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思齐把上述本体论和本源论贯彻到政治中，对王道之术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统治者不应该好大喜功，因为“成光大之业，皆为法道忘功”（《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九，《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在政治活动中，高明的统治者是“圣智虚凝，忘功济物”（《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一，《天下皆知章第二》）。强思齐认为，政治活动必须以道为根本，道是本，其它都是末。他“劝今息末崇本”，即强化“道德之本”，铲除仁义礼乐等“末”。对政治理论中的权实关系问题，强思齐也有所论述。他认为，“用道匡时”，“须资权实”。从道的高度来理解权、实关系，又把权、实落实到心中，转化为智，是强思齐的一个创新。他认为，实即“实智”、“真智”，即遵循大道，清静无为，恬澹柔弱，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智慧。权智与真智相反，是有为好事，刚强奇诈，逞能显威的政治巧诈。
处理政事，应以实为本。但以用兵和刑罚为内容的权智还是必要的，因为实只对上等人有效，对下等人还得用权，“用权以笼下士，持实以度上机（《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十，《将欲翕之章第三十六》），但必须注意，“权不丧实，应不离真”（《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八，引成玄英语），权只是在不得已时使用。
唐末五代时期，战火纷飞，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渴望过上太平安乐的日子。闾丘方远（？～902年）节选《太平经》为《太平经钞》，罗隐（833～909年）著《太平两同书》（见《罗隐集》），谭峭作《化书》，反映了道教中人对此的关注和思考。
张万福与杜光庭的科仪之术
张万福是活动于唐玄宗时期（712～755年）的太清观道士，曾参与编修《一切道经音义》。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三洞法服科戒文》、《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等近十种，是继陆修静之后道教科仪的集大成者。他以“修道即修心”为指导思想，视上清经为最高品位的道经，认为持戒重在心戒，即在心中断除****，修善止恶。对醮仪，他同样强调要落实到心，即必须心“诚”。在《三洞法服科戒文》中，他认为道士的服饰均有特定的含义。“冠”即“观”，内观于身，外观于物，均要按照修道的要求去践履。“裙”即“群”，内断群迷，外祛群累，摄化万物，修道解脱。“帔”即“披”，内披露肝心，无渣滓污秽，外披扬道德，开悟众生，内外开通，物我皆济，救度众生合归于道。合而言之，“冠以法天，有三光之象；裙以法地，有五岳之形；帔法阴阳，有生成之德。总谓法服，名日出家。内服己身六根三业，调练形神；外服众生三途五道，救拔人天，遍及圣凡。知有所法，景行可遵。又法天尊圣真仙服，住持经戒，教化人间，必使师资相习，真道流通，易此俗衣，著彼仙服。道能服物，德可法人，以是因缘，名法服也”。法服是道士从身内、身外合而修道的标志。对传授经戒中的信物和仪式，如“券契”（修道达到一定阶段的与神签订的契约）、“盟”（与神签订，促进修道有所长进，否则神降殃灾的类似于保证书的契约）、“誓”（向神宣誓，坚定信道之心），他也从道的高度进行了理论化的解释。这是把道的理论贯彻到科仪中的表现之一。对佩戴五方符文，张万福的解释是：“道不离身，神将气化，和理于心，寿齐天地，炼景人真，设身不殁，永劫独存。
功齐太虚，德冥自然。”（《传授三洞经戒法策略说》）这些都表明晚唐时期道与术汇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张万福对道教经戒的总结体现了内丹道教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情势，为杜光庭集道门科仪之大成准备了一些条件。
杜光庭（850～933年）是唐代末年另一个道教科仪的集大成者，其成就超过了张万福，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一些。杜光庭，字宾圣，号东瀛子，是茅山宗司马承祯一系的多传弟子。唐禧宗时曾任麟德殿文章应制，后随唐禧宗到四川后留下，又事后蜀王建父子，任光禄大夫、大学士，先后赐号广成先生、传真天师。他学识渊博，遍及三教，主张“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分别”，强调融通三教：“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杜光庭的著作遍及道教的各个方面，流传至今的尚有二十多种，如《道德真经广圣义》、《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广成集》、《历代崇道记》、《道门科范大全集》、《太上黄箓斋仪》等等。
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对他之前六十家所注解的《道德经》进行了重玄、因果、儒家、佛教等侧重点和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他尤其推崇唐玄宗之注，并本着重玄的基本思想作了补充和发挥。他的“不滞有无，不滞中道”、“无所局滞”，是对以往“重玄之道”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概括。
杜光庭对道与气的关系作了多方面的阐释。他说：“道者，虚无之气。”（《老子说常清静经注》）这里把道直接等同于气，也就是把本体与本源合而为一成为“混元”，目的是把本体论和本源论统一起来，更好地解释在万物衍生的过程中道与气的关系，即“混元以道气生化”。那么，在生化过程中道与气是否就没有差别了呢？杜光庭的看法是：“道，通也，通以一气生化万物，以生物故，故谓万物之母。”（《老子说常清静经注》）
在杜光庭看来，在万物衍生的过程中，道的功能体现为衍生这一运动的规则、规范、规律、秩序，也就是变中的不变性、稳定性。气的功能体现为衍生这一运动的具体活动，即变化的方面、不稳定的方面、适应环境的方面。
