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
读书主要靠自己，有好的老师当然很好，没有好的老师，一个人也能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把书读好。像任何事物一样，读书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就是听（听课）一一看（自学）一一用（查书）的发展过程。
听课要抓住重点，弄清基本概念，下课以后光靠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不行，我主张多做习题。做习题可以加深理解，融会贯通，锻炼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题目做不出来，说明你还没有懂；即使所有题目全部做出来，也并不一定说明你全懂了，因为做习题有时只是在凑凑公式而已。如果知道自己懂在什么地方，不懂又在什么地方，还能设法去弄懂它，到了这种地步，习题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所以有的教科书就根本没有习题。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这个道理。
到了某种时候，课程都不一定去听，自己能看书，又掌握了工具，包括文字的和实验的工具，就完全可以目学。一本书从头到尾循序看下去总可以看得懂。再进一步，你也可以下去多看书，因为世界上的书总是读不完的，一个人总不能当一个会走路的图书馆。这时就要学会查书，一旦要用的时候就可以去查。在工作中，在解决某个问题的过程中，需要某种知识，就到某一部书中去找，查到你要看的章节。遇到看不懂的地方，你再往前翻，而不必逐章逐节从头到尾去看完整部书。如果“闭上眼睛”，能够“看到”某本书在某个部分都讲到什么，到要用的时候能够“信手拈来”，那就不必预先去看它背它了。事实上，许多书只是备人查，而不值得供人读的。
这种由听到看再到用的读书的发展过程，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把书“越读越薄”的过程，因为一本书中真正有用的东西就只那些，你把它们掌握了，也就可以运用自如了。
我们所谓懂，也大有程瘦之不同。往往对某个问题理解得更透彻或更全面对就会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真懂。现在，真懂了吗？可能还会出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所以懂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懂与不懂，只是相对而言的。
每个人都要摸索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要从读书中去发现自己的长处，进而发扬自己的长处。有的人是早上读书效果最好，有的人则是晚上读书最好；有的人敏捷，眼明口快，有的人却十分认真、严谨。总之，世上万物千姿百态，人与人之间也有千差万别，尽管同一个老师教，上同样的课，但培养出来的人总是各种各样的，决不会是一个模子铸出来，像一个工厂的产品，完全一个模样。
归根结底，读书还是靠自己，要靠自己下苦功，要靠自己去摸索和创造。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老师不要了，或不重要。
教好书是老师的天职。要教好书，除要有真学问外，一要大胆，二要少而精，三要善于启发学生，识别人才。教书首先要大胆，中青年教师尤其要注意这点。上了讲台，拘拘束束，吞吞吐吐，照本宣科，或者总是写黑板，那就非叫学生打盹不可。要像演员一样，不管是唱京戏，演话剧，上了台就要摆出“老子天下第一”那个样子，要“目中无人”，要用自己的话把书本上的东西讲出来，要发挥，要有声有色。这时，你才能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同学们看你的眼色神情在变化，才能被吸引住。要做到这一点，诀窍就是讲课不要现准备、现讲。要做到需要准备才能讲的不要讲，不需要准备就能讲的才讲。要融会贯通，能从头讲到尾、也能从尾讲到头，能讲一年之久的课程，也能把它在一个月内讲完，能详能简，能长能短。总之一句话，必须真正掌握了自己所要讲的课程的全部内容。怎样才算真正掌握呢？要像杂技艺人玩耍手中的球，抛上接着，得心应手，可以随便怎么玩都行，这才算真正掌握了。又如何才能做到真正掌握自己所教的课程呢？必须自己知道的、理解的东西比要讲的广得多、深得多。
认真掌握，大胆教书，用自己的话讲课，就像我现在讲话这个样，随口可以说出来，才能做到毛主席讲的“少而精”，深入浅出。老实说一句，如果你只会照书上讲，你讲一个小时，学生自己往往看半个小时就够了。好的老师，虽曾写过讲义，著过书，讲课时也不会完全照着自己的书和讲义去讲。这是什么道理呢？比如一本小说，改编成一出戏，不过是三、五幕，七、八场。从第一幕末到第二幕初，中间跳过了许多事情，第二幕开始，几句一交代，观众就知道跳过了什么情节，用不着都搬到舞台上来嘛！搬到舞台上的总是最精彩的段落，最能感动人而又最需要艺术表演的场面。看戏的人觉得这戏好，当场就会鼓掌，不会在看戏时打磕睡，第二天一觉醒来，才觉得昨天的戏真好。这和看小说不同。小说有时看看停停，停停看看，看了几遍之后，才觉这部小说写得真好。
所以著书类似于写小说，教书类似于演戏。
好的老师还要善于启发学生，善于识别人才，因人施教，把他们引向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去。你到讲台上讲一个基本概念，就要发挥，要联想，要举一反三，要引人人胜。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又是怎样巧妙地解决的，与它类似的有哪些问题，还有哪些没有解决？这样一步步地把学生引人胜景。现在的大学生素质好，肯努力，很有雄心壮志、男的要做爱因斯但，女的要当居里夫人，做老师的要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才。如果一个青年考进来后，一年、二年、三年，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萎缩不前，那就是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党和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所应当十分警惕的！
