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办完丧事，回来和我们说：祖父真可算是“无疾而终”。那一天是清明，他还带着伯叔父和堂兄们步行到城外去扫墓，但当他向坟台上捧献祭品时，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二伯父赶紧上前接过去。跪拜行礼时也还镇定自如，回来也坚持不坐轿子，说是走动着好。回到家后，他说似乎觉得累了一点，要安静躺一会子，他自己上了床，脸向里躺下，叫大家都出去。过不了一会，伯父们俏悄进去看时祖父已经没有呼吸了，脸上还带着安静的微笑！我记得他的终年是八十六岁。
这时已是1923年的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我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需写毕业论文，我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我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我，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
就在这时我的吐血的病又发作了。我母亲也有这个病，每当身体累了或是心绪不好，她就会吐血。我这次的病不消说，是我即将离家的留恋之情的表现。
老师们和父母都十分着急，带我到协和医院去检查。结果从透视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症状。医生断定是肺气枝涨大，不算什么大病症。那时我的考上协和医学院的同学们和林巧稚大夫一一她也还是学生，都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乱想，心绪稳定下来就好。”
于是我一面预备行装，一面结束学业。在毕业典礼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张学士文凭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把荣誉奖的金钥匙。
这一年的8月3日，我离开北京到上海准备去美。临行以前，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再三要求我常给他们写信，我答应了。这就是我写那本《寄小读者》的“灵感”！
8月17日，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就把带着满腔离愁的我，从“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载走了！我写过一首诗：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飘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一一
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我在国内的大学生涯，从此结束。在我的短文里，写得最少的，就是这一段，而在我的回忆中，最惬意的也就是这一段，提起笔来，就说个没完了！
1985年3月18日
在美留学的三年
这应该是我的自传的第六段了。
我的《寄小读者》就是在美留学的三年之间写的，但叙述得并不完全，我和美国的几个家庭，几位教授，一些同学之间的可感、有趣的事情并没有都写进通讯里去。
我在《我的大学生涯》里写过我的英文教师鲍贵思女士对我特别地爱护和关怀。鲍女士的父亲鲍老牧师也在20年代初期，到北京燕大来看过他的女儿，并游览了北京名胜。我们也陪他逛过西山。他在京病了一场，住在那时成立不久的协和医院。他对我们说，“我在美国和欧洲都住过医院，但是只有中国的医护人员最会体贴人。”
我到了美国东部的波士顿，火车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了。这时在车站上来接我的就是这两位鲍老牧师夫妇。在威校开学前，我就住在他们家里。我记得十分清楚，这地名是默特沸镇、火药库街四十六号。
46Powder HOuse Street
Medford，Mass
这住址连我弟弟们都记得，因为他们写给我的信，都是先寄到那里。这所房子的电话号码是1146R。和我同船来的清华同学们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上课的，他们都来到这里来看望我，也都记得这电话号码，他们还彼此戏谑，说“是为的要记住这些数字，口中常念念有词，像背“主祷文”似的！
这所房子是鲍老夫人娘家的，因为这里还住着一位老处女，鲍女士的姨母，Josephine Wtlcox，我也跟鲍家子侄辈称她为周姨（Aunt Jo）。
因为鲍老牧师夫妇和“周姨”待我和他们自己的儿女一样，慈爱而体贴，我在那里住得十分安逸而自由。他们家里有一个女工和一个司机，女工专管做饭和收拾屋子，司机就给他们开车。这个女2112IL作并不细致，书桌上只草草地拂拭一下，这是我最看不惯的。于是在吃早饭后，同周姨一起洗过盘杯，我便把鲍老牧师和周姨的书案收拾得干干净净，和我在自己家里收拾我父亲的书案一样。
在我上学以前，鲍老牧师带我去参观了几个男女大学，他们又带我到麻省附近观赏了许多湖光山色，这些我在《寄小读者》通讯十八“9月9日以后”的记事中都讲到了，否则我既没有自己的车，又没有向导，哪能畅游那么多地方呢？
总之，在美国时期，鲍家就成了我的家，逢年过节，以及寒暑假，他们都来接我回“家”。鲍老牧师在孟省（Maine）的伍岛（Five Islands）还有一处避暑的房子。我就和他们一同去过。在《寄小读者》的通讯中，凡是篇未写着“默特沸”或“伍岛”的地名的，都是鲍家人带我一起去过的。
此外，还有好几位我的美国教授，也是我应当十分感谢的。他们为我做了一些“破例”的事情。我得到的威校的奖学金，每学期八百元，只供给学、住、膳费，零用钱是一文无着；我的威校中国同学如王国秀，她是考上清华留学官费的，每月可以领到八十美金。国秀告诉我，不是清华的官费生，也可以去申请清华的半官费，每月可以领到四十美金，只要你有教授们期终优秀成绩的考语。我听她的话，就填写了申请表，但是我只上了九个星期的课便病倒了，又从学校的疗养院搬到沙穰疗养院，我当然没有参加期终考试，而我的几位教授，却都在申请的表格上，写上了优秀的考语，于是我糊里糊涂地得了每月四十美元的零用金！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中的K教授（Prof.E.Kendrick）是威校宗教系的教授，我没有上过她的课，但她在20年代初期，曾到中国游历，在燕大女校住过些日子。我们几个同学，也陪她逛过西山，谈得很投机。因此我一到了威校，她便以监护人自居，对我照拂得无微不至！我在沙穰疗养院，总在愁自己的医疗费不知从哪里出，而疗养院也从来没有向我要过。后来才晓得是K教授取出威校给我的奖学金，来偿付的。我病愈后，回到鲍家，K教授又从鲍家把我接出去避暑。她自己会开车，带我到了新汉寿（New Hampshire）的白岭（whiteMountains）上去。《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到二十三，就写的是这一段经历。
我在美国接触过的家庭和教授们，在1936年重到美国时，曾又都去拜访过，并送了些作为纪念的中国艺术品。威校的教授们还在威校最大的女生宿舍“塔院”（Tower Court）里，设午宴招待我们。（那时K教授正在意大利罗马度假，她写信请我们到罗马去，于是我们在不见日、月、星三光的英都雾伦敦，呆了三个星期之后，便到了阳光灿烂的罗马。这是我留美三年以后的事了。）
