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天宫伎乐的壁画在克孜尔石窟很普遍，有一幅《天宫伎乐图》是龟兹乐舞艺术集大成的壁画。洞内左右壁上方各画一排天宫伎乐，共28身伎乐天人。左右壁上方还绘有《说法图》，每尊佛像周围都绘有听法众生和伎乐天人多身。壁画完美地呈现出龟兹乐队正在演奏的形象：弹琵琶、打手鼓、拨箜篌、奏排箫、吹唢呐、舞花绳彩带……无不合拍应节，丝丝人扣。那神态体姿，情状各异，或神采飞扬，或专注闲适，气息犹在，生动可感。有的乐舞组合形式为二人一组，每个龛内有一乐伎一舞伎，奏乐伴舞，一静一动，栩栩如生。这种组合形式，未见于龟兹石窟以外的石窟寺壁画。这可能与龟兹流行双人歌舞有关，双人歌舞有歌有舞，生动活泼，有感情交流，有内容情节，如同一种说唱艺术。有一龛中那个拨箜篌的乐天，圆脸丰润，棕色皮肤，浑厚健壮。另一龛中吹横笛的乐天樱唇对孑L，吸胸运气，似在欲吐未吐的一瞬间，那种肩臂为之跃动、浑身为之震荡的欢快激情，酣畅淋漓，宛若出壁。与演奏乐器者相映成趣的是舞伎，舞蹈者或屈肘耸肩、含胸扭腰，或手捏花瓣、臂舞璎珞，或撼首弄目、击掌合拍，时缓时急，起伏跌宕，仿佛是龟兹社会乐舞生活在佛寺洞窟中的再现。
同一洞窟门楣上方绘有《弥勒说法图》，图中弥勒安详恬静，虔诚文雅，容光照人，极尽妩媚。一窟之中，娴静温婉的菩萨同纵情欢乐的伎乐天人形成情趣殊异的对照。不仅如此，把《天宫伎乐图》绘在《说法图》的上面，其奥妙还在于暗示了天宫的位置。
天宫伎乐的欢娱场面，是对下面佛和菩萨说法度化众生的歌颂和礼赞。《说法图》中的伎乐形象也很多，这些伎乐与天宫伎乐共同创造了浓烈的天国气氛，仙音缭绕，轻歌曼舞，使僧尼信徒在寺窟中绕行礼拜时，产生雅乐飘逸，舞影绰约的幻觉，沉浸在艺术的陶醉之中，仿佛进入天国，从而引导人们修行奉佛，以达到未来理想的彼岸。
佛教善于借用音乐舞蹈这种美的形式宣传教义，吸引僧众信徒。《大智度论》说：“菩萨欲净佛土，故求好音声，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受化易，是故以音声因缘供养佛。”乐舞在佛教活动中是多功能的，既要使众生“心柔软”、“受化易”，又要用乐舞作为向佛的供物。可见，佛教一方面禁欲，一方面又把歌舞娱乐当作天国最高的享受。观看壁画，就如同身临彼岸天国，到处是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日月笙歌。
超然世外的佛高居正中，跏趺莲花座上，众生环绕如群星伴月，座前乐队钟鼓齐鸣，空中飞天飘舞散花。莲花童子天真烂漫，菩萨伎乐国色天香……这是何等神迷心醉的极乐世界！极乐的幻境满足着空荡的心灵，而这一切又以弘扬教义为外衣，以禁欲修行作掩护，这又是何等意味深长的历史活剧啊！
克孜尔石窟壁画，主要是第一期（东汉后期）、第二期（西晋时期）、第三期（南北朝至隋）的作品。到了第四期的唐代，克孜尔石窟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唐朝恢宏壮丽的汉风艺术。库木吐拉千佛洞的兴起，是其重要标志。
石窟寺壁画是宣扬佛教思想的，内容都来自佛经教义，但也有一定表现现实生活内容的作品，如披甲戴盔的马上骑士，身着双领对襟大衣、足蹬长筒皮靴的龟兹土著人，佩戴各种服饰的诸国王子，用二牛抬杠犁地的农民，当地民族形象的制陶工匠等等，画家们把森严佛国与龟兹社会生活的脉搏沟通了。
壁画造型和内容，也受到中原千佛、列佛绘画的影响。在一派罗马、印度气象的龟兹佛寺中，龟兹本地风格和中原笔墨同样在这里熠熠生辉。
龟兹石窟是龟兹文明的集中体现，是龟兹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边联系着古老的中华文明，一边联系着古典世界的希腊、波斯、印度文明。
载负文明航船的河流
古老西域文明的航船，随着塔里木河的波涛，不断进行着从西向东、从东向西往而复返的航程。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汉朝统一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大规模开展屯垦灌田，这就象征着西域游牧狩猎文化的式微，而农耕文化则如日中天，蓬勃于塔里木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汉朝经营西域，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结果无功而返；后又联合乌孙，不惜先后派出细君、解忧两位汉公主以和亲求盟友。汉使携带千金赴大宛购买宝马“汗血马”，反被大宛杀害。
