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朋友——路易·艾黎
1997年是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朋友路易·艾黎诞辰100周年。中国和新西兰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朋友。在艾黎的出生地和甘肃省的友好城市基督城，市政厅将在中小学校搞一次作文比赛，目的是宣传艾黎的事迹，让年轻一代把新中友谊发扬光大。
一天，我收到一位基督城中学生的来信，他希望我给他介绍一点艾黎的事迹，尤其要我讲讲他到中国以后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面对一个新西兰中学生这样一封言辞恳切的来信，我不忍心以自己的一知半解应付了事。
幸好办公室里有一本艾黎撰写的《在华60年》的书，还有一些书籍和杂志。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用英语编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感动。
艾黎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南岛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1927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60年，于1988年在北京逝世。经历了当代中国最艰苦的岁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被公认为中新两国人民友谊桥梁的建造者。他在中国比在生养他的故土更出名，因为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岁月贡献给了中国人民。
1927年，艾黎到达上海。20年代，新西兰和其他国家一样，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大萧条。一次大战后，羊毛价格暴跌，尝够了失败滋味的艾黎决定到遥远的正在为一场革命大风暴席卷着的中国来看看。他体格健壮，理想远大，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经历了欧洲战争和农村艰辛生活的磨炼，这一切使他变得很坚强。在上海这样一个“冒险家的乐园”里，艾黎不是因自己有一张“洋人”的脸而欺凌当地的中国人，而是与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同情他们的苦难，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在无锡，6名缫丝工人被无辜枪杀的事件使他愤怒无比。这也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1934年，他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但他从不居功自傲。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屠杀上海工人和革命者，艾黎利用他是市政府的外籍雇员的身份帮助中国人民，长征电台就安装在他在愚园路的居所。他还掩护过宋庆龄女士。1936年，作家史沫特莱请艾黎为冯雪峰当翻译。冯向他和鲁迅讲述了长征的故事。史写出了第一本有关长征的书，使外界了解到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长征精神的鼓舞下，艾黎和斯诺夫妇在甘肃的山丹县发起了“工合”运动。“工合”是工业合作社及其运动的缩写。这个运动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小型的工业合作社使民众自救，宏扬民主和生产技术，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工业的骨干力量。“工合”的旗帜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果，这个运动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帮助了革命和进步。艾黎为“32合”呕心沥血，但是在解放后，他却写信推荐斯诺的夫-人争取诺贝尔奖。后来，这个运动还成为联系外国朋友和华侨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纽带，并成了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联系的通道。
最近的调查发现，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里，艾黎冒着极大的危险，利用为国民党政府发救济粮的身份，把一大批救济粮偷偷送给贺龙领导的洪湖地区抗日军民。
1947～1949年，艾黎就像生活在老虎嘴里一样。他经常坐“黄鱼”车翻山越岭，为“工合”运动奔走。在生活安定时，他也想到过结婚，但是为了那些孤儿们的幸福，他毅然决定终身不娶。他把自己的60个春秋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
1953年，艾黎到北京定居后，更是不知疲倦地为和平和友谊232作。他参加了反对核威胁的国际和平会议，他为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1960年访华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斯诺访华5L为1970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艾黎是一个中国通，对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和文化有很深刻的了解，他向外国来访者和朋友们介绍中国，使他们消除了误解和困惑。