杜光庭对道与德的关系也有新的发展。他从“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这个基本点出发，从本迹、理教、境智、人法、生成、有无、因果七个方面，详细辩析了道与德的体用、同异关系，这对道教道与德的关系的争论应该说是作了一个很系统的总结。
“无为”是道家、道教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历来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杜光庭继承《淮南子》的思想阐释说：“无为之理，其大矣哉。无为者，非谓引而不来，推而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就外在的方面来说，晚唐社会秩序趋于混乱，世俗权威衰堕，面临着崩溃和重建，消解了它作为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之源的功能，人们的道德水准大大下降。就道教的内部来说，此时内丹学也日益兴盛。在这种情况下，杜光庭的阐释显然有其匡正时局和顺应道教发展的主流思潮的积极意义。
杜光庭顺应内丹心性修炼思想鼎兴的潮流，把得道成仙的修炼归结到心性功夫上。他认为：“理身之道，先理其心。”（《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十九）怎么样理心呢？杜光庭提出了“灭心”的主张：“善恶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灭，因心而生。习道之士，灭心则契道。世俗之士，纵心而危身。心生则乱，心灭则理”（《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八）。由此看来，他所谓的“灭心”并不是从实体上把心消灭，而是使心静如明镜，不起波澜，不产生欲念，达到“心泰志定，境不能诱，终日指挥未始不晏如（《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八）的境界。具体来说，“炼心”就是要处理好性与情的关系。他说：“自道所禀谓之性，性之所迁谓之情。人能摄情断念，返性归元即为至德之士矣。至德之本即妙道也。”（《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十九）在他看来，心之所以难以制伏，就是因为见到外物后产生贪欲。有了贪欲就有情，有了情，性的功能的正常发挥就受到阻碍。所以，要断绝贪念欲望，驾驭住情，使它返回性，合于道。本着修道即修心的观念，杜光庭改造了佛教的“观行”思想，把“观”分为“气观”之“定”和“神观”之“慧”两种，具体阐述了“观”的十四种门径，小乘初门三观是假法观、实法观、遍空观；中乘观行四门是无常观、人常观、入非无常观、人非常观；大乘观法四门是妙有观、妙无观、重玄观、非重玄观：圣行三门是真空观、真洞观、真无观。杜光庭认为按照这十四种观法修心，循序渐进，就能使得心与道合，从而位登仙品。
杜光庭对道与术的关系有自觉的认识。他在《仙传恰遗》中说：“术之与道，相须而行。道非术无以自致，术非道无以延长。若得术而不得道，亦如欲适万里而足不行也。术者虽万端隐见，未除死箓，因当栖心妙域，注念丹华，立功以助其外，炼魄以存其内。内外齐一，然后可适道，可以长存也。”术与道相辅相成。道是术的观念背景和指导性的理论，既是万物的本源和本体，又是修炼的最终境界。没有术就不能得道，没有道，术也没有修持的必要。得术就是通过修炼它而得道。术虽然有千千万万种，但都必须内外兼修，把内在的心性修炼与外在的积功累德结合起来。
关于修炼术的原则，杜光庭认为，首先要灭三毒，即断华饰、远滋味、绝****，其次要守三元，即上元泥丸脑宫、中元心府绛宫、下元炁海肾宫。这样可以达到“神和、炁畅、精固”，接着再进一步，就可以“炼阴为阳，炼凡成圣”（《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这是老庄的无为法向内丹的有为法的过渡。
修道成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伦理道德的涵育。晚唐之前的道教对这一点固然也没有忽视，但总体来说，只是作为修道者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给予一般性的强调，杜光庭则不同。他的《老子》注释不同于前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非常强调伦理道德。他把老子的思想归纳为“三十八别”，即三十八条，其中大部分是具体的道德规范，如“崇善去恶”、“积德为本”、“不贪世利”等。不仅如此，杜光庭在论证了神仙实有后，在传统的成仙的三种途径，即白日升天、山林隐化、尸解成仙之外，增加了积善成仙一途。这在道教史上是第一次明确把伦理作为成仙的一种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伦理行为的实践能够长寿进而成仙，这显然有利于道教的广泛传布和增强道教对一般老百姓的影响力，也有利于劝恶止善，稳定社会秩序。他的《墉城集仙录》10卷专门给古今三十七名得道成仙的女子作传，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之一。杜光庭对伦理道德的强调开启了宋代之后道教伦理之术鼎盛的先河。
在王道政治方面，杜光庭本着唐玄宗的理身理国之道相通相同的观念，融会儒家的“仁政”、“怀柔致远”和道家的“崇道”、“尚柔”、“清静”、“无为”等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例如他对人君如何规范自己提出的建议是：“以仁爱为心，重静为用，俭约为基，令四海同文，万方述职，天枝帝叶，传之于子孙。善崇建于根蒂，善抱守其淳朴，使天下慕其仁而归之”（《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二十八）。
杜光庭极力神化老子，认为他是“大道之身”，即道的化身，创造了道教所说的天上三十六天，地中三十六洞天，以及天地之间的一切。他认为，元始天尊、玉辰大道君是述而不作的祖师和太上皇，太上老君则是名副其实的宇宙的主宰，他在历朝历代机敏神应，“随机赴感”，以不同的名号参与人的世俗生活，“代为国师”，人类文明的进步都是老子不断教化的结果。
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对他之前道教经籍中的神仙住地的描述进行了综合性的梳理编纂，形成了一部很完整的宗教地理学著作。这部书的内容包括天上仙山、天下五岳十山、十洲三岛、五岳、十大洞天、五镇海渎、三十六靖庐、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灵化二十四（即二十四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