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除恶扬善，就该对老百姓实行禁欲，使他们忘掉为生存而斗争的权利：“视听言动，循礼而动”，以便“忘嗜欲”，以“归性命之道”。李翱认为，只有克制欲念，使情不生，才能成为至诚的圣人。他说：“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所谓至诚，也就是复性的境界：“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所以，他写《复性书》，就是为了“开诚明之源”。
清人全祖望说：“退之之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学》；而习之（李翱的字）论复性，则专以羽翼《中庸》。”韩、李二人从六经中发掘出《大学》和《中庸》二篇讲心性的文章，并用佛学思想附会之，初步为理学指明了方向。后来朱熹作《四书集注》，大有以《四书》取代《五经》之势，这一转折由韩、李开其端。
在晚唐儒学复兴思潮中，韩愈以极端的方式排佛，并仿照佛统为儒家建立道统，这固然功不可没。然而，究竟怎样具体地吸取佛教中的有用成分来丰富儒学，以便最终在理论上战胜佛教，却仍然是个问题。与韩愈共倡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还有柳宗元，他同样主张“文以载道”，为复兴儒学而不遗余力。所不同的是，韩愈公开辟佛，甚至不择手段，柳宗元则有点好佛，希望“统合儒释”。因为这一点，宋儒评价说：“退之辟浮图，子厚佞浮图，子厚不及退之。”所以后来的理学家们大都认同韩愈，而很少提及柳宗元。其实，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战胜佛教，其秘密正在于对佛学的明挤暗用，所以清儒批评宋明理学“骨子里全是禅”。事实证明，整个宋明儒学所走的正是“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此种观念与韩愈的道统说如出一辙。
他认为：“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日仁日义日礼日智日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在五常之中，他尤重仁义。他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日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韩、柳都强调仁义，这一点也为后来的理学家所继承。
在对待圣人的问题上，柳宗元反对把他们神化，认为圣人也是人。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是而已矣。，”现实的人只要在人事上寻求，就可以“有得于圣人”，并可以成为圣人。这一思想很大胆，后来宋儒一个个要做圣人，皆从此以发端。关于为学的问题，他主张泛观百家而归于孔子，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他说：“当先读《六经》，次读《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穷究其书，穷究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然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宋儒的疑经精神与理论勇气，与柳宗元的影响不无关系。
柳宗元对百家之说“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以丰富儒学的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统合儒释”的实践中。韩愈虽排佛，其实不懂佛学，其理论活动未免有太多的门户之争。柳宗元则不同，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在会通儒佛上有所成就。苏轼说：“子厚南迁，始究佛法，裂。而吾浮图说出后，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对于中土诸家，他也主张应有所采：“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哉？然皆有以佐也。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柳宗元这种广采百家的胸怀，也为理学家“综罗百代”开了先河。
柳宗元的新儒学思想，已有了明显的元气本体论萌芽，逐渐由元气自然论向元气本体论过度。他说：“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召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他认为，宇宙间充满了元气，具体事物都是一气之聚散所致。他还提出了太虚无形的概念：“舰毁魄渊，太虚是属；棋布万荧，咸是托焉。”“无极之极，漭涌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天对》）这是开张载气本论之先路。
尤其可贵的是，他用元气来状真如：“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
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诚神无迹示道功。”
（《南岳弥陀和尚碑》），张载以太虚为宇宙本体的理学思想正是由此而来的。
周敦颐开创理学
赵宋统一中国后，总结历史经验，采取了“重文轻武”的策略。统治者重用文臣而闲置武将的做法，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宋朝的军事力量很薄弱，屡屡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这就是所谓“积弱”，它最终导致了宋王朝的覆灭和元蒙王朝的确立；另一方面，宋朝文化事业空前繁荣，新儒学思想异彩纷呈，出现声势浩大的理学思潮。理学家们重心宋儒性命之学的先河。其学派称安定学派，其儒学称“明体达用之学”。
孙复（992～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青年时应举进士不第，遂隐居泰山聚徒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其治经尤重探寻本义，不惑于传注，开宋代以义理解经之风。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人，隐居徂徕，世称徂徕先生，与孙复、胡瑗共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因而并称“宋初三先生”。
《宋元学案》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后避英宗旧讳而改名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祖上“族众而业儒”，父亲为进士出身，官至贺州桂岭县令，累赠谏议大夫。
周敦颐年十五而父亡，遂偕母人京师开封，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由郑向抚养成人。二十岁时郑向“叙例应荫子，乃奏补先生，试将作监主簿。”
二十五岁调任洪州分宁县主簿，表现出高超的断案才能。此地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日：‘老吏不如也！”’二十八岁时，吏部使者赞赏他的才华，举荐他为南安军司理参军。
