在分歧的可能。所以，每种方法和每个二元对立的理论主题都阐明了各章的经验主旨和实际兴趣。各章都将阐释和证明新童年社会学研究对社会学理论作出贡献的方式。
但是，我们在开始时必须谨慎。童年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当然，历史学家菲立普·阿里耶斯（PhilippeAries，1962）首先提出了他那激动人心的观点，他认为童年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并开创了儿童形象考古学。森内特（Sennett）认为，这一观点开创了“将家庭作为历史形式来研究而不是作为历史中固定的生物形式来研究”（1993，第92页）。之后我们还会提到，是阿里耶斯在18世纪中期记录了欧洲的童年的发生。他告诉我们，当时特定阶层的成年人开始坚定地认为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孩子不同。在成年人和儿童之间，一种基于年龄的等级和逐渐的二元对立变得制度化，他们各自的特点总体而言是对立的。
阿里耶斯的方法明显的优点在于将童年这一概念相对化，从而使它能将儿童置于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作为自然生物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阿查德（Archard，1993，第20页）注意到，历史感的缺乏是存在于“现时主义”中，也就是说，它把儿童锁在现代性的范围之中。
通过童年这一概念，阿里耶斯获得了一种特有的关于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的现代意识。这种意识表现为对待他们的方法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这就把儿童和成年人分为两个世界。从阿里耶斯的角度出发，之前的社会缺乏童年概念，但这些社会却没有因此而苛待儿童，并自然地认为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因此可以论证说，没有证据证明以前的社会缺乏童年概念。最多只能说以前的社会没有我们所定义的童年概念。
本书并不打算论证童年是一个新生事物，一个现代性的创造或是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工业化分工的产物。我们也不打算挑战历史学家关于童年起源的“大爆炸”理论的证据。但是，我们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应该将童年置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
另一位历史学家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Samuel，1994，第93页），对当前痴迷于儿童的一种表现颇为讽刺：
另一种值得重视的谱系学是对儿童的中产阶级崇拜，以及对暂留时空的庆祝和对幼儿园的情感沉迷。它在剧场中一年一度的《金银岛》和《彼得潘》、欧比夫妇（Opies）所讲述的《学童的知识和语言》中的人种史，以及拍卖时获得高昂价格的玩偶屋和玩偶剧场等复古的儿童作品中得到展现。
但是这种情感沉迷只是一种特别的风格，也许是一种琐碎化的表现。
毫无争议的是，在过去的20年，或是最多30年里，童年已经迈向个体、政治和学术领域议事日程的前沿，并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西方。这一过程进展的动力十分复杂，可被看作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在面对社会快速变迁时对时间和死亡的结构性调整；在身份和差异的传统分类解体时对人的重新评估和重新定位；在应对普遍常规的犬儒主义时对道德中心或至少是一种信任锚的寻求；以及一种存在已久且表现愈加急迫的对投资未来的渴望。与这些观念潮流相关联，我们可能也会注意到当代社会生活更为具体的方面，这些具体方面使我们对儿童和童年的关注更为集中：人口老龄化增加了儿童的稀有性，使得儿童显得更为“珍贵”（Zelitzer，1985）；明显的家庭结构变迁，见证了身份从整体变为个体的集合经验的碎片化过程。
所有这些因素都预示着童年能动性的出现，从作为这一类别中的一个“儿童”向作为特殊个体的儿童的再认的转向。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这为突破当前复杂环境提供一个安全的进路，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承认发现儿童作为行动者的开始的重要性。这已经被记录在社会学的“新范式”中（JamesandProut，1990b），呼吁将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来理解，他们既塑造着他们的境遇也被境遇所塑造。这必然或多或少代表着对社会化概念的明确背离，社会化概念潜在的涵义是：儿童是有缺陷的成人，他们只在将来才会具有社会性，在当下则不具社会性。儿童能动性产生的重要关头蕴含于一个更广的过程之中，通过这个过程，儿童个体的声音和存在正在逐渐得到认识和解释。纳斯曼（Nasman，1994，第167页）把这称为儿童的“个体化”，这是一条她根据一种不平衡的现代国家的个人主义逻辑来观察的路径：
儿童在某些背景下被当作个体被识别、登记、评估和对待，和成年公民一样，但在另一些情形下却不是。一个人可以说儿童处在朝向个体化这一过程中的起步阶段，而男人早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位置，女人在19世纪末时也获得了自己的位置并且越来越是如此。
