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的道义感 在先贤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美国还没有开明到不去维护奴隶制的罪恶、不将这一制度永远延续下去的程度，那是那个时代所作的一个主要的道义妥协——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妥协导致了美国的内战。尽管派特里克·亨利一生犯有很多错误——拥有奴隶也是其中一项——但他还是看到了其中的自相矛盾。“基督教的最大优点在于培养人的怜悯之心、让人多愁善感，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它竟然会鼓励和实施这种在是非观念上一看就令人厌恶的制度。”他说。 亨利这里谈到的是一种“本能的道义感”——人类与生俱有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世界上的有些事，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正确的，另有一些事一看就知道是谬误。许多先贤们将人的道义感归结于神意的感召和安排；另一些人，像伏尔泰和《理性时代》的作者平恩则认为，即使没有宗教机构或没有训导，文明和慷慨之风气照样能够盛行。这两种观点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容调和的。先贤们无法用他们能用的实证法——例如火是热的——来证明上帝赋予人类以辨别是非的能力。而世界被各种宗教统治了如此之久，伏尔泰和平恩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宗教在道德观的形成中没有起过作用。人们是因为信奉诸神或上帝才懂得互相关爱呢，还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只能看到其他的人，以及自己感官所能感受的那个世界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宗教和我们相处已经那么长久，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么，那么多笃信宗教的人们怎么会选择生活在一个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国度里呢？为什么那些还很微弱的良知无法更快地感化更多的美国民众呢？我们如果想以历史为借鉴，评判古人的得失，就要看一下那个时代的人当时是否曾为正义事业大声疾呼过（亚瑟·斯莱辛格曾说过：“辨别是非不难，尤其是当你能以史为鉴，就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当时的确有人在大声疾呼。“我们难道应该一手持剑，捍卫我们做人的应有权利；另一手拽着锁链，奴役非洲人吗？”1779年，山缪·斯第尔曼主教曾发问：“老天，禁奴吧！西方世界所有的自由之子，禁奴吧！”教友会信徒是早期的废奴主义者；1807年，英国人禁止跨大西洋的奴隶交易，1833年，英国在其所有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然而，当时在美国，废奴呼声的说服力则不够大——还不够。
争取平等之路
谢理兹·以色列犹太教堂的葛雄·赛克萨斯祭司本人显然对1812年战争没有多少热情。但是，当有人请他动员教堂的信众为战争中的美方受害者募捐时，他便从一种信守诺言的角度，谈论了民主机制中的责任感：合法当选的领袖们，通过互相制约、平衡的政府机制作出的决定，尽管宗教界对该决定是否正确有保留，这些决定仍应得到公众的支持。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就连那些凭借上帝的名义与公众持不同立场的人也不例外。“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我们选出自己的领袖，就是为了让他们对所有有关选民福祉的事务作出判断，”赛克萨斯说，“他们这些领袖人物既然已经宣战，那么，我们应尽的责任就是每个人都去做一个真心实意、忠诚的公民，去支持、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的荣誉、尊严和独立，从而使它们（美国各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一席平等的地位。”换句话讲，即使一个人的信仰达到“良心抗拒”（conscien．tious Obiection）的高度，政府也不会将宗教的观点放到任何特殊地位上去。（按照美国的传统，在战时，以“良心抗拒”为由拒绝参战的人，将在非暴力的领域里为国家出力。）这一惯例的重要性在于，政府官员能在不征求任何教会支持的前提下，放心地掌管国政。宗教价值观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就像其他的价值观可能会对国政施加影响一样，我们的领袖人物在实施某项可能有争议的政策之前或之后，经常向宗教偶像祈求帮助或非正式的保佑。但是，说到底，国策是由政府制定的——这正是先贤们的初衷。
