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更谆谆的指导我研究清代军制的方法、步骤和应注意的地方。后来我做清代军制的研究，从适之师这个指示去追寻出清代“兵为将有”的起源，早由于“兵由自招”，“饷归自筹”两个因素所造成。这两种情形是“勇营”所特有的，那个作为国家经制军队的绿营却不如此。绿营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将皆选调，兵皆土著”。将皆选调，故将领的升转操自中央；兵皆土著，故兵丁不随将领的去留以为去留，而全国兵籍都握于兵部。至于兵饷则由户部每年指拨，而不是归将领就地自筹。因此，在绿营制度下则“兵归国有”，在勇营制度下则“兵归将有”。当嘉庆打白莲教时，绿营已经在腐化了，将领自招的“乡勇”业已抬头，罗思举（《罗壮勇公年谱》是他的自传）带的是乡勇，所以便已经露出了一点兵为将有的萌芽，适之师的指示是不错的。不过，那时候，绿营虽然打仗不得力，但仍然是国家经制的军队，故“兵归国有”之局，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在《罗壮勇公年谱》中记有一个四川绿营兵抗拒新任提督的故事，便可给我们做证明。这个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打白莲教时，四川绿营兵跟提督七十五久了，大家出生入死，后来七十五无辜被参革职，兵士不平，新提督丰伸来营接统，兵士便起来持旗抗拒。但经过一下子的义愤，他们给罗思举的几句话的劝告，便俯首帖耳听丰伸的命令。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是国家的兵，他们吃的是国家的粮饷，他们不是七十五私人招募的，要想抗拒新任提督是不可能的，所以终归不能不听丰伸来接统。这个故事，给我们描写出绿营时代“兵归国有”的情形，这种情形，到湘军时代便完全改变了。湘军里面，发生过一件霆营抗拒新统领娄云庆接统的事件。其情形颇和从前绿营时代川兵抗拒丰伸相似，而其结果则绝不相同。霆营抗据娄云庆，云庆不敢前往接统，后来曾国藩只得把他们解散去。因为湘军是兵由将领自招的，饷是由将领自筹的，所以兵士只知有他们的将领，国家也派不得人来接统他们。咸、同之间，绿营完全崩溃了，由湘军起来代替了绿营，因此，才造成了晚清兵为将有的局面。而考其演变的起点，实始于嘉庆白莲教之役的招募乡勇，我把我的考证写了一篇《晚清兵为将有的起源》，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联社会经济史集刊》上发表。适之师的指示，更根本的改变了我的粗浅的见解，使我懂得如何去研究制度史。后来写的《湘军新志》，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在所著的《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中论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认为其结论“对充分了解晚清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本质极其重要”，便是由于开步走时就给适之师纠正了步伐的。我是这样的一个违教的学生，适之师竟然不惜苦口婆心来教训我，况且，他写这两封信的那一天，正当炎炎酷暑在协和医院里检查身体的时候，他忘不了要教训他的一个不成器的学生。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叫我怎能说得出我的感激哩！
1937年春天，我那部《太平天国史纲》出版了。这部小书，是我在1935年年底至次年四月中的晚上拖着疲乏的身体匆促的写成的。我写此书的对象是中学生，因此许多材料都没有用到，一些有学术性质的考证也没有收入里面去。
到了印出来，我送一本给适之师，他看了，责备我说：“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
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适之师的话，叫我毛骨悚然！太平天国之役，十九年长期大战，毁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史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的叙述昵？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法国历史家凡德尔（Vandal）在开讲法国大革命的演讲时说过：“我们的演讲，不要越出两端之外；一端是教人革命，一端是不教人革命。演讲家只能自处于历史家的地位，讨论历史，不要存什么成见，也不要预存结论，也不要发表什么融通的议论。”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只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他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犯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见《太炎文录·说林下》），也就是违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我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昕他的教训，在那一瞬间，教人闪电一般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夏天，陈仲甫（独秀）先生关在南京狱，他也打算做太平天国史研究。汪原放先生是仲甫先生的年家子（原放先生的尊人和仲甫先生是清末在江南读书时的同学，故有此年家的交谊），常送衣物去给他。仲甫先生就叫原放先生找几本太平天国史给他看，原放先生给他买了几部坊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连我那部放在亚东图书馆的《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未刊稿也送去了。仲甫先生却特别的谬赏我那部粗疏的稿本，问了原放先生，才知道我是一个跟适之师做学问的人。他同原放先生说：“请你对适之说，可以请罗先生来南京和我谈谈太平天国吗？”原放先生写信告知适之师。那时候，亚东图书馆编辑章希吕先生也住在适之师家，适之师笑对希吕先生和我说：“仲甫也要研究太平天国，他对原放说想尔纲去南京和他谈谈。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努力研究吧。”那时候，适之师对我的希望是如何的恳切呢！我而今却写出这样荒唐的东西，使他又是如何失望啊！我想起了这一件往事，教我满面羞惭抬不起头来。后来这部小书给《大公报》誉为～部具备时、地、人的条件的好著作。