这一主张是否暗含了目的论还有待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儿童拥有越来越多的被倾听的机会（同时也是对他们的要求）。从全球范围来讲，儿童的公民权已被记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至少被许多国家所认可。的确，这些权利是在一些令人困惑且内在并不一致的关于生存、保护、发展和参与的观念下被构建出来的，有时候在表述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是，这显然说明儿童已有了被视为个体的空间，儿童的自制性应该被保护和培养，儿童的存在不能再被简单地嵌于家庭或机构中。例如，在英国法律中，《1989年儿童法令》意味着要求福利机构不仅要考虑儿童的最佳利益，还要考虑儿童个体的愿望（wishes）和要求（desires）。并且，被“倾听”的权利的确定，不是通过生理年龄来判定，而是通过对一个儿童理解自身状况和形成有意义的观点的能力进行判定。
但是，在主张儿童自主性的同时，当代另一些社会实践观点则迈向了相反的方向，它们强调儿童的分离性（separateness）和差异性（difference）。现在的儿童可能比以前更多地被监视和被社会规则所约束。在风险社会中（Beck，1992），父母越来越多地将儿童与家庭以外的世界隔离开来，并针对它们设置减少风险的策略。例如，他们限制儿童的活动，因为儿童被认为易受到身体伤害，比如交通事故或普遍认为的“陌生人危险”是袭击或诱拐的重要来源（Valentine，forthcoming ）。另一方面，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都被闭路电视监控着，以控制无人看管的儿童和青少年可能带来的危险。即便是家庭的边界也有被录像、因特网等狡猾的技术穿破的危险，这些技术对儿童的童年带来严重的道德威胁。露丝（Rose，1989，第121页）注意到在机构（agencies）和意识形态中对儿童所有权的宣告的急剧增加：
童年是个体存在中受到集中管理最多的部分。儿童的健康、福利和养育，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不同途径在观念和行为上与民族的命运及国家的责任相关联。现代儿童已经成为无数项目的重点，这些项目声称要保护他们避开身体、性和道德危险，要确保“它”的正常发展，要积极促进特定能力如智力、可教育性和情绪稳定性的发展。
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它认为日益增加的儿童自制性和日益增加的约束这两个趋势并不像它们最初看起来那样矛盾。并且，它突显了儿童目前在后现代性政治策略中的重要程度，但是这些策略是通过抓住内在而非限制外在来达到管理个体的目的。这样一来，它阐释了权力———知识（Foucault，1977）的新形式的微妙，在这其中，儿童被要求诉说、令自己被看见、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样也被要求受其他人的控制。露丝的观点解释了这一系列处于争执中的关于儿童的声音、利益和话语。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在弗洛伊德（Freud）遗产所提供的通向内部的旅程中，现代童年还未成为唯一。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思想中，仍存在着一个启蒙时代儿童（enlightenmentchild），它不仅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也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医学、社会工作、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通信系统、犯罪学、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术未来市场的焦点。
考虑到现代童年所包含的复杂性，不难假定，关于童年的传统智慧存在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Galton）在1865年所称为的“方便的词（theconvenientjingleofwords）”即先天（nature）和后天（nurture）之中。但是，我们对儿童的想象并不总是从同一个起点出发，也并非总抱有着同样的目的。博格（Berger）和拉克曼（Luckman，1966，第66—67页）所支持的观点似乎非常直接：
从出生那一刻起，人的机体发展，以及他的生物存在的一大部分，都必然受到持续的社会干涉。
尽管人类进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有明显的生理局限……但人类机体在应对环境力量时表现出极大的可塑性……人类进化和生存的方法和人的文化一样多。
但是，我们认为童年仍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主题。这可以从我们在此和下一章所阐述的一些不同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观点中看出。不过，在这样做之前，让我们再次回顾为什么要立即接受“儿童”既存在于当下又存在于历史中的这一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