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字辈为“宝”字，“宝玉”这个名字是满腹经纶的爷爷起的。在勘探队里长大的孩子，注定要比城里的孩子吃更多的苦。该读书了，找不到学校，托人找到了，要么走很远的山路，要么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待差不多听熟了当地方言，我们又要搬家、转一次学。
春天，崎岖的山路常常被山雾蒙得看不见一丈远，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夏天，遇上蛇遇上小野兽还是常事。到了冬天，山里早早地就披上了白素色的银装……这样的日子也没过上几年，到了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了，学自然也就上不成了。
然而，遇到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像父亲这样的家庭出身、这样的学历、这种性格和从事这行职业的人，外加上对学术的固执已见，对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执著认真，他是注定要受到迫害、冲击，注定是要吃苦头的。
刚开始，作为担任大队长职务的“老八路”许红心，也弄不懂“文化大革命”到底是革的什么命，怎么革法，他还竭力保护像父亲那样的一批地质找矿尖子，要确保找矿任务和工作不受影响。后来，形势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所想，全队闹革命，一些刚地质学校毕业进队不久的年轻职工个个成了造反派、红卫兵，成天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套到处乱窜，口口声声喊叫：“造反有理”。而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出身不好的技术人员个个遭到批斗。
耿直忠厚又没太多文化，一腔热血只想干好工作的大队长许红心，他对政治的不够关心，这自然是吃亏的。许八路人好，对党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到后来他吃亏就吃在不会迎合着阶级斗争，而是一个劲地抵触、消极，依旧抓生产、抓找矿。
没想到的是许八路自已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公开批斗。没过多久，父亲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并和许八路一起被关进了“牛棚”洗心革面。
农村的学校关了，学自然是没得上了，带弟弟妹妹，种菜，砍柴，更多的就是打架，成了我的主要工作。地质子女也成帮、成派地斗起来了，有的穿着绿衣服，心前戴着毛主席像章，腰上束着宽宽的皮带，戴着红袖套耀武扬威，跟着红卫兵一起，抄了东家抄西家。而我们这些父亲是“牛鬼蛇神”的子女又成了他们的批斗对象。不服气的我们自然要用拳头跟他们说话。
党的“九大”以后，劫后余生的父亲在许八路的强烈干预下，才回到总工程师办公室的技术岗位。那时，我已是个半大的孩子了，已在大队办的子弟学校里读了一年的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