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演论》和《原富》之后，严复又陆续翻译了许多他认为于富国强民及改造旧学和政教有用的书。孟德斯鸠的《法意》尖锐抨击西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主张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曾经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严复翻译此书，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严复还翻译了约翰·穆勒的《名学》（《逻辑体系》）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逻辑入门》），首次把西方近代的逻辑思想介绍到中国，对改造中国人的思维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严复还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社会学研究法》）、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自由论》）和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社会进化简史》）等著作。
在严复的诸译著中，尤其《天演论》发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民铎杂志》称：“自严又陵介绍了一册《天演论》以后，我们时常在报章杂志上看见一大堆什么‘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话。这个十九世纪后半叶新起的学说，居然在半死不活的中国成了日常习用的话。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总之，严复通过有选择地翻译和评点西学著作，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思维方法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不仅为刷新旧儒学的思维方式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的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这是他作为第一批留洋的中国儒生为自己的祖国作出的最大贡献。
严复绝不只是一般的翻译家，他更是一位宣扬近代新思想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他对自韩愈以来的旧儒学有极严厉的批评。他把韩愈《原道》中神化封建君主的思想作了彻底的颠倒，认为“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他罗列汉学的考据和辞章之学，概括为两个字：无用。他亦罗列宋儒的义理之学，同样用两个字概括：无实。他对汉宋之学的全面否定最后归结在制艺和科举上。
作为一个新旧转换中的儒生，严复在1885年曾参加过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但落第了。他后来又努力了三次，皆不成功。“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这是他揭露科举的三大罪状。他指出，“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演绎法）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嫒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
为此，他大力介绍西方的科学方法论，建立起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第一次实现了资产阶级新儒家由旧学向新学的彻底转化。概括地说，他认为宇宙间充满了物质性的星气，星气按照“翕以聚质，辟以散力”的阴阳规律运动和变化，逐步进化出星系、地球及人类。人类历史也是不断进化的，“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圣人只能预见到历史的客观趋势而“裁成辅相”之，却不能左右历史的客观进程。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理性认识的推理方法有内籀（归纳）和外籀（演绎）两种，只有在基于实测万物的元知（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演绎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此外，在伦理学上，严复强调功利主义，主张“开明自营”，同时具有“背苦趋乐”
的快乐主义倾向。
总之，严复建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较为纯粹的新学思想体系，这是他作为一个留洋的儒生所不同于维新派其他人物的地方。
一般地说，从刘逢禄及其学生魏源和龚自珍开始，中国儒学已经由注重名物考据的乾嘉汉学向强调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转变了。今文经学到康有为而集其成，成为近代新儒学思潮的绝对主导。但是，乾嘉以来的古文经学并未绝迹，相反，它仍然极大地影响着广大儒生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汉学考据的求是精神和经验主义倾向直接成了中国儒家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方法论中介。在今文经学叱咤风云的同时，仍有大量的儒生在进行着汉学考据的工作，俞樾便是很著名的一位，他的学生章太炎后来被誉为国学大师，实际是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章太炎同康有为之间的矛盾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冲突，也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间的冲突。章太炎在文学、史学、哲学和小学等各方面皆有极高的造诣和卓越的贡献，是一位经师和革命家合而为一的人物。
章太炎（1869～1936）字枚叔，初名学乘，后名炳麟，因钦慕清学开创者顾炎武之学品而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从外祖父朱有虔读书，接受了严格的传统儒学教育。二十三岁（1890）时入杭州“诂经精舍”从著名经师愈樾习经，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受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的刺激，告别老师而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并加入强学会。不久又任职于《经世报》和《昌言报》，积极宣传维新变法。后虽因与康门弟子发生思想分歧而离开时务报馆，却因参加了维新宣传和强学会而受到通缉，只好避祸于台湾。
1889年，他把宣传维新变法的50篇文章集为《煊书》，并去日本。在日本，章太炎结识了孙中山，并发表《菌说》一文，宣传进化论。回国后作《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两文，反省过去的改良思想，并割掉发辨，公开与维新派决裂，完成了由改良派向革命派的转变。1902年重订《馗书》，由赞成维新转变为倡导反清革命，并展开与改良派的论战。
1903年任教于上海“爱国学社”，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产生重大革命影响。6月以“苏报案”被捕入狱。入狱后精心研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及因明论典，对佛学发生浓厚兴趣。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日本，章太炎加入了同盟会，并任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主编，大量发表反清革命的文章，直到1908年10月《民报》被查禁。接着，他在东京著书讲学，成为一代国学大师。
1910年任光复会会长，主编机关报《教育今语杂志》。
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并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任会长，主编《大共和日报》。又应孙中山之聘，任总统府枢密顾问。与此同时，章太炎的思想逐渐与孙中山发生分歧，后来趋向保守。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而被软禁，1914年删去《煊书》中的革命言论，改名《检论》。后来章太炎也参加了反北洋军伐的护法运动。1924年发表文章反对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对国民党的改组。1935年在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直到去逝。
章太炎的新学思想极其深广而博杂，且前后有所变化。他力图把中学、西学和佛学等各种思想加以综合，以成其宏大体系。“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体现了一种由内圣到外王的儒学思路。章太炎的早期思想体现在《煊书》和《儒术真论》之中，他把“以太”看作是世界的本原，阐发了一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认识论，大体上沿着严复的路子发展。后来受佛学唯识论影响，以“阿赖耶识”为宇宙本原，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国民道德，以促革命之成功。“我所靠的佛祖乃是靠的自心，要有这种信仰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业来。”
传统儒学发展到近代，同时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方面是大量吸取西学以入儒学；另一方面则是公开地吸收佛学，援佛人儒。宋明新儒学曾大量地吸取了佛、道思想，但他们一般都不是公开的，住往是“明挤而暗用”，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近代国门被打开，传统儒学受到了西学强力的冲击，促使儒生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佛家和道家看作自己的同伴，公然地援佛、道以入儒，表现了旧儒学所未有的开放性。从龚自珍、魏源，一直到康、梁、谭，都表现出佛、道与西学同时兼收并蓄的倾向。这一倾向发展到章太炎，便表现出明显的体系性矛盾。章太炎之后，儒教新学的体系矛盾开始分化为不同学派的对立，真正的儒教传统逐步走向终结。
儒教在现代的革命性变革
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当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引发上层建筑的革命时，必然要同时伴随思想文化领域的激烈斗争。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马克思指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那么近代史上的中国革命是不是也有过一场类似“宗教批判”的斗争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与德国由宗教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儒家学说主导的，所以中国革命的“宗教批判”实际上表现为对儒家学说的批判。
从南宋末年开始到晚清，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儒学长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意识形态。在近代革命时期，它实际上充当着旧中国“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所以，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