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博士的殉难、新右翼的兴起和里根精巧的平衡术
胜利属于我们，因为道德世界的弧线虽然是漫长的，但它又是偏向公正的。
——马丁·路德·金牧师
华盛顿国立大教堂，1968年3月31日
1968年冬末时节，马丁·路德·金二世陷入忧郁和纷乱的思绪之中，继而失眠。在华盛顿，他筹备的以呼吁经济平等为目的穷人示威陷入混乱。在曼菲斯，在他和清洁工人一起上街进行罢工游行时，一些年轻的黑人激进分子率先脱离他倡导的非暴力主张（而不像过去，是白人州警先动手）。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及选举权运动取得胜利之后，“白人专用”的标志被摘了下来，金却觉得迷失了方向。“金博士不断地发问，‘我们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我们的归宿？约翰·路易斯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1968年，金本想建立一个跨种族的联合阵线，以停止越南战争和推动各项重大的经济改革。他知道当年在伯明翰和赛奥马进行的斗争所具有的那种明确界线已不复存在，他感到前面等待着他的是复杂的种族和政治局面。1963年8月，他在华盛顿游行时，曾以动情和象征性的语言谈论美国的诞生。“当我们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宏伟篇章时，他们给每一个美国后代都写了一张保证能兑现的支票，”金说，但是，美利坚“过去交给黑人的是一张假支票，一张从银行退回来的、上面写着‘存款不足’的支票。”他知道，祖国正在进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与贫困和暴力进行的斗争——和当年与吉姆·克娄所作的斗争相比，涉及面必然更宽、任务必然更艰巨。他意识到，当时在改革派中，有人很嫉妒他，而且这种情绪将来只会有增无减；斗争的焦点一旦转移到贫困问题，那就很难重演六十年代中期签署划时代意义的法案那样的历史大戏。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黑人威力”（Black Power）运动认为金的非暴力哲学已经过时。在他自己领导的组织内部，他的处境稍好些。“68年以前，底特律的人会打电话要我们参加那里争取民权的游行——到芝加哥来吧，到洛杉矶来吧，”杰西·杰克逊说，“但到了七十年代，每天，全美各地的市长都在自己干这些事。”
金很难适应这种变化。1968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曼菲斯清洁工人罢工引发骚乱过后，他返回亚特兰大。他坐在他所在的依本乃哲（Ebenezer）洗礼教堂的书房里，心情烦躁，曾一度考虑禁食——对一个开玩笑说自己衣食无忧、衣领越来越紧的人来说，算得上是一大牺牲。金曾考虑过退出他全身心投入的运动，也许去做摩豪斯学院（Morehouse）的院长。过后，他的精神开始好转。“他开始给自己讲道，将自己从郁闷情绪中解脱了出来。”杰克逊说。“我们必须化被动为主动，”金说，“将一块绊脚石变成一块垫脚石——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前进。”第二天一早，他启程前往华盛顿，他将在国立大教堂里布道。
“上帝的子民将尽情欢呼”
1968年3月31日，星期天，首都华盛顿是多云天气，像要下雨。金踏上通向国立大教堂里那座十英尺高的布道台的十三级台阶，这个台阶是用来自英国肯特伯雷大教堂的石块雕琢而成的。它的护栏上面刻有英国《圣经》故事，其中还有英王约翰和贵族诸侯们手持《大宪章》的场面，那是开创将权力从统治者手中转交给被统治者的先例的一部伟大的西方文明的重要文件。金站在那里，抬眼望去，一定能看到西墙上用彩色玻璃装饰的“玫瑰窗”和雄伟中殿侧墙上并排高悬的美国五十个州的州旗。他还高兴地注意到教堂里人头攒动：牧师和政客、演员一样，希望能看到满堂的听众。
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时刻。金像约翰·温什洛普一样，将美国民众描绘成一些互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我们都被同一个归宿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法回避我们之间的共性，”金说，“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对我们中的一个人有直接影响，就会对我们所有的人有间接影响。
