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道家指战国中期齐国稷下学宫中崇尚黄老思想的学者之学术派别，主要由宋钘、尹文、田骈、慎到及《管子》四篇的作者构成。宋钘即宋荣子，宋国人；尹文则系齐国人。《庄子·天下》将宋、尹并举，并论其思想倾向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钎、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从这一段论述来看，宋、尹的思想与老子的学说宗旨是大体吻合的。然庄子又谓他们“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虽饥而“不忘天下，日夜不休”，“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日上下见厌而强见也。”从这些论述来看，他们显然具有墨家的思想因素。可见，宋钘、尹文乃是介于墨、道之间的学者，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道家人物。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
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本意。”田骈又称陈骈。《庄子·天下》将田骈、慎到并举，并论其思想特征说：“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又谓其“齐万物以为首”，“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弃智去己，而缘不得已”，“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这都属于道家的思想和主张。但从《慎子》残篇及其他先秦史料来看，田、慎二人又都有着法家的思想因素，如《慎子·民杂》篇论君臣之道说：“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君臣》篇论法的重要性说：“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田骈亦尚法治，荀子曾谓其“尚法而无法。”由此可见，田、慎乃系介于道、法之间的人物，他们撷取老子的为君之道而向权术的运用方面加以发展，从而实现了由道家向法家的转化。后来的韩非乃是这一转化的集大成者。
《管子》四篇《心术》、《内业》、《白心》和《枢言》出自何人之手，目前尚难断定，但为稷下道家的作品，则已得到学界的基本认同。
《管子》四篇的思想，一是提出了“气”或“精气”的概念，将“气”引入道的范畴，用“气”来说明道；二是提出了“静因之道”的认识论原则，主张“以物为法”，排除人的主观成见；三是提出了“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的“道生法”思想，认为权与法的最后根据乃是“道”。
总之，尽管稷下道家构成道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由于其思想比较芜杂，存在许多墨、法、名诸家的因素，特别是田骈、慎到等人甚至可以归为前期法家或法家的思想先驱，故我们只在此作一个扼要的交代，在本书的正论部分并不作详细的探讨和阐述。
道家思想在先秦发展演变的第三阶段是庄子或庄子学派的思想。如果说稷下道家还只是对老学部分的吸纳和发挥的话，庄子或庄子学派则是对老学全面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扬。庄子以其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而将老学和道家思想引领到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庄子对老学及道家发展之贡献，在历史上无有出其右者，故人们习惯以老庄并举来指称整个道家学派。
庄子以后，道家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仍然绵延不绝，并出现新的理论形态。这种新的理论形态就其要者，不外汉初的黄老之学，东汉末年兴起的道教、魏晋玄学等。然不论是黄老之学，还是道教和玄学，都并不完全反映原始道家的真精神。因此，我们只需点到而止，以见出道家思想演变发展的基本脉络，而无需作出更详尽的内容介绍和阐释说明。
二、老庄其人其书
老子和庄子都是世界级的哲学大师，《老子》和《庄子》乃是他们贡献于人类的两部经典性哲学著作。然而，关于老庄其人其书却历来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及今未得定论。这里，笔者无意进行繁琐的考辨，而只想作一个必要的交代和说明。
（一）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是谁？《老子》书成于何时？老子和《老子》书是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在讨论和阐析道家哲学时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
关于老子是谁，汉代司马迁的记
述已有些含混其辞，致给后人留下一
宗争论不休的历史遗案。他在《史
记》中举出三个人：一个是孔子曾问
过礼的周守藏史老聃，楚苦县厉乡曲
仁里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一个
是老莱子，也是楚人，与孔子同时代；
一个是战国时代的周太史儋。现在
多数论者认为老子即老聃，春秋末期
人，稍长于孔子。笔者从之。
为什么说老子即老聃呢？古书中
关于孔老之关系的记载是一个有力的
依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史记·孔子世家》又云：“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日：‘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认定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却并未指明老子即老聃。
不过根据高享先生的考证，《礼记·曾子问》载孔子述老聃之言四事，其二事云：“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桓，日有食之。老聃日：‘丘，止枢就道右，止哭以听变’。”而《庄子·天道》篇、《天运》篇、《田子方》篇皆载孔子见老聃的故事，《知北游》篇、《天地》篇又孔子老子相问答，另外，《吕氏春秋·当染》篇亦记“孔子学于老聃”。
可见，《史记》所记接受孔子问礼的老子就是老聃，老子和老聃是一个人。
那么，老子和老莱子、太史儋又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老子既不是老莱子，也不是太史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之所严事者，于周则老子，于卫遽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司马迁在这里明确将老子和老莱子视为两人。《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又云：“或者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尽管老莱子亦为楚人，且从其“言道家之用”看，老莱子亦可归为道家人物，但“著书十五篇”与《道德经》上下篇显然不是一回事。由此亦可知老子和老莱子不是一个人。