当时惟一书评刊物一一《书人杂志》评为中国最新十部佳著之一。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把它列在唐宋以来的私修史内。直到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史》还评论说：“罗尔钢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那真教我惭愧无地了！
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舂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
我在北大考古室，做了两年，还是助理。因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升迁，向例是少有的。所中同事们往往做了六、七年未迁一阶，所以我自然也同样的待遇。但朋友们在别个机关，却年年升转，他们都为我着急，汤象龙、梁方仲两先生在南京把我的情况向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所长孟和先生说了，孟和先生便托罗莘田（常培）先生北归时，代请适之师提高我的待遇。孟和先生和朋友们对我的好意，我是十分感激的；然而适之师的困难，我却是知道的。他在北大一向不用一个私人，他把我安置到考古室去，已经是破例的了，他做文科研究所的主管人，别的同事不升迁，能把我升迁吗！我将这种情况向朋友解释，但他们却仍不以为然。先是我于1935年秋在《益世报-史学》上发表了一篇《淮军的兴起》，指出淮军为曾国潘济湘军之穷，弥缝他本人无限之缺憾而假李鸿章之手来创立的。清华文学史学系主任教授蒋廷黻先生看了，认为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的真相。对吴晗先生说要约我谈谈。适史学研究会举行郊游西山，我就在那天留住清华园，晚餐后，华灯初起就由吴晗、谷霁光两先生陪我去见廷黻先生，一直纵谈到次晨一时多，十分畅快。第二年春，廷黻先生出任驻苏联大使，他教授的中国近代史功课，就推荐我接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先生到北大文学院适之师处，请我去清华教这门功课。适之师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的一个无名的学生，已经给著名教授重视了，但他却替我辞谢了清华聘请。这个消息，给朋友们知道，除了吴晗先生叹气不说话外，都不免愤激起来。他们以为适之师在北大既不升我的级，又不放我到清华去，是看不起我。其中有一位激烈的朋友，他几乎要去质问适之师。那时候，妻儿已经回了家乡，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宿合里。那儿是我们史学研究会会友聚集的场所。我平常每到星期日早上，就到适之师家去看看思杜弟的功课。自从适之师给我辞谢清华聘请的事后，朋友说：“适之先生既然看不起你，你还有面子上他家吗？”朋友是少年气盛的，不由我分解，一到了星期日上午，他们就拉我游公园，不许我到适之师家去。如是有两月之久。朋友们替我活动，谷霁光先生把我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推荐，汤象龙、梁方仲两位先生把我向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推荐。到了五月底，两处同时聘请我。朋友才放我到适之师家去告知适之师。我怀着一种踌躇趑趄的心情走进了适之师家。师家的人，以为我害病了，许久没有来，但适之师心里明白。他等我把要说的话说了，就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现在为你着想，还是留北大好，两处都不要去。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我听了适之师的话，一腔热泪，涌上眉睫，他不以我的愚顽而遗弃我，仍然一样的为我的前途打算。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适之师对我的爱护。我要用我的泪珠洗涤我的罪过。等到辞别了适之师，一跳上洋车，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后来适之师给我决定：北大把我升为助教，加薪二十元，考古室添助理一人，书记一人，帮助我工作。另外每月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津贴五十元，研究清代军制。到第二年夏天，考古室助理工作上了轨道，北大才准我辞职转入中央研究院。
这一年秋天，妻儿再从家乡来北平。那时候，我每月一百三十元的薪津，我仍然过着九十元一月的生活，每月有四十元剩余。本来我到了北平就养成访书的爱好，成为一个最感兴趣的生活。既囊有余钱，我到琉璃厂、隆福寺、头发胡同、东安市场各种书店、地摊、担子去访书的工作更走得勤了。那几本珍贵的曾国藩手批萧盛远所呈《粤匪纪略》，王韬手钞本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左宗棠《致张曜书真迹》，明刻《今古奇观》残本，乾隆帝殊批《异域琐谈》，都是在这一年内访得的。此外，并专收清代军制的书。我历年陆续收得许多光绪、宣统年问创办新式军队的史料，后来我在中央研究院便得利用这些史料来写《晚清兵志》一书。
因为生活不再紧张了，所以我便得有心情来常常反省自己，和静观各方面人事的变化。我认识到适之师那句：“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的话，好似暮鼓晨钟一般警告我。我这个人，性鲁行方，不会应付人事，不是适之师，谁能同他这样爱护我、体谅我，宽恕我，弃我之短而录我之长呢？我还是再跟适之师在北大吧。北大升迁虽然不易，我还是安贫守拙的好。我经过一年长长的考虑，到了1937年五月底，看看快要接受中央研究院的聘约的时候，我毅然把我愿留北大的决定告知适之师。适之师十分欢喜，因为他那个顽鲁的学生现在看清楚自己了。他安慰，并且鼓励我说：“你愿留北大，我十分欢喜。
北大是能够让你好好的发展的。你从下半年起，半天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半天做研究工作，随你自己的意，做研究金石学也好，做研究清史也好。至于中央研究院方面，我替你向孟和先生商量，仍领津贴研究清代军制。”事情决定了，我眼前充满光明，一种恬静的愉快的心境教我安心立命的留在北大，怎知道不到两个月，芦沟桥的烽火就把我这个决定打破了，使我不得不离开北大。
韶光如水般过去，离别师门，快要六年了。寂寂的中年倏忽的已经到来。
想起我往日受过的那煦煦春阳般的师教，我应该如何的努力将来，然后方才不致始终成为一个有辱师教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