次年，狱有一犯，法不当死，而转运使王逵欲以死刑处之，无人敢辩。周敦颐据理力争，王却不听，遂凛然道：“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欲弃官而去。王逵感其诚，遂免死刑，并荐周敦颐为彬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公元46年，“五月日食，九月地震”。刘秀下诏说：“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地震，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其令南阳输今年田租刍稿。遣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赢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增，为寻求之。”
光武帝刘秀迷信谶纬，每见灾异，必反躬自责，作政治检查，客观上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国家的安定，是有利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的。公元55年，又日食。这一年，刘秀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并宣布图谶于天下，赋予纬书以国宪般的神圣地位。从此，谶纬之学更加泛滥。
古人为观测天文星象而建立观象台，称为灵台。汉代的儒生们认为，不同的天象表达老天的不同秘意，统治者要善于解读天象的含义以便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所以纬书中说“灵台，候天意也。”“礼天子灵台，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揆星度之征验、六气之瑞应、神明之变化，为万物获福于无方之原。”
光武帝刘秀建灵台时，特召群儒来开会，讨论灵台该建在哪里。《公羊》家说：“灵台在国之东南二十五里。”《韩诗》说：“在南方七里内。”
《左传》则说：“在太庙之中”。刘秀根据《诗·含神雾》中“作邑于丰。
起灵台”的说法，想把灵台建于邑内，便以此去征求桓谭的意见。桓谭不信谶纬，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此语竞触怒了刘秀，遭到贬黜。
刘秀信图谶，还常以谶语为据来提拔官员。《赤伏符》里有“王梁主卫作玄武”一句，他就据此把一个叫王梁的官员提拨为大司空。他还根据“孙威征狄”的谶语用孙威行大司马事。有个叫尹敏的儒生被刘秀任命去校刊图谶，他乘机在谶文的缺脱处加上“君无EI，为汉辅”六字，希望借此得到重用的机会。刘秀见到此谶后感到太离奇，便去察问，尹敏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刘秀很不满意，却也并未加罪于他。
范哗评论说：“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驰聘穿凿争谈之也。
故王梁孙威，名应图篆，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州县令。周敦颐为彬州县令七年，治绩斐然，颇得诸大臣推荐，遂改任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县，“南昌人见先生来，喜日：‘是初仕分宁，始至能辨其疑狱者，吾属得所诉矣。’于是遍相告语，莫违教命。”
年届不惑，周敦颐又改任太子中舍佥书，署合州判官事，士大夫闻其学问，多来求见。有薄宗孟者前来拜见，“相与款语，连三日夜，退而叹日：‘世有斯人欤！”’于是，从学者益盛。
五年后解职还京，铜梁信吕陶作序相送：“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学博，读《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简洁有制，其政抚而不柔。
平居若泛爱，及其判忠谀、拯忧患，虽贲育之力，莫亢其勇。”并作诗道：“外任安济德，中养澄静源。未易泛沧浪，时平斯道尊。”东归之时，适遇通儒王安石，与语连日夜，令其“退而精思，至忘寝食。”
第二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路过江州时，爱庐山景物之盛，遂买田建书堂于山下，并对友人潘兴嗣说：“此濂溪者，异时与之相依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于是定庐山为引退传道之所。
五十岁时迁朝奉郎，摄邵州事，大兴学校，自是为复兴孔子之学的一代宗师。吕公著闻其名，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周敦颐“尽心职事，务在矜恕”，竞致罹疾，遂以病辞官，归隐于庐山莲花峰下，终其天年。
周敦颐为官一生，清正廉洁，被士大夫们赞为高雅之士。黄庭坚说：“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初不为人窘束世故。”据记载，“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亲友，及分司而归，妻子鳢粥或不给，旷达不以为意”。
知洪州南昌时，潘兴嗣到家中去探望他，但见“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其生活清贫如此。年五十，作诗一首寄家乡族人说：“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如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春陵只一般。”
周敦颐这种清廉简朴的仕宦生活，与他深厚的道学修养有关。他博览群书，出入佛老而返归六经，自创道学体系，传道授业，以成圣为宗旨。
他常常自诵说：“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将遁去山林，以全吾思。”曾作游道观诗云：“久厌尘坌元静元，俸微犹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他还深研佛理，说“一部《华严经》，一个《艮》卦可了。”并作《爱莲说》一篇，以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自喻。
黄庭坚说：“茂叔虽仕官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他自己则作诗说：“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鸣琴。数十黄卷轴，贤圣谈无音。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
千蔬可奉岁。绢布足衣衾。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名溪朝墓侵。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
周敦颐虽然身在仕途，却一心记挂着兴学传道。孔延之作《邵州新迁州学记》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施设，卓卓如此。异时宋史周君之善，以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学为先。”历史没有忘记他，《宋元学案》评价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河之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