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1963年最高法院裁定强制性课堂祈祷和朗读《圣经》是违反宪法的那个案子中的原告之一麦德琳·莫莉·奥海尔（Madalyn Mmray O’Flair），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人物。她创立了一个名叫“美国无神论者组织”（Amelican Atheists），由于她对宗教的严厉攻击，按照1964年《生活周刊》的说法，他已成了“美国女人中最招人恨的一个”。在她的一个儿子转信基督，反过来与母亲作对时，奥海尔与他断绝了母子关系。1986年，在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州立大学作的一次充满脏话的演讲中，奥海尔嘲笑信奉宗教的人。“犹太一基督教基本上是这样一种人生哲学，它散布反教育、反科学、反和平、反妇女、******性欲、反生命的教条，”她说，“宗教——任何宗教——创造的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世界……从未有过什么上帝，赐予过什么人任何东西，也从未对任何祈祷作出过任何回应，而且永远也不会。”
1995年，奥海尔和她的两个亲戚失踪；他们被人敲诈绑架，最后被杀，被割下的首级秘密地埋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农场里。警方花了近六年时间才找到了他们的尸体。奥海尔那个做了牧师的儿子听到尸首被发现的消息后说：“她是一个恶人，将许多人带进了地狱。用这种口气谈论我自己的母亲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但这是千真万确的。”有人将她对信教者的蔑视言论登在互联网上，她在曼菲斯州立大学演讲中，谈论《圣经·创世记》时说，“上帝空坐在虚无之中，因为那时还没有宇宙，亿万年过去了，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在那里挖鼻屎、放臭屁，突然间，他变得无聊起来，用清晰的希伯莱语说，‘我要用虚无造出些什么东西’，然后，为了表达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你的目的，他创造了整个宇宙（不管那是个什么东西），在创造你的时候，连肚脐眼也捎带着给造了。”所有这一切，她说，都是“愚蠢的”观念。罗伯森、菲奥维尔和奥海尔的言论都属于极端中的极端，但还是传到了不少人的耳中。
谦卑和历史感
宗教能否成为一种凝聚美国乃至世界的力量，而不成为一种分裂的力量呢？开国先贤认为能，而且我们也必须这样认为。宗教作为在世界诸国事务中的一种力量，必须向良性方面掌握和配置，因为正如《圣经》所言：信仰将与我们同在，直到海枯石烂，时光不再。对于许多人来说，对自己的传统信仰的尊重和对他人的传统信仰的尊重是互不相容的。据传，伊丽莎白一世曾说过她不希望在人们的灵魂上都装上一扇可供窥视的窗口——这句话，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一条座右铭。
我们应该时时告诫自己，不要变成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杰克斯·巴仲（Jacques Barzun）讲的一个故事中的新英格兰的牧师那样的人。那个故事是这样展开的：两个不同教派的新教徒，一个是牧师，另一个是平民，两人碰到一处，谈论起他们信仰的不同点。两人都很心平气和，在他们分手时，牧师说：“不错，我们信奉的的确是同一个上帝，你呢，是按你那一套信法，而我呢，则是上帝定下的那一套信法。”
培养一种谦卑和历史感是我们避免那个（可能是）伪教士的沾沾自喜的最有力的保障。这类事，抽象地讲容易，但要应用到实际的具体的事务中就不那么容易了。对禁止建立国教和信仰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作的解释和裁决，从来就不简单；我们没有什么唾手可得的“三点方案”，向我们指出前进的道路。恰恰相反，信仰和政治、宗教和公共生活会将一道道难题放在每一代人的面前，这些难题，用奥格斯汀的话说，既是那么古老，又是那么新奇。
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也都同意这一点。这里可以看三个例子——一个来自犹太教专家，一个来自两位世俗论者，另一个来自几位基督教学者。乔纳森·萨马写道：“在大多数犹太人的梦想中，他们渴望的是这样一个美国一一他们可以和邻居们平等相处，既不受狂热的基督教徒的侵扰，也远离死气沉沉的世俗论的精神荒漠。然而，怎样才能建成这样一个社会，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克莱姆尼克和摩尔在《没有上帝的宪法》（THe Godless Constitution）一书中写道，“我们的论点是……
宪法创立了一个世俗的国家。那是一笔珍贵而又令人费解的遗产，从共和国建国之初起，美国人就一直在这一个问题上争论不休。”马克·诺尔、芮森·亥切（Nathan Hatch）和乔治·马斯顿（George Marsden）在《寻找基督教的美利坚》（TheSearchChristian4merica）一书中写道：“对于我们周围的这些意义深刻的问题——生与死、真理与道德观、和平与公正，在历史上找不到简单的答案。”
像宗教节日以及在公共场所设立宗教标志和举行宗教祈祷的案例，还有像人工流产之类涉及许多人牢固的宗教信仰的问题，永远是竞选和法庭辩论的一部分。开国先贤们预见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创立的互相制衡的体制是如此不可缺少，因为这个体制运行的结果往往是中间派而不是极端派掌握决定权。“通情达理的人们，可以在某件事应该怎样应用宪法有关宗教的条例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最高法院大法官桑吉拉·对·奥康娜写道。“但是”条例的目的是明确无误的：实现先贤们的构想，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最大限度上保证宗教信仰自由。
