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我对于贵会，本来预定讲演的题目，是“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间因为有病，不能履行原约。现在我快要离开南京了。那个题目不是一回可以讲完，而且范围亦太窄。现在改讲本题，或者较为提纲挈领于诸君有益罢。
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
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我们是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们一家里弟兄姊妹们，便占了全人类四分之一；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的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我们许多文化产品，都用我们极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来。虽然记录方法不很整齐，虽然所记录的随时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现存的正史，别史，杂史，编年，纪事本末，法典，政书，方志，谱牒，以至各种笔记，金石刻文，等类而论，十层大楼的图书馆也容不下。拿历史家眼光看来，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又不独史部书而已，一切古书，有许多人见为无用者，拿他当历史读，都立刻变成有用。章实斋说：“六经皆史”，这句话我原不敢赞成；但从历史家的立脚点看，说“六经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说，则何只六经皆史？也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里头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
这种方法之应用，我在我去年所著的《历史研究法》和前两个月在本校所讲的《历史统计学》里头，已经说过大概。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之处，但我敢说这条路是不错的，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会发出许多支路，不必我细说了。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矿太大了，非分段开采不能成功。非一直开到深处不能得着宝贝。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精力，能彀彻底开通三几处矿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业。因此我们感觉着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共同计划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时的学问根蜒，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拚着一二十年工夫下去，这个矿或者可以开得右点眉目了。
此外和史学范围相出入或者性质相类似的文献学还有许多，都是要用科学方法研究去。例如：
（1）文字学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字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
（2）社会状态学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人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像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总而言之，几千年间一部竖的进化史，在一块横的地平上可以同时看出，除了我们中国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个国了。我们若从这方面精密研究，真是最有趣味的事。
（3）古典考释学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
这种工作，前清一代的学者已经做得不少。我们一面凭藉他们的基础，容易进行；一面我们因外国学问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补他们所不及。所以从这方面研究，又是极有趣味的事。
（4）艺术鉴评学
我们有极优美的文学美术作品。我们应该认识他的价值，而且将赏鉴的方法传授给多数人，令国民成为“美化”。这种工作。又要另外一帮人去做。我们里头有性情近于这一路的，便应该以此自任。
以上几件，都是举其最重要者。其实文献学所包含的范围还有许多，就是上所讲的几件、，剖析下去，每件都有无数的细目。我们做这类文献学问，要悬着三个标准以求到达：
第一求真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他“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他“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子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做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呢。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日艮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藉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彀我们受用咧。
第二求博我们要明白一件事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比方做生物学的人，采集各种标本，愈多愈妙。我们可以用统计的精神作大量观察。我们可以先立出若干种“假定”，然后不断的搜罗资料，来测验这“假定”是否正确。若能善用这些法门，真如韩昌黎说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许多前人认为无用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把他废物利用了。但求博也有两个条件。
荀子说：“好一则博”；又说：“以浅持博。”我们要做博的工夫，只能择一两件专门之业为自己性情最近者做去，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否则件件要博，便连一件也博不成。这便是好一则博的道理。又，满屋散钱，穿不起来，虽多也是无用。资料越发丰富，则驾驭资料越发繁难，总须先求得个“一以贯之”的线索，才不至“博而寡要”。这便是以浅持博的道理。
第三求通好一固然是求学的主要法门。但容易发生一种毛病，这毛病我替他起个名叫做“显微镜生活”。镜里头的事物看得纤悉周备，镜以外却完全不见。这样子做学问，也常常会判断错误。所以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却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
这些关系，有许多在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我们要用锐利眼光去求得他。能常常注意关系，才可以成通学。
以上关于文献学，算是讲完，两条路已言其一。此外则为德性学。此学应用内省及躬行的方法来研究，与文献学之应以客观的科学方法研究者绝不同。
这可说是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人人应当领会的。必走通了这一条路，乃能走上那一条路。
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除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各国而无愧色，但是我们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此。其学为何？即人生哲学是。
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即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纳于人生这一途，而于西方哲人精神萃集处之宇宙原理，物质公例等等，倒都不视为首要。故《荀子·儒效篇》日：“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儒家既纯以人生为出发点，所以以“人之所以为道”为第一位，而于天之道等等，悉以置诸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