由于某种奇特的原因，在你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之前，我永远不会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而且在我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之前，你也永远无法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宇宙运行法则，这个宇宙就是按照这一法则建立的。”
金说，我们都是被上帝召唤，来到人世间行善事、求正义和扶贫困的人。“说到底，一个伟大的国家，同时应该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的国家，”他说，“美利坚还未对穷人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他布道的核心，是上帝终结审判的宗教理念——我们不仅仅是一些为了行善济世而行善济世的道义使者，而且如果我们不行善济世，我们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一个世俗的演讲者也许可以用造福人类或晓以情理的方法劝人向善。一个传教士手中还有更多的方法——对未来奖励和惩罚所作的承诺（或恫吓）。“总有一天，我们都将站在历史的上帝面前，谈到我们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金说，“不错，我们可以宣称，我们建造了跨海的巨桥、我们建造了摩天的高楼。不错，我们还建造了穿越深海的潜水艇。我们凭借我们手中的科学和技术创造了许多其他东西。”他的声音在这座哥特式教堂内回荡，他引用耶稣的教诲，继续说：“我好像能听到历史的上帝在说，i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饥肠辘辘，你没有给我果腹之食。我赤身裸体，你没有给我蔽体之衣。我没有清洁体面的家，你没有为我提供居所。所以，你们不能进人宏伟的天国。你们不救济我兄弟中最弱小的一个，就等于不救济我。’那是摆在当今美利坚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时，美利坚面临着那么多的问题：种族与贫困、战争与和平。金说，这些都是涉及灵魂的问题，所以，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到美利坚的核心力量——自由理念中去寻找。在他看来，《独立宣言》中所作的承诺与上帝的法则之间没有任何差异。“由于我国神圣的传统，也由于我们呼唤的回音体现了万能上帝的永恒意志，我们将最终赢得我们的自由，”他说，“所以，不管我们的处境是多么黑暗、仇恨有多么深重、爆炸有多么残暴，我仍然能唱出‘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因为道德世界的弧线虽然是漫长的，但它又是偏向公正的。”最后，金引用了约翰先知的真言，呼唤“一个新耶路撒冷公正、手足情谊与和平胜利的新的一天。那一天，众多的晨星将在中天齐唱，上帝的子民将尽情欢呼，上帝保佑你们”。言毕，他转身走下台阶，回到正殿的地板上。此时，他在人世的时间只剩下四天。
他是个预言家，同时也是个殉道者，他为人类的公道大声疾呼，这样，世界就可以变得更接近许多人认为的上帝心目中的那个理想世界。
他是一个福音的传播者；其他那些为了将美利坚从自己的奴隶制、偏见、种族隔离这些原罪中拯救出来而受苦和献身的人们，都是古以色列人的后代；其他那些为了将世界从集权****和不公正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而穿上美利坚军服的人们，不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由于他们的祖国对自由和人权的信仰，才被号召去为正义而战的。
金一直在为实现开国先贤的初衷大声疾呼——兑现他在林肯纪念堂前提到过的那张“支票”——以及更多的美国的建国理想。在挤得满满的大教堂里（那些无法挤进教堂的人们就在教堂外倾听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布道，或在山坡下的圣爱尔班教区里收听布道），一时间，风琴乐起，信众齐唱：
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
都会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刻，
在真理和谬误的争斗中，
有些为正义行道，有些为邪恶助逆；
一些关键的走向，一些重大的决断，
在每个人、每个国家的面前，呈现一片良莠纷杂
历史的选择，稍纵即逝，永不复来，
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悬而未决。
凭借殉道者受难的火光
我们追寻耶稣流血的脚走过的路
以义无反顾的十字架精神
苦心营建全新的正义之师
全新的情势，赋予我们新的责任
古老的训诫，考验着我们的青年
他们若要坚持真理
就必须蓬勃向上、奋勇向前……