清人毕沅、近人罗根泽等又谓老子即太史儋。其根据有四条：一日《史记》载老子即太史儋非虚造；二日“儋”、“聃”音同字通；三日同为史官；四日皆曾出关。笔者认为这四条根据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首先，《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孝公……或日儋即老子，或日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并没有判定太史儋就是老子，他因为拿不准，故采用“或日是”、“或日非”的模棱两可的说法。其次，儋、聃音虽相近，字形却相异，很难仅据言近就断定两人实为一人。再次，老聃和太史儋虽同为史官，但聃为守藏史，儋为太史，守藏史是掌管图书的，太史的职责则与此有别。又次，老聃与太史儋虽皆曾出关，然老聃出关乃是出于归隐，太史儋出关则是为了见秦献公而谋求用世。此外，根据《道家思想史纲》作者的辨析，老聃和太史儋生活的时代亦不同，“老聃为孔子之师，年长于孔子。太史儋见秦献公乃公元前374年，此时距孔子之生（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有177年。年岁长于孔子的老子，此时如果不死，至少有180余岁。180余岁的老人，入秦出关，从事政治活动，似乎不可想象。所以这位见秦献公的太史儋，不可能是老聃，他当生活于战国中期，而老聃则生活于春秋末期（或者延续到战国前期），故两人非一人也。”我们认为，《史纲》作者的推论大体可信。
关于《老子》的成书时代，学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即春秋末至战国初年说，战国时代说，秦汉说。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即春秋末至战国初年说。
老子和《老子》书的关系与《老子》的成书时代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说生活于春秋末至战国初年的老子或老聃是《老子》的作者的话，那么就可以断定《老子》不可能是战国中期或秦汉时期的作品，而只能是春秋末至战国初年的作品。据《道家思想史纲》作者的考证，老聃贵柔的思想在当时已产生一定的影响，《说苑》卷十曾引春秋末年人叔向的话说：“老聃有言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日：‘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叔向引的这两段话见于《老子》第四十三章和第七十六章。这是《老子》成书不至晚于战国初、《老子》的思想属于老聃的一个铁证。而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的出土，则使秦汉成书说不攻自破。
剩下的问题是：《老子》究为老子自著还是其后学加工而成？我们认为，从现有资料来看，《老子》很可能是老子自著，是老子一人的作品。首先，《庄子》、《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都不曾怀疑过老子这个人和他的学说的关系”，“都从不同角度描绘着一个思想面貌的轮廓大体相同的老子。他们所描绘的老子学说与《老子》书的基本思想是符合的。”其次，《老子》书思想连贯，逻辑谨严，言简意丰，首尾相应，不像是由门人或后学编纂的作品。再次，《老子》书常常运用“吾”、“我”等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不妨将《老子》看成是老子的思想独白。当然，这还只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推论，如无新的材料发现，我们尚不能作出确定无疑的判断。不过，认定《老子》书的基本思想属于老子却是大体不误的。
由上面初步论证推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老子就是老聃，春秋末期人，因其“养寿”而活至战国初
年；《老子》成书最迟不晚于战国初
年，《老子》很可能是老子自己的作
品；抛开《老子》，研究老子也就失
去了应有的意义。
（二）庄子其人其书
庄子其人的生平事迹，我们知之
不多。根据《史记》和先秦其他一些
史籍的零星记载，也根据《庄子》书
中散见的包括寓言性的材料，我们大
体可以勾勒描绘出庄子形象的基本轮廓。
庄子姓庄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今安徽蒙城）。庄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能确考，《史记》称其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据史家推算，庄子约生于公元前369年（梁惠王二年），卒于公元前286年（魏昭王十年），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在世时只做过蒙地的漆园吏，但为时不久即归隐，过着逍遥自适的隐士生活。他在当时给人的印象，一方面极富才华，一方面又极富个性。他虽然很贫穷，却不以穷为耻。《庄子·外物》云：“庄子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候。”《列御寇》日：“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他靠卖草鞋为生，有时不得不向别人借贷。一次，他“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屦而过魏王”，魏惠王讥笑他疲惫，庄子反驳说，我这是贫穷，却并非疲惫，惟有士人有道德而不能付诸实践，才感到疲惫。他虽然有为官的机会，却不愿为之所束缚。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日：‘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类似的故事也见于《庄子·秋水》和《列御寇》等篇中。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庄子自是清高、自得其乐，而与当时的统治阶级不相合作，对高官厚禄高度轻蔑的生活态度。
庄子生前朋友不多，只有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施与他常相往来，讨论学问。关于“鱼之乐”的著名的“濠上之辩”，即出自他俩的手笔。不过，尽管他与惠施为友，但他俩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境界却大不相同。《庄子·秋水》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惠施在梁国为相，庄子以朋友的身分去看他，却使他感到恐惧，担心庄子将取而代之，于是令属下于国中搜捕三天三夜。庄子以高洁的凤凰自况，把梁国的相位视为一只腐鼠，把担心失去相位的惠施视为一只渺小可厌的鸱鸟，表现出对为官之惠施的不屑一顾。
《庄子》一书是我们研究庄子或庄子学派的主要资料，研究庄子或庄子学派，离不开对《庄子》成书情况的了解和把握。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却分歧很大，及今未能达致相对的统一。