赛克萨斯在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中，在纽约的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地位步步高升——他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董，在他去世时，校董会为他铸了一枚勋章，这表明，至少对于少数的犹太人来说，革命年代有关宗教宽容的宣传，在当时很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前进路上的障碍依然存在。尽管宪法规定在联邦人员的任用中禁止使用宗教检验，但实际上，在一些州的宪法中却明文要求使用基督教誓词，任何州府官员只有按此誓词宣誓，方能任职。
北卡罗莱那州是革命宣传和政治、文化现实之问冲突的早期战场。
1808年，一个名叫雅各布·亨利（Jacob Hemy）的犹太人当选为州议员，但他在下一年赴任时受阻，因为法律规定，他必须是一个新教徒，并承认《圣经》中《新约》和《旧约》的权威才能就任。双方随之形成了对峙的局面，信奉基督教的议员们拒绝给他席位。“政府只关心人们的行为举止，而不管他的想法，”亨利对立法院说，“我们中问有谁觉得如此高人一等，居然有权将任何信仰强加在他人头上？在作过一番理性思考孚心比心之后，难道你们还会让良心戴上枷锁，将信神的虔诚和人心硬绑在一起吗？”
那是出自人之常情的申诉，因为听众中的许多人的确有那种优越感，而且一贯如此。他的下一个观点更为有力，能在最虔诚的信徒那里找到共鸣：“你们难道会将那些不与你信奉同一个神、做同样礼拜、信奉同样教条的人们从你们的疆界里，从你们的宪法的保护中驱赶、排除出去吗？如果果真如此，在将我们分成不同群体的各个教派中，究竟哪一个应被推为魁首呢？”在结束时，亨利从基督教的传统理念中找出了平等对待美籍犹太人的根据，称没有谁“比他更相信那条著名的《圣经》训诫‘己所欲，施于人’（源自《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名言）”。
类似这样的斗争波及全美各地。历史学家乔纳森·萨马在1840年说，全美二十六个州中的二十一个已经给予犹太人“正式的政治平等权利”，其余的州也离此目标不远。
政治与瘟疫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入主白宫的年代（1829年至1837年）是一个宗教复兴和民族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1827年7月4日这一天是一个夏日里的星期三，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新教牧师之一依扎拉·斯达尔斯·依拉（Ezra Stiles Ely）在费城作了一次颇有争议性的布道，这次布道的文稿很快被整理出版，在全美各地散发。一看这篇文章的标题，其内容便一目了然：“论信奉基督教的自由民众选举信奉基督教的领袖之义务”。其中，他提出成立一个“基督教政党”的观点。在1828年总统大选中支持杰克逊的依拉说，“每一个领袖都应该是基督教坚定、忠诚的朋友。他应该了解并相信我们这一神圣宗教的信条，并按照其观念行事……”杰克逊在读了他的布道词后，觉出那些极端言论所带有的危险性。政府有政府的职能，教会有教会的职能——但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就会出问题。杰克逊在一个巧妙的回复中写道：“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必须互相关爱，他们在人世间应该和谐共处，所有人都会聚集在天堂。”在承认宗教的作用之后，他申明了在宗教事务中个人自由的中心地位。“我们的宪法为我们确立的最大福祉之一，”杰克逊告诉依拉，“就是依照我们自己的良知去敬奉上帝的自由。”
在杰克逊从政期间，有人请他正式加入长老会教会，他谢绝了；他不想让他的政治对手据此指责他利用宗教在政治上得利。现在，这种立场也许会让人感觉有些怪异，但他当时是以开国先贤们做榜样。尽管杰克逊本人很小心地将信仰和政府分开，但这并非易事。（那个时期还是约瑟夫·史密斯创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即******派的时代）。
