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鸢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宋朝梁吴均（469—502）这句极能抓住人灵魂的话，我读过一遍之后就不再忘记，也许那时我正处于一种被忙碌被欲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情境，或许这两句透入骨髓的话，道出了人世间、自然界共同的真理，不由得任何一个人漠视。带着梁吴均这两句警语，我在往西安的路上，着实感受到一种灵魂的放假，一种突然放松下来、什么事都不做的悠游自在。
西行，在我的想象中，再有趣莫过于美国记者斯诺半个多世纪前那一本“漫记”的描绘。有好多个年头，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便是那种红旗漫卷的西部，那种人生与黄土深深融为一体的西部，那种窑洞与唢呐构成的温暖而凄凉的西部。的确，我对西安为代表的西部留下的精神印象，是暖色调的，同时又是凄凉的。从路遥或贾平凹早期小说中，无论是倚山而凿的土窑，还是喜丧生涯中吹吹打打的唢呐：无论是臃臃肿肿的棉袄棉裤，还是被西北风吹红的脸蛋，我都感到了浓浓的暖意，同时又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凄凉。但现实的西部到底是怎样的呢？我怀揣着一个梦想，伴着列车铿锵的节奏，一路西行。
西行的路线我最熟悉不过的，是鲁迅曾经走过的那一条。七十多年前的一个暑假，鲁迅（时任北大教授）应西北大学“暑期学校”的邀请，与北师大、南开大学、北京政法大学、东南大学、广州大学十几位教授、学者，以及京报、晨报记者一道，远行西安，由北京出发，乘火车到郑州，再西行至陕州（今三门峡），再往西行便无火车可乘，为舒适和安全起见，遂乘小货船溯黄河至潼关，再由潼关乘汽车抵临潼、西安，沿途共住七夜，行程八天。那真是漫长的行旅！而趣味也正在其中。回京后，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王桐龄写了一篇《陕西旅行记》，对西安之行，尤其是西安本身作了详尽的、历史的记录。那时人们对于生活的认真由此可见一斑。当七十多年后，我们沿着大致相同的线路，走进一个同样具有厚重历史的古都，说来也许好笑，竞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大致只可当得上走马观花。而像我这样有一点写字癖的人，也只能做一篇“琐语”。
不过，对待西安用“看看”二字，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还是较为切合实际。
这好比对待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籍，其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可不是一般浅学者可以随便进行“研究”的。“西安大着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安，只是唐都长安的二十分之一。”导游用京味儿十足并略带感冒味儿地这样说着的时候，就好比在说：“西安是一套有着二十卷的巨著，展现在眼前的只是其中一卷。”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唐王朝至少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朝代之一，而它的都城在文人眼里，也是景象万千，风景绝佳。韩愈的诗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西安而有烟柳，这不可想象，正如我们无法勾勒它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一样。说来奇怪的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史、城市发展史显示，最发达的地方，往往都在大江大河之畔或者大海大湖之滨，虽然那里可能要承受更多的水患或风灾。而西安高居黄土高原的内河河谷，一条渭水，一条泾河，再加上一条产河，以其均处于河流上源的地势，是怎样也难以孕育出如人们所描绘的那样一个西安来。到底是什么力量成就了这不可能的一切呢？也许这正是一个精神封闭的民族，加上无处不在的****皇权的产物。在西安近城四郊，帝王陵墓的盛大庄严，最可使人明白，我们的祖先很多并不是真正的圣贤，圣贤者必达观，达观者必淡漠于后事，西安附近的陵墓（北京昌平一带的明十三陵又是一例），除了充分暴露中国人重官位、重孝道的民族心理和社会道德外，实在不能再说明任何其他价值。
西安当然不仅是王者的天下，这是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发展演变过程中早已证明的事情。大、小雁塔，以及城四周围之外的各名目寺庙佛塔，使汉唐故都的西安，更多一份外来文化的气象。玄奘（据梁启超考证为596—664年间人），这位中国佛学界知名人士，以其对佛教经典的潜心翻译，使梵佛东传，构成了他在中国佛学界第一人的历史地位。如今依然屹立西安南郊的大慈恩寺塔（即大雁塔），仿佛还在做着见证。我对西安尚留着一份遗憾，就是对位于咸阳的法门寺没来得及光顾。说来就是奇怪，凡是没有见着的东西，总似乎存在一点神秘，如果执念于这“神秘”，就会形成“神往”一类近于虚妄的状态。现在看来，我原先对于西安为代表的西部的那份感情也有点可笑了。由此我还推想到玄奘大师的行为，吃了千辛万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背回来一大堆经典，如今除了留给人一些逸闻谈资，其余的一切，不都早已灰飞烟灭了吗？从终极意义上说，这也庶几近于皇帝生前为死后建陵墓、造兵马俑。
在西安，我寻找一个叫“西京”的饭店，这是贾平凹《废都》里提到的一个场所。这种实证法的笨拙是很可笑的，然而竞在西大街上找到了。看来，西安是可以专供有考据癖的人来考证的，兵马俑不就是一处吗？还有武侠小说中经常提到的什么华山、翠华山、太白山，不都还历历在目吗？但导游一开始所说的那句话，我却一直无法得到确证，“现在的西安城只是古长安的二十分之一”，那古长安有多大？两千年前、一千年前，看来都无法实证了。不过幸而有个七十年前的记录，这就是北师大教授王桐龄先生的那篇《陕西旅行记》。
他记道：“长安城东西宽约七八里，南北长约四五里，周围约二十四五里……
长安城内居民，据西北大学蔡江澄先生言，从前所调查之数约二十万。”我并不是要用这数据来反驳导游，只是想说，城市的兴衰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的，即如西安，从世界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那是唐代），沦为“周围约二十四五里”的小城，其问可能经过了千年，也可能只是某一个百年，甚至可能就是几十年。而西安由一座小城快速发展为世界知名度较高，在科技、教育、旅游、文化诸方面处于国内一流的特大城市，差不多就是几十年甚至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这难道不耐人寻味吗？
西安的历史是厚重的。这不仅因为其有近千年作为中国皇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其退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另一个千年的沧桑岁月。西安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从这一点说，它也可以被看做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的城市，如何充分发挥其在区域经济、文化中心方面的作用，克服缺乏政治优势的弊端，这倒是一个真正很大的话题，而从这方面说，今天西安的发展，即已经丧失了政治优势的西安，是可以起到示范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