精神焕发、义无反顾的金回到曼菲斯，在那里，4月4日，星期四的傍晚，当他走出洛灵旅店的306房问时，被枪弹击倒，向后倒在阳台上。
这一枪，给马丁·路德·金二世殉道的全过程划了一个句号，美利坚距最终兑现建国之初所作的承诺又近了一步。
4月9日，在亚特兰大的依本乃哲洗礼教堂，摩豪斯学院的前任主席本杰明·梅斯（Benjamin Mays）在致悼词时，将金与那些无论付出何种代价、经受何种磨难，都坚持从事上帝要他们从事的事业的人们联系了起来：耶稣、保罗先和、古以色列的建国者——“摩西带领反叛的民众来到希望乐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伽利略七十岁跪地道出由衷之言、林肯死于刺客的枪弹、伍德罗·威尔逊为万国联盟奔走游说、马丁·路德·金二世为清洁工人争公道——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超越了他们生活的时代，”梅斯说，“有了他们这些人，成就应该成就的正义事业的时机总是成熟的。”
和开国先贤们一样，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世界正在渴望变革，于是，他改变了它。和先贤们一样，他没有将它变得尽善尽美；那在古今都是无人能够企及的目标。他和先贤们一样，以上帝之圣城为楷模，转化红尘中的凡人之城——不是建立一个********的体制，胁迫他人信奉自己的宗教，而是提出一个有关国家道义感的宣言，这个道义感是被一些为人熟知的宗教信仰、但又不全被这些信仰塑造的。参加独立战争的民众曾以这种方法证明争取独立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共享的、上帝赋予的自然权；林肯在最初为维护联邦统一，继而为承认那些未被先贤们解放的奴隶同样享有同等权利而战时，也曾凭借过这一理念；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组织政府力量，在国内扶贫济穷、在海外击败****集权主义时，也曾借助于这一理念。现在，在为金下葬时，梅斯正确地将这个三十九岁的洗礼教牧师列入诸多推动历史的伟人之列。“他属于整个世界和全人类，”梅斯这样评价金，“现在，他属于子孙后代。”
一百零三年之前的那个4月，战争部长艾德温·斯坦顿（Edwinstanton）曾对被刺身亡的林肯作过一个很相似的评价：“现在，他属于千秋万代。”然而，此时的梅斯想到的则是新近殉道的那位总统。“最后，我想用马丁·路德·金的信仰作为我的结束语：‘假如躯体的死亡是我们消除美利坚的偏见和不公正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没有什么能比这个目标更值得献身的了。’借用一句不朽的J·F·肯尼迪说过的话，请允许我说，马丁·路德·金二世在人世间未竟的事业应是我们的真正使命。”
柔亦（Roe）的年代
越南战争一拖再拖，伦敦·B·约翰逊最后得出结论：战事已拖得太久，已经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就在金在国立大教堂布道的那天傍晚，约翰逊宣布，他将不竞选连任。理查德·尼克松在那年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是因为“水门事件”记得尼克松的（或者心软一点的人是因为他打开中国大门记得他的）。作为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尼克松任期内最值得记住的日子既不是1972年6月17日（水门事件东窗事发的日子），也不是1974年8月9日（他宣布辞职，然后在白宫南草坪告别的日子），而是1973年1月23日，星期二：这一天的报纸上登载了最高法院关于“柔亦对韦德（Roes vs．Wade）”一案的裁决。
那一天，许多报纸并没有将这条消息作为头版消息；前总统约翰逊于1月22日去世，各报都在登他的讣告。然而，在弗吉尼亚的那一个冬日的早上，杰瑞·菲奥维尔在读“林奇斯堡新闻报”时，一眼就看出哪条新闻更重要。他后来回忆：他当时将有关柔亦裁决的消息“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一裁决为在第一围产期的孕妇人工流产的合法性铺平了道路。他被高院的裁决弄得晕头转向，菲奥维尔说他当时“越想越害怕，越来越不敢相信”，以至无心用早餐。随着桌上的咖啡渐渐凉了下来，他回忆道，“我呆坐在那里，呆呆地读着‘柔亦对韦德’的报道，对最高法院的这一举动所造成的后果越想越后怕，同时心里也在纳闷，反对此议的呼声怎么会那样寥寥无几。”当然，还是有些例外：“人们已经行动起来，天主教会的领袖们已经声明，坚决反对高院的决定；但是我那些新教兄弟姐妹们，尤其是传教派（Evangelicalist）和归原派（Fundamentalist）的领袖们仍然在保持沉默。”这一形势将很快发生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