1832年的国会开会期间，杰克逊和他在十一月竞选连任的对手亨利·克雷（Itenry clay）在政教关系上的辩论期间，一场瘟疫正在蔓延，上帝成了一个争议的焦点。这场瘟疫始于1832年6月从欧洲来到魁北克的一艘船。船上四十二个乘客死于霍乱——一种由霍乱弧菌引起肠道感染，导致腹泻、呕吐，严重时造成脱水死亡的传染病。霍乱通过食品和饮水在纽约大肆蔓延，以致市长取消了七月四日的国庆游行；很快，就有2565个市民死于霍乱。6月，克雷提议总统宣布一个祈祷和戒食日，以寻求神的帮助，缓解疫情。
这项提议是个高明的政治手段——疫区的百姓可能会对此感激不尽，在总统竞选中尚未决定选谁的信教者会将提出此议的克雷看成一个与他们有同样信仰的好心人。一个化名“马萨诸塞女儿”的女子在给克雷的信中说，“我向您最近表现出来的对基督教的崇高而坚定的信仰，以及对其信条的崇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向您保证，先生，那些最早踏上北美大陆的朝圣者先父的女儿中的绝大多数都与我有同感。”
然而，这次，杰克逊又像上次和依拉推选“信奉基督教的领袖”的观点相左一样，他不愿将上帝和政府这样明显地混为一谈。杰克逊是完全按照字面含义去理解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他说，他也相信“祈祷的功效”，但觉得合众国的总统应该“谢绝制订任何日期或形式的宗教活动”。（杰弗逊也是这样做的。）“我只要一开此例，就会超越宪法为总统制定的界线，在某种程度上搅扰宗教在这个国家享有的、因政教完全分开而产生的安定感。”杰克逊早在6月时就这样说过。
应该让民众自己，甚至各州自己去管理宗教信仰的事务。“在大众面临困境时，应由神坛上宣讲的神意，应由各州政府向民众推荐他们应该如何向上帝表现他们仰仗其神力保护的最佳方式，”杰克逊说，“有关霍乱即将侵入我们家园的恐惧是否提供了一个民众神圣祈祷的合适场合这个问题，我必须让他们自己去决定。”杰克逊不愿把总统的职权带进宗教领域的决定，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教会与政府搅在一起，就有可能导致腐败——也就是说，信徒们应该避免与罪孽深重的尘世搅和。
当然，另一些传教派对信神者的职责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坚信将福音变成行动是基督徒的责任。在上帝和人的关系上，杰克逊的心胸更宽广，更普通。“虽然我热爱基督教，但我不是注重教派的人，”他在白宫期间曾说过，“我不信，我们这些有幸得到救世主拯救，最终得以上天堂的人，会被上帝盘问他们是长老会、卫理公会、英国国教、洗礼派，还是罗马天主教派。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手足兄弟，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互相关爱。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爱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教派。”杰克逊说到做到，他已做好准备，一旦克雷的“祈祷禁食日”的提案递到白宫，他将予以否决。结果，没等这项提案送到白宫，就被国会搁置了起来。
但是，正在酝酿的、由奴隶制引起的危机是无法搁置的。当杰克逊将因税务纠纷引起的南卡罗莱那州的潜在叛乱平息下去时，南方能看到大势所趋——税务问题其实是蓄奴派打出的幌子，因为以农业为主业的南方，当时担心日益壮大的联邦权威有一天会向废奴派屈服。在约翰·卡洪（John Calhoun）的带领下，南卡人一直在试图强调废除联邦法令的原则，他们认为：如果某个州认为联邦法令违反了宪法，就有权在其疆域中停止实施该法令。杰克逊认为此举是解散联邦的先声，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他知道，他刚打赢的只不过是一场小仗，而不是一场战争。“南方那些主张废除联邦法令的人们，企图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兴风作浪，”杰克逊在给一个友人的信中说，“对这种企图，应予以坚决回击，因为这些人会不择手段地破坏联邦，然后成立一个以普丹米克河为北部边界的南方邦联国。”此信签署的日期为1833年4月9日，星期二。二十八年过后，忠于新近成立的美利坚邦联的军队向位于查尔斯顿港（Challeston Harbol）的桑姆特堡（Fort Sumter）开了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