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是西域拥有户六万、口三十万的大国，以盛产“汗血马”著名，该马集中于大宛的贰师城。汉武帝为了得到优良马种以抗击匈奴，又因汉使被杀，就决定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兵万人征伐大宛。由于路途遥远，缺乏粮食补给，很多士兵死于途中，所剩几千人难以攻下大宛，结果不得不率兵返回。但汉武帝严令贰师将军不得进入玉门关，李广利只得暂住敦煌。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线长而粮草供应不足，“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所以，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命李广利二次出征大宛，就派出军队六万人，携带马匹三万，牛、羊十万及大批粮食。这次攻破大宛，大获全胜，李广利从贰师城挑选几十匹好马和三千匹中等马，分两路班师回朝。这次胜利，显示了汉武帝扩张主义雄威，提高了汉朝在西域的声望。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远征西域，靠从内地转运粮草毕竟不是长远之计，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也仅能维持运输人员的消耗。，如从西域诸国征购，由于当地生产水平很低，也根本无力满足汉军所需数量惊人的粮食供应。
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班师后，汉朝在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渠犁一带设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屯田积谷。但留下的士卒仅数百人，屯田规模不大，收获粮食只能供应来往使者和商旅，还无法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不过，轮台、渠犁的屯田，为以后扩大农耕和大规模开发水利灌溉揭开了序幕。
搜粟都尉桑弘羊，是一位了不起的农业开发专家，他根据汉朝在河西地区大规模屯田的经验，直接上书汉武帝，提出一个在轮台、渠犁屯田五千顷、建立西域粮食生产基地的宏伟计划。地处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渠犁一带，素有“广饶水草”、“良畴美土”之称，气候温和，地域辽阔，开发五千顷以上良田是可行的。
至于汉朝所派屯田人员的粮食供应及籽种，先由内地所产铁器、黄金以及丝绸织品向西域诸国换取。屯田士卒在划定地区开沟通渠，种植五谷，待一年后粮食有了收获，再招募内地农民携带家属前来垦荒开渠，扩大耕种。这样以轮台、渠犁为中心，不仅向东在通往河西的酒泉、张掖间设立驿站，互为联络，而且能“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沟通与乌孙的关系。桑弘羊的这一计划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汉武帝没有采纳。因当时汉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对在西域大规模屯田已无能为力，从而在无奈中失去了一次良机。
汉昭帝继位后，立即恢复了在轮台、渠犁的屯田，还参照桑弘羊的建议，派抒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驻轮台专管屯田事务。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新立鄯善王尉屠耆请求汉朝在伊循划区屯田，借以改变“寄田仰谷旁国”的局面。汉昭帝即“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不久，赖丹将屯田从轮台向龟兹发展，当时龟兹是亲匈奴的，害怕汉朝势力扩展，就杀害了赖丹。这就使汉朝的屯田，受到了一次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