通过执行这些条例，我们已经将宗教归人个人良心的范畴，而不受公诉人或行政官僚的管辖。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当宗教利用政府的权威而造成暴力后果的时候，美国民众可以额手称庆：我们对宪法界限的尊重让我们免受类似的分娩之苦，同时，又让私人的宗教信仰蓬勃发展。
奥康娜这一段合情合理的话，遵循的是一个老传统。1952年，高院大法官威廉·0·道格拉斯（William O．Iouglas）撰写了一篇案例观点，其间，他使用了在乔治·伊利奥特称之为“残烛乱世”的世界里必须牢记的、可能是最重要的几个字：“人之常情（Common sense）”。
“毫无疑问，宪法第一修正案体现了政教分离的哲学思想……”道格拉斯写道，接着，他继续写道：
然而，第一修正案并没有说，在每个方面都必须做到政教分离。正相反，它在确定不让政教双方互相协同、联合、依赖的方式方法上下工夫。这就是人之常情。否则，政府和教会便会对立起来——心怀敌意、猜疑，甚至敌对情绪。其结果，教会不必向政府交财产税。市政府不能为宗教团体提供警察及消防保护。像警察协助信众去教堂这样的事，也会违反宪法。我们国会会堂里的祈祷、在行政主管的讲话中提到的万能的主、将感恩节定为法定节日、我们法庭誓词中的“恳请上帝之保佑”——这些以及所有其他贯穿于我们的法律之中、与万能的主的有关的例子、我们的公共习俗和我们的仪式典礼，都会成为对第一修正案的嘲讽。一个挑剔的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甚至会反对每次例会开始使用的祈求语：“愿上帝拯救美国以及这一光明磊落的法庭。”
不错，一个挑剔的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确可能干出那种事，而且根据对第一修正案最严格的解释，他们也许是对的，因为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去追求逻辑般的准确性的话，那么，当他不由自主地听到有人谈到上帝，或看到上帝的形象，或者甚至置身于民间论坛或礼仪中最普通的宗教信仰之中时，这些都会构成某种形式上的宗教胁迫。
道格拉斯的观点是站在捍卫公共宗教的立场上的观点——有一个集体的文化共识，这个共识是建筑在“人之常情”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允许那一类广义的宗教表达在我们平时听到的总统和公众言论中出现。
对于所有坚持政教分离以及先前案例的人们来说，一起有关宗教与宪法的案例的正确裁决与已故大法官波特·史度瓦对极端色情概念的描述有点像：我们无法准确地将它描述得一清二楚，但只要看上一眼，我们就能识别。1971年，在最高法院引用政教分离之墙的象征之后约二十五年，高院首席大法官沃沦·E·伯格（Warren E．Burger）——一个被尼克松提名的法官——坦诚地称，在宪法政教争斗的中心蕴藏着永恒的真理：“政教的分界线是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变化无常的，远不像一堵‘墙’，随一种特殊关系的所有不同情形而异。”杰弗逊在1787年给他侄子的一个建议，适用于我们每个人：“你要牢牢地把握理性，将每一个事实、每一个观点，都摆到桌面上接受公正的裁决……你的理性是上天赋予你的神谕，你不对你的决定的正确与否负责，而对其是否正直诚实负责。”但愿理性这个上天的馈赠能够理清人世间纷乱的头绪和疑团。
麦迪生早巳预见到所有这一切。“我必须承认，”他写道，“为每一件事明确划出宗教权利和民治政府之间的界线，从而避免在一些不重要的问题上的冲突和疑惑，可能不是一件易事。”于是，美利坚的试验永远不会停息。
接受模糊状态
G·K·切斯特顿曾说过，美利坚似乎将自己看成“一个具有教会灵魂的国家”，如果教会灵魂是优雅、文明和善良的来源，那倒不见得是件坏事。切斯特顿对私人宗教的观点也为认识公共宗教提供了帮助。对于他来说，个人信仰植根于思维和情感之中。“理性本身事关信仰，”他在1908年出版的《正统教派》一书中写道，“坚信我们的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联系，是一种有信仰的表现。”在宗教方面，切斯特顿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普通”人，他在二十世纪初说的话，道出了十八世纪开国先贤的心声。“从正确的意义上讲，也就是说，从接受一整套信仰体系、接受一个创世主和创世说、对永恒美好的馈赠——创世、生命、关爱的人所共有的感恩之情、被法律合理管制的婚姻和骑士精神这些意义上讲，我是个普通的人……”其他地方，他接着写道：“普通人永远是个神志清醒的人，因为他永远是个谜。他一直接受一种模糊状态。他总是一只脚踏在实地，另一只脚远在云端。他永远给自己留出怀疑他所信奉的诸神的余地（但又不像今天的不可知论者），也给自己留出相信渚神的余地。他总是注重事实甚于传统说教。假如他看到两个似乎互相矛盾的事实，他会连同那些矛盾一起，同时接受两个事实。他的精神视野是全方位的，就像他的视觉一样：他同时能看到两幅不同的画面，而且能把各自的妙处看出来。”在美国，公共宗教需要一个类似的心态：我们必须接受模糊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坚定的世俗论者已经与公共宗教和平共处了。“我们中的那些杰弗逊式的分离主义者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历史在政教分离之墙上积累下来的痕迹，例如，在立法和司法程序开始时念的祈祷、我们货币上印的我们国家的箴言‘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克莱姆尼克和摩尔在《没有上帝的宪法》一书中写道，“切记，事实上，杰弗逊的确是在创世主的意图中发现人权理想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挑毛病时格外小心，永远不要产生将有关上帝的说法从公共言论中完全清除出去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