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探讨宗教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个问题上，我未能效仿托马斯·杰弗逊为后人树立的榜样。1815年，有人请他在这一问题上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我不仅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极少谈及宗教，即便要谈也只对一群通情达理的人们谈，否则对此话题我缄口不提。”当然，他说这话时，并不完全当真。美国历史上，像杰弗逊这样对宗教问题造诣精深的人物堪称寥若晨星。他的遗作，从信件到起草的法案，乃至他对福音书作的修订都非常能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不太情愿在公开场合中谈及这个问题是有来由的，因为很少有什么能比谈论在一个民主政体内具备多少宗教色彩才算适度或过度这样的话题更带有情绪性和令人烦恼。我写作本书的愿望，是试图壮大杰弗逊曾说过的“通情达理的人们”的队伍——那些愿意以一种能够将各种历史因素通盘考虑、具有分析能力以及能够接纳不同观点的心态（尽管这种心态有可能被情感所影响）的读者。
本书不是一本史学或神学的学术专著，尽管它从这两大传统中汲取了养分。正如我在引言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一篇涉及面很广、研讨深度较浅的论文。我知道这种作法的缺陷：一些人会纳闷，为什么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者只字不提呢？然而，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到面面俱到，而是要让读者对一个甚至比美国这个共和国的历史还要久远的一场争论的范围和性质有一个初步了解。我希望那些对这一问题有兴趣或好奇的读者去读一些列在“原始材料”和“人物传记”中的书籍，以了解更详细的研讨和更完整的论点。读者还应注意，为了清楚起见，我在引用过去几个世纪的原文时，采用了现代英语的拼写和标点符号。
本书写到罗纳德·里根为止，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通常采用我称之为的“鲍辛洛斯法则”，著名历史学家麦克·鲍辛洛斯认为，只有在二三十年之后，我们才会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估一个总统的功过。这段时间可以让一时的情绪冷静下来，让事情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这样就使得历史学家们能够在一个更加平静，最好是更全面、更宽容的环境中作出判断。然而，我认为，读者不需费多大的劲，就可以应用我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来解读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总统的功过。（我在“原始材料”中引用了我为本书的写作对老布什总统的访谈记录，这一点，我的确违反了“鲍辛洛斯法则”。）
在美国，有关宗教和公共生活的学术研讨规模宏大、生动有趣、热烈火爆。芝加哥大学Fairfax M．Cone杰出服务名誉退休教授．Maltin E．Mal’ty爽快地审阅了我的文稿，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为我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和有益的建议。加利福尼亚大学Riverside分校的历史及宗教学研究系名誉退休教授Edwin s．Gaustad提供了同样热忱的帮助。他们两位在美国宗教史以及宗教信仰如何塑造美国的政治和文化方面是权威人士，在这些领域里有许多权威专著。他们如此慷慨地审读我的文稿，对此，我深感幸运。我还非常感谢耶鲁大学艺术及科学学院院长IonButler，他不仅向我提供了自己的多部杰作，而且在一些关键要点上给予我指教。
国会图书馆文稿部主任、几部有关宗教信仰与建国的不可多得的好书的作者]ames H．Hutson审阅了我的文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我对他所花费的时间、观点和周到表示感谢。Baylol大学J．MDawson政教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政教杂志》编辑Derek H．Davis也读了我的初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Davis教授所著的《宗教和大陆议会》是一本必读的好书。wheaton学院基督教理念专业的Carolyn andFred McManis名誉教授Mark A．Noll是一个极为多产、睿智过人的学者，著有大量极有价值的专著，他非常慷慨地与我探讨了许多书中讨论的问题。芝加哥大学法学系John P．wilson名誉教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政教分离》的作者Philip Hamburger’非常爽快地为我提供了帮助。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Henry W．Putnam名誉教授Albert J．Raboteau慷慨地与我讨论了非美裔美国人的经历。Jonathan D．Salm是一位才学精深、见识广博的历史学家，他所著的有关从建国初期至今美国犹太教状况的研究专著，内容丰富完整、说服力强，是一部必读的好书；他是Brandeis大学美国犹太人历史系．Joseph H．＆Belie R．Braun名誉教授，同时担任美国犹太人文献馆．Iacob：Rader。Marcus中心学术董事会董事长，Sarna教授对我非常热情和慷慨，我对此深表感谢。我的朋友George Weigel是一位为教皇立传的作家兼神学家，他爽快地为本书提供了诸多精辟的观点。我还要感谢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家Karen Armstrong，历史学家兼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Alan Brinkley，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被上帝隔开：美国的政教关系难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的作者Noah Feldman，《无拘无束的思想家：美国世俗无神论之历史》的作者Susan Jacoby，哲学家、“探索中心”纽约办公室的Austin Dacey，因著马丁·路德·金二世传记而获普利策奖的作家David J．GarTOW，哈佛神学院院长william A．craham，波士顿大学“尊崇圣经”Aurelio名誉教授PaulaFredriksen，“美国政教分离联盟”的Barry w．Lynn神父以及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南方洗礼教神学院院长R．Albert Mohler博士。上述人士均对我理清本书涉及问题的思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我有幸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为我付出的情谊，我永远无法偿还。
他们从各自繁忙的事务中无私地抽出时间，认真地为我审稿。麦克·鲍辛洛斯是一个可靠的顾问、久经考验的密友和值得信赖的读者，他是朋友中的朋友、最为慷慨的同行。David McCullough非常爽快地同意审阅全稿，并就几个问题向我提出宝贵意见。我对他、对他的夫人Rosalee以及他们的女儿Dorie Lawson的热情关怀表示感谢。才华横溢的Na—
thaniel Philbrick向我提供了有关的“五月花号”的建议。Fom Brokw、Walter lsaacson、。Elaine Pagelshatles Peters和Arthur Schlesingei都像以往一样，对我热情有加。
各个图书馆和文献馆的许多工作人员在发现有关宗教与政治的不同侧面的材料上给我提供了帮助。这类发掘工作过程中的一大乐事，是寻找丘吉尔的儿子兼第一个正式为他立传者兰道夫·丘吉尔称之为的“有趣的拾遗”——那些新近发现的历史文献和小花絮。我感谢在蒙特切诺杰弗逊文献整理工程工作的工作人员Looney Francavilla和IfisaFrancavilla，他们为我找到了杰弗逊生命最后时刻以及葬礼的细节。美国犹太人历史协会图书馆和文献馆馆长Lyn Slome非常好客和爽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