自30年代以来，艾黎为了中新友谊在新西兰受到误会甚至诽谤。中国和新西兰建交后，艾黎才4次回到新西兰，受到了朋友和亲人的热情接待。1985年，艾黎受到正在访华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接见。当年，艾黎还被授予“女王社会服务勋章”。1986年，新西兰总理朗伊亲自在惠灵顿出席了《艾黎自传》的发行仪式，并为《艾黎的生活和旅行》电视剧作讲解。
1966年，艾黎在北京宁静的居所也面临着被“红卫兵”冲击的危险，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女士在证词中写道：艾黎在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中国人民对艾黎的最高评价。“****”中，康生曾企图迫害艾黎，遭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反对。在******总理的保护下，艾黎是惟一可以自由旅行的在华外国人。
******在庆祝艾黎80岁诞辰时称他为“老朋友和战友”。******在为艾黎逝世的挽联上写道：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艾黎却谦虚地称自己是一棵双叶片小草。他在遗嘱中写道：这只是又一名战士在前进。
瞻仰路易·艾黎故居
从接受文化部委派的时候起，我就想去路易·艾黎的故居看一看。1994年国庆节，使馆要在南岛的基督城搞一次大型的招待会。有一家商场要求文化处同时举办一个展览。开幕式后，我向大使请了个假，去瞻仰一下路易·艾黎的故居。李金华大使欣然同意。我心里的高兴劲甭提了，想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就实现了夙愿。
去艾黎的故居，也是干弟弟邱明春。
他特地跟老板请了假，开车把我送到艾黎的出生地——斯普林菲尔德。
由于新西兰地处南半球，节气正好与中国相反。10月的北京，大概正是金风飒飒，红叶遍地的秋天，而新西兰却是春意盎然的初春。极目远眺，绵亘的雪山像一道道多姿多彩的屏风；森林和山坡是一片翠绿；五颜六色的花朵开放在草丛、树枝和住家的院落里；数不清的牛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远远看去好像一朵朵白云在飘动。风格各异色彩纷呈的房子在阳光下犹如镶在绿色地毯上的宝石……从繁华的都市一下子来到这样的“世外桃源”，怎不令人心旷神怡！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车子开进了斯普林菲尔德小镇。我抬眼望去，只见一片草坪的中央有一块圆形的红砖地，上面矗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石雕，这就是纪念艾黎的石刻浮雕像。这件作品出自两位中国艺术家之手。他们没有像通常处理伟人像那样做成圆雕，他们在平展的一面以浮雕的形式刻画了3个人物。中央坐着的是路易·艾黎，他上身穿着汗衫，脚打草鞋。他的面容那样慈祥，目光那样深邃。他垂在膝盖上的一只手里拿着一本书。艾黎的身边分别是一个站立着的男青年和一个坐着的女青年，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绵羊依偎在艾黎和女青年的身旁。路易·艾黎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劳碌奔波了一生，自己却终身未婚，收养了********孤儿。我想，艺术家这样处理作品的主题也许含义更加深刻。
我在静谧中伫立良久，向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表示了深深的敬意。我身后的雪山似乎也在向她那忠诚的儿子行着注目礼。艾黎一生虽无子嗣，但他的姐妹们（大多已去世，听说现在还有一位住在奥克兰，年高九秩有余）都是新中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艾黎的一位堂弟迪格-艾黎，曾担任过新中友协塔那朗基分会主席。他虽年事已高，但经常去学校和群众团体作讲演，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贡献。
随后，我们徒步去瞻仰了艾黎出生的房子。房子不大，由于无人居住，门窗紧闭。我们只好透过玻璃向里探望。明春告诉我，附近有一所艾黎上过的小学校，我说过去看看。这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小学，30来名各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连校长在内只有3名教师。
当师生们了解到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来自艾黎的第二故乡——中国的时候，整个学校停了课，孩子们高兴得叫了起来。校长告诉我，艾黎在美丽宁静的斯普林菲尔德度过了他的童年。艾黎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是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艾黎一家在当地的老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父亲对子女们很严厉，母亲是一位宽厚仁慈又乐于助人的女性。这一切对于艾黎善良、朴实和为人类正义事业无私奉献高贵品质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艾黎最快乐的一天是星期六，因为那天父亲都要去基督城述职。他和兄弟姐妹们可以在河边玩耍、抓鱼、逮蝌蚪，或者一边帮家里挤牛奶，一边看着火车驶过而构想着自己的未来……
我听得简直入了迷。校长还告诉我，学生们很想了解中国，我答应回使馆后一定给他们寄一些资料。孩子们高兴地鼓起了掌。
在回基督城的途中，我们还去看望了阿彻先生。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是艾黎生前的好朋友。他在解放前去了甘肃的山丹县，担任过艾黎的秘书。解放后，他还在“培黎学校”教过英语。