一个老师把书教好了，到一定的时候，就要自己写书。可以说，写书是教书的总结。
写好一本书，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学生都将很认真去读它，何况还有社会上的广大读者。写书与教书一样，首先要大胆，这是我亲身的体会。1923年，我大学还没毕业，就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初中算术》，一本是《几何证题法》，商务印书馆多次再版，销路很广，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还要求我把后一本书译成白话文出版。去年3月21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报道，其中说到一个年轻人经常去北京图书馆仔细阅读我写的《几何证题法》，原来他就是全国数学竞赛第二名，叫严勇，有的人还以为是我家里的人哩。抗战胜利后到解放前夕，我又写了大学普通物理学以及高中、初中的物理教科书，其实这中间近三十年、我只在1927年教过一年书。凭什么能写教科书呢？就是靠大胆。
我看你们在座的都可以写书、可以写几十本、几百本，总比我23岁时高明嘛，看来还是你们思想不够解放，去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大连工学院某位教授对我说：“我新近读了你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才知道自己过去并没有真懂这两大定律。”这虽是过誉之言，确也反映一个通常情况。
要写好书，应该写出自己的风格，就是要用自己的话去写，绝不能东抄西袭、剪剪贴贴、我写一本书之前，先翻一些参考书，但是动笔之后，就不再看书了，一口气写下去，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这就好像是蜂酿蜜，蚕吐丝，蜜蜂采的是花粉，经过自己酿制之后，就变成纯净的蜂蜜，桑蚕吃的是桑叶，经过自己消化之后，就成为透亮的蚕丝。采花酿蜜，可说是千辛万苦，吐丝结茧，真正是“一气呵成”。何谓写出“自己的风格”？就是“文如其人”当别人看你写的书时，就好像听见是你在说话一样，而不会感到是别的什么人在说话。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什么叫做能研究工作，能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或者能指导研究工作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标志是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题目，就是找到一个经过努力近期内能够解决的研究题目。初级研究人员就是要在别人给他指点的领域、选定的题目下完成一定的研究工作。中级研究人员应该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研究题目、并能独立地解决它。高级研究人员则应该能给别人指点一个合适、的领域或题目，但这个题目也不能是经过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希望解决的那类问题。因此。找＿个好的导师是很重要的。找怎样的导师好昵？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我说各有各的好处。年轻的导师自己正在紧张地做研究工作，到8点钟你去上班就行，该做些什么，导师早已为你安排好了。也许一年半载就出成果，他和你联名发表论文，但你可能莫名其妙，甚至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它的意义。你的导师也许把你作为劳动力来使用了。你的工作要是在国外做的，回国后要想重复，可能也做不起来，因为仪器设备的建设也是你导师搞的。如果导师是老的，他名气很大，也很忙，你三个月不去实验室他也不管你，三年不出成果也不找你，遇到困难只好自己去克服。也许你做出了成果，请他看一下，他还可能没工夫，要等到下一天、倘使被他发觉你会弄虚作假，他一定下令鸣鼓而攻，把你一脚踢出实验室的大门。跟这样的老先生也有好处，因为与他打交道的大都是当代名家鸿儒，你工作在那里，他们来参观，握个手，点个头，问答几句，可以受到鼓舞启发，增强你克服困难的信心。
做工作的过程，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有没有工作能力，就看你能否克服困难，有没有克服困难的雄心。培养科研人员，重要的一环就是培养克服困难的能力。做研究工作，搞发明创造，要经过训练。所谓训练，就在于此，要能提出问题，又能解决问题。一个人能不能做研究工作，并不取决于他的书读得多少。书读得多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事都已经解决了，老师似乎也讲得尽善尽美。
其实一个人在做研究工作做得正起劲的时候，废寝忘食，连看书的兴趣都没有，真是除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外，什么事也不管的。
怎样才称得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工作呢？首先，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其次是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必须是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最后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即仪器或设备，必须是自己创造，而不是用钱可以从什么地方买来的。
做研究工作要与搞教学结合起来。我们现在需要搞好科研，更需要搞好教学。教学与科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所大学应该成为以教学为主的教学与科研中心。教书的人必须同时做科研或曾经做过科研。搞科研的人应该教点书，多与青年人接触，可以帮助你多考虑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