还有更应该写下的，是我的那些热情活泼的美国同学。在《寄小读者》通讯九中我已经写了她们对于背乡离井的异国的生病同学的同情和关怀，这里还应当提到她们的“淘气”！我这人喜欢整齐，我宿合屋里墙上挂的字、画、镜框，和我书桌上的桌灯、花瓶等，都摆在一定的地方，一旦有人不经意地挪了一下，我就悄没声地纠正了过来。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注意上了。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我的屋子完全变了样！墙上的字画都歪了，相框都倒挂了起来，桌灯放到了书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我开门出去，在过道上笑嚷：“哪一个淘气鬼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快出来承认！”这时有好几间的屋门开了，她们都伸出头来捂着嘴大笑：这种淘气捣乱的玩笑，中国同学是决不会做的！
还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学后，院子里就来了许多从哈沸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来访女友的男同学，这时这里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学的校园，热闹非常。先是这宿舍里有个同学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来访，当这一对从楼下客室里出来，要到湖边散步时，面向院子的几十个玻璃窗儿都推上了（美国一般的玻璃窗，是两扇上下推的，不像我们的向外或向内开的），女孩子们伸出头来，同声地喊；NO（不可以）！这时这位男同学，多半是不好意思地低头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胆子大、脸皮厚的男孩子，却回头大声地笑喊yes（可以）！于是吓得那几十个伸出头来的女孩子，又吐了舌头，把窗户关上了！能使同学们对她开这种玩笑的人，必然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同学。宿合里的同学对我还都不坏，却从来没有同我开这种玩笑，因为每次来访问我的男同学，都不只一个人，或不是同一个人。到了我快毕业那一年，她们虽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来访的时候不多，我们之间也很严肃，在院里同行，从来没有挎着胳臂拉着手的。女同学们笑说：“这玩笑太‘野’了，对中国人开不得。”
我毕业回国后，还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通信，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我的大女儿吴冰到美国夏威尔大学（1980—1981年），小女儿吴青到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1982一1983年），都是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学习的，那时还有一两个我的威校女同学们去看她们，或邀请她们到家里度假。这些我的同学们都已是八十岁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
1987年6月13日
我在写《在美留学的三年》的时候，写了一些和美国同学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写我和中国同学之间的故事，是个缺憾！
我在1923年进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位中国学生，都是本科的，有桂质良（理工系）、王国秀（历史系）、谢文秋（体育系）、陆慎仪（教育系），还有两位和。我同时到校的，她们是黎元洪的女儿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为她们来了不久就走了，因此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威大的研究生，本来是不住在校内的；她们可以在校外的村子里找房子居住，比较自由，校方因为我从中国乍来，人生地不熟，特别允许我住在校内的宿合，我就和王国秀等四人特别熟悉了起来。我们常常在周未，从个别的宿舍聚到一起，一面谈话，一面一同洗衣，一同缝补，一同在特定的有电炉的餐室里做中国饭，尤其是逢年过节（当然是中国的年节），我们就相聚饱餐一顿。但是在国庆日，我们就到波士顿去，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会”的男女同学们，一同过节。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是清华出去的，他们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校学习，我们常有来往，威校以风景著名，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往往是十几个人一拨地来威校参观访问，来了就找中国女生导游，我们都尽力招待、解说。1925年以后，王国秀等都毕业走了，这负担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以致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宿舍的联欢会上，舍监u夫人送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送上这个本子，作为你记录来访的一连队一连队的男朋友之用！”惹得女同学们都大笑不止！
我们同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们，还组织过一个“湖社”，那可以算是一个学术组织，因为大家专业不同，我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我记得那时参加的男同学有哈佛大学的：陈岱孙、沈宗谦、时昭沄、浦薛凤、梁实秋，和燕大的瞿世英。麻省理工大学的有曾昭伦、顾毓绣、徐宗涑等。有时从外地来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也可以临时参加，我记得文藻还来过一次。
此外我们还一同演过戏。1925年春，波士顿的男同学们要为美国同学演一场中国戏，选定了演《西厢记》，他们说女角必须到威校去请，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演崔莺莺。就提议演《琵琶记》，由谢文秋演赵五娘，由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我忘记了她的中国名字）演宰相的女儿，我只管服装，不参加演出，不料临时邱女士得了猩红热，只好由我来充数，好在台词不多，勉强凑合完场！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1926年春（或1925年秋），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我和时昭沄、徐宗涑演了一出熊佛西写的短剧（那时熊佛西也在美国），这剧名和情节都已忘记得干干净净。现在剧作者和其他两位演员，都已作古，连问都问不到了！
1987年6月22日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