阿彻先生的家很大，占地几十亩。院子里林木森森，芳草遍地，还有小桥流水。我们的目光一下被一座小巧玲珑的琉璃塔吸引了过去。还没等我们开口，阿彻先生告诉我，这是当年艾黎送给他的礼物。院子里还有很多中国树木，它们大多已是树干参天，浓荫盖地，有的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进阿彻先生的家，我仿佛置身于一座小型的中国文物博物馆。正墙的壁柜里摆满了汉陶和各种雕塑。一张长沙发后面挂着一幅康有为的对联：观朝廷盛事，枕簟生微凉。我曾经在故宫看见过康有为的手迹，这幅书法的确是真迹。
阿彻先生拿出一本相册，如数家珍般地给我讲当年他在山丹拍的照片：满目疮痍的城墙，绝迹的古建筑和寺庙，一脸稚气的“小八路”和培黎学校的男女学生们；还有一幅斗争地主老财的现场照片。这些照片真实地记载了历史，因此格外珍贵。
小坐之后，阿彻先生又领我们去他的卧室参观。斗室中满是书画。最引人注目的是白乐天的一幅对联：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阿彻先生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今天黄河就要清了。”寥寥数语，道出了老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也道出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所有的西方国家的老人一样，阿彻先生虽然有子女，但他们都不在身边，生活尽管不缺吃、不愁穿，但是很孤独。好在这位老先生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王老五”做伴，头痛脑热有人照顾。我回使馆后，经常给他寄些中文的录像带。有一次，20本带子在邮局寄丢了，他一再来电话表示道歉。我说没关系。我想，人家在我们受苦受难的岁月里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今天丢了几本录像带算不了什么。后来，阿彻先生中风了，半身瘫痪。我让惠灵顿的好朋友（中医大夫）寄去了一些中药。他吃了后还挺管用，一再来电话感谢我。
遗憾的是，我在离任之前因为太忙没有去向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告别。
何明清：女白求恩
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但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的白求恩式的人物却鲜为人知。她就是“何明清”。
何明清是她的中这名字，其英文名为CATHLEENHALL．大概因为HALL的发音与中国的姓“何”很相近，所以她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漂亮的中国名字。
1996年是何明清诞辰100周年。中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朋友，在国内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新中友协将由主席亲自率团去何明清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访问。新西兰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何明清》的书。我很想在新西兰见见她的亲属。中国有句古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新中友协惠灵顿分会每次有活动总是邀请我去参加，我只要有空就一定去。在集会中，我经常看见一位50来岁的女士，她很文雅，脸上总带着微笑。一次，郭惠兰向我介绍说，她叫MARYHALL，我脱口而出地说：“我知道新西兰有位cATHL，EENHALL。”郭马上说：“她就是何明清的侄女。”她的话音未落，我几乎高兴得叫了起来，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和玛丽攀谈了起来。她个性沉默寡言，有些腼腆。她告诉了我一些何明清的身世。
何明清于1896年出生在新西兰北岛的内皮尔市。她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孩子。其父为内皮尔市地区土地登记官，其母婚前当过教师。她13岁时，随全家迁居到奥克兰。
她的3个哥哥都自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两人献出了生命。何明清从此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何明清上学后成了一名护士，1923年，作为一名医务传教士到中国工作。她在北京呆了一年，学习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后来，她被分配到大同、河间和安国的教会医院工作。
抗日战的年代里，她出生入死，为抢救抗日将士和老百姓的生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她还和白求恩大夫、宋庆龄以及聂荣臻等八路军的领导人建立可歌可泣的友谊。
在抗日战争中，宋庆龄发起成立了“中国自卫同盟”旨在通过这个组织争取国际人士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正义战争。何明清在这时认识了正为八路军工作的白求恩大夫。
抗战初期，解放区缺医少药，何明清利用持有英国护照的方便几次进出北京城，为解放区人民筹措药品和医疗器材。一天，白求恩穿着褪色的八路军军装来到村子里找何明清。他告诉何他祖籍苏格兰。白求恩对这位“同乡”——一位纤弱女孩子不住地眨着眼睛，也许，这是对她的抗战热情表示惊讶和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