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十五而荒于学，三十而不立，四十而有惑。但人到五十的时候，真的就知天命了。知了天命，当然也就能够“耳顺”、“不逾矩”了。所以，现在不管人家说我什么，说我不行也好，说我俗也罢，我都不在意。
这是我在虹桥的皇朝别墅见到陆康先生时，他对我说的话。
环顾他的居所，不像一般家庭那样有宽敞的客厅，而感到是在IB货市场。
用旧货称那些物件，似有不恭，因为那分明是些古董，烂旧的柜子、橱子，铜水壶，摇把子电话机，欧洲的闹钟，等等。会客的地方缩在一角，两只小小的沙发，一个更小的茶几。我就坐在那儿与陆先生对谈。
陆先生告诉我，差不多每天就这样会客闲谈。这所屋子并不住人，只用来会客谈天。
这与我惯常对上海的印象相差很远。上海人谁不在拼命地挣钱？买房子、买车子，送子女出国，几乎人人忙得不亦乐乎。有的人在本职之外还兼有若干职务。没听说过上海还有人肯闲着，或者能够闲着。
但陆先生却是个另类，他说靠手当然可以活着，但不靠手也能活着。他所说的不靠手，是指凭脑子生活。现在对于挣钱已经没有一点兴趣。资本家与文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是拼了命去挣钱，整天所想的是怎么挣到更多的钱，而且绝不愿与人分享。文人就不同了，他所想的是创造快乐，而且时刻希望有人与他分享这种快乐。
陆先生三十三岁去澳门打拼，从摆地摊开始，一点一点积累足够的物质财富。卖过印，教过书，搞过装潢，办过酒店，有的时候还同时兼着好几样事情做。但始终以文人相期许，未尝放弃过对书法金石艺术的追求。所以到了1999年，澳门要回归了，对于别人来说，只是一件政治上的事，而对于他，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意味着，物质积累得差不多，使他能够从物质向精神回归，过一种曾经梦想的生活了。
小的时候，跟着祖父陆淡安生活，家里经常出入交谈的，是丰子恺、刘海粟、施蛰存以及南社旧人，他们说着文坛掌故，名人轶事，耳濡目染，自然养成了文人趣味。但后来时世变迁，却难以保持了。所以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怀揣一百块钱和无限的勇气，跑到澳门谋生去了。
吃了那么多苦，见了那么多事，自然一切看得淡了。越是淡了，越感到人生有了真滋味。所以上海电视台一次采访，忽然问，假如要你只说一句话，你最想说什么？我跟他们说，淡泊明志，平易近人。但我同时告诉他们，这样的话，不是三十岁能够说出来的，也不是四十岁可以完全理解的，但过了五十，就自然而然平淡了，平常而容易，当然能够使人接近。
陆先生住在虹桥，是上海的远郊了，但他并不在那里住宿，只在那里写字交友闲谈。从境界上说，是比较让人羡慕了。他的书法艺术四体兼备，在上海可谓名家，又兼平易近人，所以身边的朋友不计其数。在朋友的催迫下，也写了很多优美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